从孔孟儒家协和万邦思想看拯救人类的和谐文明建构大趋势

从孔孟儒家协和万邦思想看拯救人类的和谐文明建构大趋势(下文）默认分类2009-12-2113:08:15阅读111评论0字号：大中小订阅孔孟儒家“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治学方向和奋斗目标，体现了强烈的自然与人类终极关怀。推动孔孟儒家在世界的创新和复兴，积极在全球弘扬孔孟儒家文化关于环保和生态安全的观念与思想，能够有效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消减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保护人类家园地球，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实现人类族群的繁荣永续。当代孔孟儒家的价值，绝不仅限于上述所论与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人类优秀文化或学术将会给中国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类带来难以预料的巨大福祉。正确认识中华和谐文化的本质特点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包含着三大内容：一是具有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二是体现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要了解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以及中国和平发展的性质，就必须了解与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儒、佛、道三家的“和谐观”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孔孟儒家文化为主导，儒、佛、道多元文化兼容互补的思想文化传统。在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和谐文化”的思想资源。儒、佛、道三教都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全社会、全世界的和谐。孔孟儒家的和谐思想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讲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万物的整体性和谐。其典型的范畴与命题即“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想。第二层次是讲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群体和谐。《尚书.尧典》所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思想，宣扬的是邦国之间、族群之间的和谐局面，而《周易.乾卦。彖辞》所说的“保合大和……万国咸宁”，即以保持“太和”为群体和谐的境界。而在群体内部，孔孟儒家提出了以“君臣义，父子亲，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即“五伦”)，实际上是提倡协调人际关系的伦理和谐。第三层次是讲个体的身心和谐。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修己以敬”等等教导，都是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身心和谐，成就君子人格。概言之，孔孟儒家的和谐思想，是整体和谐、群体和谐与道德和谐辩证统一的和谐观。是以承认“不同”为前提而以“太和”为最高境界的多元和谐观，其基本价值观则是以“仁”为核心、以“和”为方法途径而以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为主要范畴的道德人文主义思想体系。道家文化传统中也有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如果说孔孟儒家的和谐价值观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仁爱和谐”观的话，那么道家的和谐价值观可以说是一种崇尚自然无为的“自然和谐”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是说人道的法则效法天地运行之道，天地之道的法则是自然而然的，所以人道也是自然而然的。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2]，这个“道”是世界本原。“一”指“宇宙”，宇宙由道而生；“二”指阴、阳二气，二气生于天地；“三”指阴阴二气相互作用产生的“和气”，和气化生万物。这正说明道家的和谐观是崇尚自然的“自然和谐”观。庄子继承和充实了老子的“自然和谐”观，提出了“天和”、“人和”、“至乐”等概念[3]，他所谓“天和”，是指“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所谓“人和”，是指保持人际关系和谐，从而达到“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的“太和”境界。而道家后起之秀一一秦汉之际黄老道家的“和谐”观，较之老庄更加积极有为。黄老道家一方面继承老学“阴阳和而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另一方面主张待时而动、应时而作，如《黄老帛书。十六经》认为“作争者凶，不争亦毋以成功”，主张“静作得时”，《淮南子.主术训》主张“进退有时，动静循理”、“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应时修备，富国利民”。这种“待时而动、应时而作”的动静观，为道家的“自然和谐”观添加了“积极有为”的因素。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陶冶心性、倡导众生平等的和平主义宗教，尤其是中国化的佛教，更是吸收了孔孟儒家仁爱和谐与道家自然和谐的思想资源，形成了一套既治心又救世的和平和谐理论。在传统佛教的规仪中有所谓“六和敬”，其内容为：身和同住，语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这个“六和敬”，既可以视为教内保持和谐境界的清规戒律，也可以视为佛教徒处世接物的人生态度，而其核心的价值观念是“和”。当代佛教界又提出了“新六和”理念，即“人心和善、家庭和乐、人际和顺、社会和睦、文明和谐、世界和平”[4]。这个“新六和”理念，正是当代佛教价值观的生动表述，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同样是“和”。该论坛组织者和参与者所一再重申和坚持的思想主旨是：“世界和谐，人人有责；和谐世界，从心开始”[5]，这体现了中国佛教的济世爱民情怀。概而言之，孔孟儒家的和谐观是“仁和”观，道家的和谐观是“天和”观，佛家的和谐观是“心和”观。中华和谐文化的根本特点：和而不同我们从上述儒佛道和谐思想资源中可以总结出中华和谐文化的如下特点：第一是道德理性，即强调道德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指导性意义，强调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对于成就完美人格(孔孟儒家的君子、佛教的菩萨)的决定性意义；第二是人文关怀，孔孟儒家的“仁和”关注的是人生意义与道德价值的实现，道家的“天和”关注的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由境界，佛家的“心和”关注的是人生苦难的解脱和心灵的超越，三家的终极关怀虽然不同，但实质上都是在以不同的形式关注人类的命运而已；第三是和而不同，虽然儒佛道都讲和谐，但达致和谐的方法与途径是很不相同的，这正应了《周易.系辞下》那句“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名言，从而体现了中华和谐文化“和而不同”的根本性特点。换言之，中华和谐文化是以承认不同为前提的“和”，是兼顾多方利益而崇尚协调的“和”，因而在实质上是兼容多元的“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世界上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其中对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三大事件：一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从此结束封闭、走向世界，出现了中华文化复兴、中国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二是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随着前苏联的崩溃而结束，尽管并不太平，但世界整体而言处在和平发展新阶段；三是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全球进入了电子化、信息化的高科技时代，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人们的交流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毋庸置疑的是，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新时代。在全球化大潮中，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念趋同化的历史进程。随着市场经济普遍建立，各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势不可挡。可以说，在当今世界，即便是最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也都被卷进了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而无一“幸免”。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东西方文化关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出现了多元文化互相沟通交流、从对立冲突走向和谐兼容的新趋势。而在价值观方面，一些原本属于西方或东方的价值观念，正在跨越政治文化的国界而日益为全人类所普遍认同、接受，例如：原本植根于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念，已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而被全人类所认同；而根植于中国孔孟儒家文化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价值观念，也被长期实践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同样具有普世性和永久性价值。在当代中国，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进展，以孔孟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正日益显示出它的普世性，日益受到现代社会的普遍重视，并为现代人类所接纳。独凭满目山河一声歌，人人沐浴皓月中现代社会一方面享受着现代科技文明，另一方面则产生了许多弊病。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怪病流行等等，成为困扰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大问题，尤其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更是弊端丛生。物质生活富裕的另一面是享乐主义、人欲横流；市场竞争的另一面则是拜金主义泛滥、人际关系冷漠紧张以及人性的扭曲和沉沦；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另一面是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膨胀；强调法制的另一面是形式主义的泛滥，及对道德教育和人格修养的忽视与排斥。这些问题不仅在西方普遍存在，而且在东方、在中国普遍存在。对于这种种问题，人们正在寻找纠偏补弊的制度良方与精神良药。这些弊病如何解决？靠科学？靠法制？也许能部分解决或使之缓解，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精神方面的问题。俗话说“心病还需心药医”，精神层面的疾病还是需要精神的处方。而孔孟儒家价值观所固有的仁爱、民本、和谐、诚信、中庸等传统美德，正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精神良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当今中国大大增强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世界大多数国家表示肯定、欢迎中国的和平发展，同时也在分享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也引起某些西方国家的忧虑，他们担心中国的发展会打破世界力量对比的既有格局，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会谋求政治的、经济的霸权，国际上的右翼反华势力或西方文明中心论者趁机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企图遏制甚至分裂中国，图谋阻挡中国国力的增强及其国际影响的扩大。在这样一个国际形势大背景下，中国怎么办？如何确保自身的和平发展？如何正确处理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文化的关系？世界怎么办？如何以正常心态迎接中国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巨人？如何使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带来双赢的结局？这是在全球化时代摆在中国和世界面前的一道难题。能否和平文明地破解这道难题以使各方获益，将不仅是对中国人、也是对全人类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孔孟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本的生存样式和生存智慧。孔孟儒家经典所宣扬的价值原则和思维方式均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生长的土壤中形成的，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最符合民族品格的实践路径，深入揭示这种文化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以“尚和”的思想为例，孔孟儒家不仅确立了“和为贵”的价值标准，并且通过完整的论述使这种理念内化为国民生存的最高旨趣，为营建和谐的人类生存秩序、实现和谐的社会风气提供精神支持和制度保障。因此，在我国要探索实现和平、构建和谐的理论指导，必然要求深入分析和把握孔孟儒家和平思想，吸收和借鉴其中之长处为今所用。孔孟儒家思想则通过道德教化，塑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以通过人类自身的和谐进而实现人类、自然、社会的和谐状态。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来看，战争与暴力不仅是政治、社会层次的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道德与宗教的问题。随着和平学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和平学的基本立足点不能只停留于排斥暴力、消解冲突，更重要的是应该研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价值理想的共同之处，致力于建设一种新的和平观与发展观，从而贯彻和平的理想和非暴力的观念，使之成为人类的共同价值取向。在这些方面，孔孟儒家和平思想渊源非常深厚，对于今天的和平学理论研究具有许多可鉴之处。中国传统和平思想的价值指向不仅是对于暴力、战争等直接暴力的消解，而且是在于人类理性的弘扬以及社会伦理的追求，并且成就与天地宇宙共和的雄浑气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札记·中庸》)在长期的和平追求与实践过程中，“和”的观念因此演绎为道德信念而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曾经有人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加热爱和平。这是因为中国的和平思想不仅有反对暴力与战争的手段与方法，“同时更具有文化信念与人间觉悟的追寻以及东方文化独特的内心体验方式”[6]，从而得以在心性的平台之上构筑稳妥的、自觉的秩序，在人性趋善的信念和对外在欲望的超越基础之上，由人类自身和谐而自觉构筑社会价值秩序，从而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和平境界。孔孟儒家和平思想之核心——秩序和谐孔孟儒家的和平理想也是围绕“和谐”的精神有层次地来展开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孟儒家思想承载着维系社会长治久安的精神重任，必然将和平的理想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秩序和谐之中。孔孟儒家和平理想的实现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和平是最基础的政治秩序，即实现了无兵、无争，消灭了战争、冲突的直接暴力而达到稳定的状态；第二层次是社会秩序的和谐，即依靠社会秩序的规范和约束实现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