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华人管理范式

儒家文化与华人管理范式=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5392230e54f7266d86875768d4e419ce3b461b0139bda627201205d9c57c6405af4d5ceae73604341420c0c18ed714c9fecf6879873042720bf74605a51ab8bf4232c050872ce8b86e97adf14284dfd6c4ab5544bc53120a87e78a2a1764c17886652692a48e3f63&p=9c7d8416d9c515ff57ea95665054&user=baidu&fm=sc&query=%D0%C5%D1%F6%D3%EB%C6%F3%D2%B5%B9%DC%C0%ED&qid=cd69ef9304dc8dd4&p1=436儒家文化与华人管理范式唐任伍内容提要：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着管理模式和经济发展，儒学作为一种入世的文化，宗教意识淡漠，态度宽容，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在未来社会发展中，以“五缘”网络为基础，将形成一种伦理中心的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中，儒家文化是润滑剂，起着和谐社会秩序，砥砺现代管理理念，化解现代管理危机的功能，从而支撑华人经济的发展。关键词：儒家文化,五缘网络,管理危机一、儒家文化并非一种宗教1．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着管理模式和经济发展自然地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经为经济发展的具体事实所证明。一般说来，内陆与海洋国家相比，海洋国家的经济发展优于内陆国家；岛国与大陆国家相比，岛国的经济发展优于大陆国家；沿海国家与内陆国家相比，沿海国家的经济发展优于内陆国家。不过，地缘的作用固然重要，同样地缘国家的经济发展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后果，其经济发展速度和序列也完全不同。因此在地缘规律以外，还应当有别的规律性的东西在起作用。其中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已经为人类的经济历史所证明，并且正在为现实经济所证明。例如，同为欧洲国家，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序列并不相同。大体说来，西欧发展较快，东欧发展较慢。东西欧经济发展的这种不同，并不是按地球的经度划分的，也不是按种族渊源划分的，而是按作为文化的宗教流派来划分的。西欧经济发达地区中的国家，大体上属于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如英、法、德、意、荷兰、瑞士、北欧五国等。而发展速度较慢的中、东欧国家，则大体上是信奉东正教的国家。宗教的分布是和世俗的历史演变不能截然分开的，但是宗教信仰作为一种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对人们观念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取向具有很大的推动或制约作用。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分布图上，相同宗教信仰区域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准往往处于同一个级次上，而具有不同宗教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则出现一条儒家文化与华人管理范式出处：，2003-8-22，作者：经盛国际明显的经济分割线，此一端经济发达，彼一端日子艰难。而从宗教信仰本身来说，均无贵贱之分，但它对人的观念的影响，却是渗透到信仰者的灵魂之中去的。宗教带来的观念的不同，深深地影响着社会人群对经济生活的看法，这样就使得不同宗教信仰的地区，其经济发展的模式和速度不尽相同。2．儒家文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儒家文化被一些学者称为“儒教”，似乎儒家文化是一种宗教。实际上，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虽然强调等级观念，但宗教意识薄弱，态度宽容。在处理宗教信仰方面，中国文化取得了成功。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信仰，中国无其不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佛学东来以后在中国土地上诞生的禅宗，加上其他种种教派，宗教信仰百花齐放，但中国文化都能宽容对待它。儒家态度，对待鬼神，“敬鬼神而远之”。对待外来宗教，同样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儒、道、佛之间，或与其他宗教之间，虽有冲突，终于相容；虽有分歧，终于相通。中国儒家文化的这个传统，使古代中国从来没有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为受这种文化熏陶地区的经济发展准备了一个良好的条件。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因宗教信仰原因而出现冲突和混乱，华人也很少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民族矛盾与纠纷。儒家文化的亲和礼让、态度宽容的风格，对于华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帮助。儒学作为一种文化，本身并不具备宗教性，它是入世的，不排外的。我们不能想象政府当局以及大众媒体可以公然鼓吹一种宗教教义而不引起严重后果的。正如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说：“儒家具宗教情操，但不具有宗教独占性，它本身是开放的哲学，没有排他性。”但是，它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却与各大宗教教义精神有相通之处，产生了宗教的作用，带有了宗教性的含义。儒学为入世，宗教则为出世，两者之间没有什么矛盾。著名学者梁漱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就曾深刻地指出，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有宗教作用，中国人用道德代替宗教。随着华人经济的影响日益扩大，西方许多学者认为儒学就是一种宗教，华人经济圈的国家和地区是儒家资本主义，儒学成为儒教。尤其是马克斯，韦伯，1905年就专门出版了一本颇有影响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了宗教观念与隐藏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并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其目的是为宣扬在新教伦理文化的氛围下可以产生崭新的资本主义精神。他还把儒教与西方的新教，即基督教进行比较，认为新教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而儒教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他在另一本著作《中国的宗教》(TheReligionofChina)中，同样认为代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缺乏新教伦理的人世苦行和宗教系统化了的功利主义，不但无助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容易构成阻碍。他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后来日本经济取得奇迹后，日本学者山本士平写出了一本《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为日本文化发出了自己的声音。3．儒家文化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自己的位置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可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伟大的文化传统是不会灭亡的，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不同的经济管理和发展模式。当今世界有很多种市场经济模式，如新教资本主义模式，日本资本主义模式，儒家资本主义模式，基督教资本主义模式，或者其他文化传统下的市场经济模式等。经过100多年的洗礼与再生过程，儒家文化终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找到了一个合理的位置。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在它的传播范围内，具有规范社会风俗、联通经济发展、促进相互关系、加深彼此信任的作用，并形成一个以儒家文化为纽带的发展圈，即儒家文化圈。这个文化圈除了有13亿人口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外，还包括有浓厚儒家文化传统的新加坡、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再加上散布于东南亚及世界各国的华人华侨经济，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儒家文化经济圈。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文化区域就是“汉字文明覆盖区”的儒家文化经济圈，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文化动力也源自汉字文明圈。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儒家文化圈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火车头和21世纪世界经济最有活力和潜力的区域化经济体。二、儒家文化支撑华人经济发展1．儒家文化构筑“五缘”社会网络管理模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由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基本特征，即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特所称的文化核心。中华文化实际上是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文化。由于它产生的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殊，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如果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二者的本位和价值取向迥然相异：西欧文化以个体为本位，奉行的是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人权、人格、独立和自由，人际关系主要靠契约来维持，所以有人称西方文化是“契约社会”；而中华文化以群体为本位，以家为中心，强调的是家、族、宗、国，人际关系重伦理，重亲情，所以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主体地位的儒家文化，在结构上最大的特点便是伦理中心主义。这种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构架，以家庭为中心，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由亲而疏，延伸扩展，形成社会网络。有学者将这种网络概括为“五缘”，即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所谓亲缘，就是宗族宗亲关系包括血亲和姻亲，有父族、母族和妻族，就是儒家经典《中庸》上说的“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父系为基础的结构，所以便形成了以姓氏为标志的结合起来的同父共祖的人群，其组织就是家庭、宗祠、宗亲会等。所谓地缘，就是邻里乡党关系，古之乡遂遗规有所谓比、闾、族党、州、乡、邻、里、鄙、县、遂等。现代则以籍贯认同的小同乡和大同乡，其常见的组织形式便是各种同乡会馆，“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就是这种地缘观念的产物。所谓神缘，就是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奉之神祗为标帜进行结合的人群，其组织形式就是神社、教会等。所谓业缘，就是以同业和同学而结合的人群，如各种商会、同业公会、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等等。所谓物缘，则是以物为媒介而发生关系并集合起来的人群，如以某种名优特产组成的行会、研究会之类的组织。“五缘”关系相互联系，互相依存。海外华人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发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精神，联络感情，守望相助，互通音信，形成了以五缘网络为基础的华人社会的坚强基石。2．儒家文化和谐社会秩序以伦理为中心，以“五缘”为形式的中华文化，其突出的功能就是能起和谐安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人类社会要生存发展，既要有个体的创造活力的发挥，又要有群体协同效应的维持，特别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群体协同效应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中华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这一地区纬度较高，气候寒冷；河水经常泛滥，加之北方游牧民族经常骚扰和侵入，因而需要对付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各种生活的挑战。这种背景使得中华文化具有重人文、重伦理的特点，因为在严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面前，唯有依靠自身的团结与互助，才有力量战胜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印度尼西亚研究华人社会的学者西斯沃诺•尤多•胡梭多在他的专著《新公民》中指出：要期望华人在原种族集团以外同其他种族融合，而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是极其困难的。之所以如此，同数千年来华人的祖国经历的各种严重的考验和遭遇的无休止的各种水、旱、虫，瘟疫等灾难密切相关。在自然和社会的各种挑战面前，弱者必败，强者必胜，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规律。而最亲近的莫过于自己的家庭和亲属。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动乱之际，人们为了求生存，或聚族筑坞堡以自卫，或举家举族而迁徙。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晚唐五代以及近代都表现得非常突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说：“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当时举族南迁者甚众，中原一带举家举族迁居今福建、台湾及东南亚一带的不计其数。到了近代，中国人民，特别是沿海一带的人民，因不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纷纷向海外移民以寻求谋生之路。他们依宗族乡土关系的互助牵引，一人带一人去，一家带一家去。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本位是家庭，家庭又以父族为主，所以移民背景带有很强的家族性、地域性，“父兄向海外走，家庭亦随之而向海外走。父传子，子传孙。亦可以说：父引子，子引孙，形成一条亲族移民的走廊。”家庭向外走的结果，是家庭世界化。家庭世界化仍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约束，生活资源外求于世界，生活精神内向于中国，因此在华人居住的国家中有“唐人街”。福建闽清人黄乃裳(1848～1924)早年同外国传教士交往甚密，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后参加戊戌变法被通缉，逃亡南洋沙捞越诗巫地方，租垦土地，招募闽人1072人，费时5年，垦辟成功，并将诗巫命名为“新福州”，获得当地政府承认，1925年该地福州人估计达8000人，目前该地福州人达10万人以上，成为“华侨精神的典型”。3．儒家文化支撑华人社会发展以伦理为中心、以家庭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华人，一家带一家移居海外，一家生一家又落地生根。家是经济载体又是文化载体，联点为线，集线成面，由亲缘扩展成不分姓氏的地缘，再扩大为不分姓氏、地域、信仰的华族认同与回归，于是形成了遍及五大洲的星星点点华人社会。由于过去华人在侨居国没有多少地位，上顶异国的天，下立异国的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种族歧视下得不到祖国的援助，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