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建思想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建思想的探索作者：王健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4年第05期【摘要】文章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创立早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的指导下不断探索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道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经验，也留下了许多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为后来党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历史探索中国共产党产生后经历各个历史阶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的指导下不断探索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道路。在建党早期，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经验，也留下了许多教训。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理论基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五四”运动后不断广泛传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是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夕的早期共产党组织活动期间，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已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认识和政治愿望。1920年6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在“相约建党”的过程中摒弃了“社会共产党”、“社会党”的名称，主张将中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定名为“共产党”。1921年1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这充分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过程中，党日益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作为自身建设的理论基础。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地把中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并指出本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这标志着党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核心的观点，一开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党在刚刚建立后，立即投身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斗争之中，与此同时，在斗争实践中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1922年7月，党召开了“二大”。“二大”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第一，“二大”在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基础上，对于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形成了科学认识。第二，“二大”提出，为了使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第三，“二大”提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离不开群众的。”为此“二大”提出了加强党内集中和纪律的七条方针。第四，“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章程，对党员的资格、党的组织、党的会议召开、党的纪律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与党的一大所通过的党纲相比，它明确地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特别是“二大”党章在党的纪律部分提出，“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四个服从”的民主集中制的实施原则，对于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历史意义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到了党的旗帜上作为指导思想确立了起来，那么，“二大”的一个重要历史意义则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深深地溶入了党的机体之中，构建起了一个新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建党思想的历史探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历史先进性。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理论作为一种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形成的指导欧洲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学说，并没有直接解决落后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问题。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特殊性，即如何建设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党成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核心，这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以贯之的关键问题，也是从中国共产党产生后党的建设中的核心问题。1923年党的三大在决定中对国民革命条件下的党的建设进行了重要探索。第一，根据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强调中国革命民主革命性质的同时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取得政权方能将生产资料归之于社会公有，达到他最高的目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自限。”第二，从组织上进一步规范了党的活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完善了“二大”党章，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两大会之间为本党最高指导机关”，并对中央执行委员的组成、职权、监督等问题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健全了党的领导体制；第三，对建党以来党的建设中的不足做了初步的总结。大会指出：“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2］这些认识反映出党的早期建设中存在的比较严重的问题。“三大”也有局限，主要是对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认识不够。由于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认识不足，导致对党的作用认识不够，这一方面使“不当以‘国民革命’自限”成为一句空话，另一方面，使得在国共合作的实际政治斗争中，特别在面对国民党内右派对党的进攻时，党逐渐采取了妥协和退让。这种政治策略从根本上阻碍了党的政治、组织和思想建设的发展。党的“三大”后，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国民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建设问题成为了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的一个重要问题。第一，“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明确提出领导权的问题对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党内理论教育方面，“四大”把党内思想教育提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指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党之布尔什维克化“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应使之成为党中教育工作的理论的根据。”第三，在发展和健全党的组织这方面，“四大”提出一个重要论断，即“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是建党以来对党的组织建设重要性的一个全新的概括和提法。“四大”后，随着国民革命中工农运动的发展，党员人数和党的组织都得到极大的发展，党的群众化程度大大提高。但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治上的幼稚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等原因，“四大”的路线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坚持下去，特别是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在党内占据支配地位后，党的政治路线开始偏离了“四大”的要求，也使得党的建设偏离了中国革命的主线。1927年5月，党召开了五大。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五大”客观上承担着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挽救国民革命的成果、避免国民革命全部失败的历史任务。要实现这一任务，关键的问题是改变机会主义政治路线并根据这一路线来加强党的建设。从党的建设方面来看，“五大”根据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十八次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精神，在党的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党的群团关系等重大问题上还是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五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指出：“革命之深入，在本党面前提出了迫切的任务，即领导无产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建立这些阶级的民主独裁制政权。”“为要完成这种任务，本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布尔什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3］特别重要的是，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中单列了一节“党的建设”，明确指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是在党的章程中第一次出现“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并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党的组织构成、活动和纪律作出了系统的规定，这是党的组织建设史上一个重要界标。但是，“五大”并没有能够开创出党的建设的新局面，其根本原因是“五大”没有能够根据革命的要求提出正确的挽救国民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一时期党的建设也存在许多局限，主要是：第一，虽然党的“二大”已经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但由于党的幼稚性，国民革命发展时期党并没有能够形成一条坚持始终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并提出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内在关系问题。第二，虽然党一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理论来推动和加强党的建设，但党对于中国党所面对的特殊历史环境和发展难题始终认识不足，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认识不够。第三，在党内理论建设和思想教育方面，尽管提出过一些正确的认识，但实际效果非常有限。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指出：“同志都缺乏理论及确定的革命人生观，尤其是很少能将理论活用到实际工作上去”，这一点应该是整个国民革命时期党的建设中一个严重的不足。【注释】［1］［2］［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4.【作者简介】王健（1969－）男，天津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