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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和谐管理;东方管理学;和合管理;意识形态;社会科学;中国管理理论:C93:A:1672-884X(2008)02-0161-08ACriticalandConstructiveThinkingon‘ManagementinChina’HANWei(ShenzhenUniversity,Shenzhen,Guangdong,China)Abstract:DrawingontheseriespaperslabeledasChineseManagementTheoryinCJM,theauthorfirstlyquestionsHeXieManagementTheoryinseveralkeyissues,atthesametime,confirmsHXMT'sresearchagendawhichisinconformancewithacademicstandard,theauthorsecondlydoubtstheothertwoChinesestyleManagementTheoriesnamedasOrientalManagementTheoryandHe-heManagement(Theory)whichlooklikeideologicalumbrellasratherthansocialsciencesbasedonempiricalresearches,thentheauthorsuggestsmoreprudentattitudetoconstructChineseManagementTheory,finally,theauthormakessomecommentsonenhancingManagementResearchinChina.Keywords:HeXiemanagement;orientalmanagement;He-hemanagement;ideology;socialscience;Chinesemanagementtheory,,,:2008-02-041 是“中国管理学”,还是“管理学在中国”? 自从1991年半路出家学管理算起,17年来,在中文语境里,对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的“东方管理学”早有耳闻,只是最近才多见“中国式管理”、“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中国管理学”,甚至是“中国管理学派”的提法。曾经以为冠以“中国”字样的管理学命名方法,带有浓厚的“国家意识”,也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嫌疑,实无进入管理学术领地的必要。因为管理学如果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就不会有中国管理学(派)的说法;管理学如果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似乎也不该有中国管理学(派)的说法。虽然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有比如以学校称之的——“芝加哥学派”,研究团队称之的——“桑塔费小组”;但更实质性的,是“实证主义理论”、“阐释主义理论”、“批判主义理论”这样约定俗成的“命名”,且不同理论范式间都有“不可通约”的“认识论”、“方法论”标记。转向管理学术研究,认真分析“管理实践”乃至“管理理论(作为实践的系统化知识)”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应该是面向“发散性”和“收敛性”的追问。国际视野下经验研究的证据,似乎比我们想象得“凌乱”。比如OGBOR等[1]就注意到,在管理实践/理论“收敛性”、“发散性”的讨论上存在大量相反的证据,并提到存在管·161· 第5卷第2期2008年3月 管 理 学 报ChineseJournalofManagement Vol.5No.2Mar.2008 理实践/理论交叉性倾向——“接受自由市场经济同时,也不放弃本国/本土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LI等[2]在“中国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的专题研究中,揭示了近似的复杂图景,指出“外部的竞争压力驱使收敛性的出现,但社会文化固有的力量显示着离散性的趋势”;FEY等[3]对俄罗斯企业文化的研究,则部分验证了美国式组织文化和绩效间的关系,但发现了更显著的‘调适性’和‘灵活性’;忻榕等[4]对中国国有企业组织文化的研究,也在西方组织文化框架之外发现了一些独特的维度;SINGH等[5]对印度管理实践的分析,则分析了美式管理方法和社会传统之间匹配的必要性,强调了情境和认识论转向。一方面,围绕学术研究,我们很难从上述文献得出管理实践/理论“发散或收敛性”的肯定判断;另一方面,在“国际化-全球化”背景下,似乎隐含着由“自由市场机制”所带来的显著的收敛性。那么,依凭局部“管理实践”的差异或者说非收敛性,是否能“严格”地支撑“中国”管理学/理论创建的必要性,尤其是合理性呢?因为这势必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学术问题——中国管理学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何在?况且我们日常操作的大部分管理语言,不都是“西方传统”从而是“普遍意义”的吗?这是笔者提出的一个疑问,尽管笔者倾向于认为,中国管理实践有其“严格”的独特性[6],即认为“特殊主义信任”、“关系结构中的合作”是解释中国组织管理行为的2个基本维度(第3个维度是指创新,但受制于“特殊信任”和“关系合作”的“规定”,三者并称TCI(trust-cooperate-innovate)模型。当然在市场经济基本法则的驱动下,中国管理行为的这种“历史决定性”应该发生“创造性的转化”,而不会永远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的管理实践。至于单纯讲“中国管理学”,也即ChineseManagementTheory,笔者特意在上进行了简单的搜索,发现了Anglo-AmericanManagementTheory(英美管理学)、AmericanManagementTheory(美国管理学)、JapaneseManagementTheory(日本管理学)几种说法,尽管就其界定与范畴大多语焉不详(除了日本管理学:Z理论),且未见GermanManagementTheory(德国管理学)、FrenchManagementTheory(法国管理学)等提法,故就“中国管理学”的命名似无不可。然而鉴于上述“收敛性”和“发散性”经验证据的“呈现”和以下几种“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剖析,笔者倾向认为——“管理学在中国”是比较“中国管理学”更为恰当的表达方式。2 是“意识形态”,还是“管理理论”?《管理学报》2004年创刊,于2005年第1期就开辟了以“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基本问题的讨论”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专栏,并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文章¹。笔者也算是一系列文章的参与者之一,与人合作撰写过“和谐管理理论的意义与价值”[7],并于同期发表过一篇商榷性的文章《学术探讨中的措辞及表达——谈〈创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基本问题之管见〉》[8]。也就是在这篇文章里,笔者一方面强调了“任何理论创建”都应该“遵守知识传统,要重分析,讲论证”;另一方面,也谈到了自己非常粗浅的对于“创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一些想法。简单地说,就是管理研究应转向“社会学”,并认真回答“中国人到底用什么样的理念、什么样的方法在进行组织管理”。将近3年过去了,因为准备2008年3月份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在中国”研讨会的缘故,特别关注了一系列在《管理学报》发表的“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的专题文章。既感佩杂志为“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创建”提供的平台之好、期望之切,又担心这类文章本身存在的问题会影响杂志的初衷和努力,本着“关注”、“爱护”、“信任”、“期待”《管理学报》的良好愿望,在此提出自己的一管之见,求教于各方。笔者在此再次声明,所谓知识(形成)传统,是任何严肃的学术探讨必须意识到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然自库恩的“范式”已开启了“科学”的相对主义嫌疑[9],直至费耶阿本德完全的相对主义[9],连同多年来后现代思想对西方管理学术界的大范围渗透[10],似乎正在消解着“管理学术”的合法性地位。但在国际上,也包括今天的中国管理学界,学术共同体的影响还在,大家遵循的基本研究范式和专业话语还在,尽管它的包容性应该越来越大。所以,学术创新不宜过分表现出“疑似新范式诞生前的那种亢奋”,而应更大程度地倾向于“与所谓主流——既有范式的充分碰撞”,才有可能在更大的解释力和更高的预见性上显现出自己的学术乃至实践价值。遗憾的是,在《管理学报》围绕“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发表的系列文章中,不容易看到对管理·162·管理学报第5卷第2期2008年3月¹本刊特约评论员.试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侧议[J].管理学报,2007,4(5):549～555.“知识传统”的充分尊重(比如其中的很多文章很少,甚至几乎从不引用英文世界极为丰富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少“创新理论”¹给人更多形似“自成体系”、疑似“自话自说”,甚至夹杂着大量非学术因素(意识形态/权威意志/长官意志)的印象。2.1在和谐管理研究的群体看来,虽历经20年的研究探索,和谐管理理论依然没有形成一种“完整”且“牢固”的理论根基,尽管它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关键的“概念”,提出了一系列“框架和模型”,在其指导思想下,正在从事相当规模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阶段性成果见文献[11,12])。但从和谐管理理论的视角,如何解答主流管理理论的某些重大问题(比如战略、企业家、组织理论)?如何迈向可操作性(比如怎么“和”,怎么“耦合”),从而改进组织绩效?甚至包括如何回应管理哲学的深层次质疑(比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道路似还漫长,在笔者看来,如果和谐管理在这些方面不能有一系列实质性的突破,尤其是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难免会沦为一个缺乏“解释力、预见力”,进而无从帮助组织切实改善管理绩效的、单纯的话语体系!面临巨大的挑战,和谐管理理论研究群体的师生,包括席酉民教授本人,无不常常感受到“争论-交锋”给探索、思考带来的冲击。当然,多数研究者也习惯从这样的“嘈杂”中体味挫折,找寻灵感。以笔者为例,就并不认同“和谐管理理论追求管理的‘完美’(和谐态),并认为和谐是可以测度的,这打破了目前管理学研究的‘适度论’或‘理性论’的束缚,……,管理实践就是追求在当前或可预期条件下的和谐性改进,这是一种动态最优化过程”[12]中下划线标识的这一类“断然性”表述;并在《和谐管理理论研究》[12]第一章“和谐管理——一个正在综合着的管理知识景观”中,说明了对“和谐管理理论某些重要结论/观点(比如人性假定,E-O-L/环境-组织-领导的一致性,关注“合作”还是“信任”等)”的质疑;近期又试图从“O-E-M(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对和谐管理理论研究进行反思”[13]。和谐管理理论研究虽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其研究的基本态度是“开放的”、“交互的”、“进化的”。首先,和谐管理的整体研究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对丰富管理知识传统(除了对“和”、“谐”、“耦合”的再定义,尽管未必非常准确)的尊重,其知识来源是“主流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脑科学”,其倚重的研究方法论是“数学模型”、“统计分析”、“案例研究”、“深度访谈”;其次,尽管和谐管理的原始思想和框架形成,明显受到了“整体思维”的影响,但这不足以使其公开宣称自己是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尽管随着研究的深化,也有研究者认为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和谐管理理论的框架及其扩展,主要是描述性、归纳性、启发性,而非决定论、规范性的,这一点和大多数和谐管理研究者所抱持的“演化主义”认识论直接相关。某种程度上,这一立场反映了我们对自身因由“必然的无知”而可能带来“致命的自负”处境的省察。当然,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和谐管理理论强调直面管理实践,正在进行着更多经验研究方法论的准备和更大规模的经验研究。至于和谐管理理论能否算是一个“合格”的理论体系,笔者和其他作者一道曾经在2个场合,提出过一个简略的“理论评价”标准[14,15],最关键的是,“是否与经验相一致”,“要有好的解释力”,和“一定程度的预见性”。就笔者今天的判断,和谐管理理论应该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但碍于“某些关键问题”有待突破,经验证据尚显不足,所以必须坚持严肃的学术探索。2.2本文以下的部分,同样隐含着对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