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鬼》的悲剧性反思

《群鬼》的悲剧性反思作者：牛怡睿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01期摘要：悲剧一词来源于古希腊酒神祭祀仪式，优秀的戏剧能够从悲剧中给读者心灵上的净化效果和审美体验的升华。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群鬼》塑造了以阿尔文太太等为中心的一系列悲剧群像，每个人物都处在进退维谷的精神困境中，在道德失落伦理崩塌的社会大环境中，“鬼”和“人”将如何选择？造成《群鬼》这出悲剧的因子不只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更有自身性格悲剧的色彩。《群鬼》蕴含的悲剧性也有其本源，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等戏剧中也能够看出易卜生在表现方式和悲剧内涵上对他的继承。关键词：群鬼悲剧性命运易卜生作为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最具争论的作品之一，《群鬼》以三幕剧的形式集中展现了一出家庭悲剧，而关于它的争论也最经久不息，当时整个北欧的各家剧院都如同对待瘟疫般远远地躲避这个剧本，哥本哈根王室剧院张贴出审检告示“该剧以令人厌恶的变态病理现象作为剧情首要主题，暗中破坏了我们社会秩序的基础道德。”直至问世10年之后，在维多利亚式的英国，《群鬼》仍遭到一片谩骂[1]。这恰恰反映了被戳到痛处后对于已经畸形病变的社会一种遮掩和对于已然陈旧腐烂的道德伦理的维护。但我们仍然不能因为其本身的争议性而忽视这部作品的悲剧性价值。本文即从这部戏剧带给我们的悲剧性审美体验来挖掘其悲剧内涵。一、悲剧群像的塑造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这样定义悲剧，他认为悲剧“描写的是严肃的事件，是对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摹仿；目的在于引起怜悯和恐惧，并导致这些情感的净化；主人公往往出乎意料的遭到不幸，从而造成悲剧，因而悲剧的冲突成了人和命运的冲突。”文本中的各人物都处在精神迷惘的困境中，他们在困境中斗争、挣扎，最终因为行动无法战胜强大的异己力量而堕入悲剧的深渊。如同《俄狄浦斯王》一样，该剧里的“悲剧分析”在于过去埋下的罪恶酿成剧祸日后才爆发于一旦。为了完成这种悲剧性的塑造，易卜生运用了“追溯式”结构构成了《群鬼》的主要情节线索，并建构了一众悲剧群像。剧中人物的命运都是痛苦的、悲伤的，都受到命运的捉弄和惩罚。最典型的就是在夹缝中忍辱负重生存着的阿尔文太太，她为了迎合所谓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公众价值标准而苦心营造出阿尔文上尉这样一个虚假的理想化形象，一方面要忍受着丈夫阿尔文在外风流放荡、花天酒地；一方面又要承担起抚养欧士华，不让他沾染上父亲的恶习的家庭责任；更要建造孤儿院来作为给已逝丈夫的一块遮羞布。阿尔文太太是觉醒的、反叛的，这种抗争精神在与曼德牧师一番交谈并和盘托出婚后痛苦生活后达到了顶峰，“可是我一定要撇开这一套拘束人欺骗人的坏东西。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争取自由。”这里就明确看出了她渴望用个体的自由意志来控制和取代伦理教条控制下的理性意志，但同时她又是矛盾的，从开始的不敢违背父母意愿而嫁给自己不喜欢的阿尔文上尉，到后来的承担起作为妻子的责任抚养丈夫的私生女吕嘉纳、把欧士华送出国生活，都是限定在社会伦理道德的条条框框之内。因此她始终陷在一种伦理困境之中：是追求“生活的乐趣”还是践行伦理责任？她希望找到一种方式能同时满足自己相互矛盾的两种欲望：既想遵循社会强加在她头上的各种法律、传统和习俗，又想从各种规范中解脱出来，因此海默尔评价她的身份是“一个害怕叛逆的叛逆者”。她的反叛精神及为之做出的尝试性努力是合理的，但最终却落得家丑暴露、痛失爱子悲惨结局，无法脱离命运力量的掌控，这也就该形象悲剧性所在。欧士华与阿尔文太太悲剧性的不同则体现在：阿尔文太太因遵循伦理责任维护传统观念导致悲惨结局，欧士华却因追求“生活的乐趣”而丢掉性命，二者间形成的张力扩散了悲剧效果给读者以更纯粹的净化心灵的震撼力。关于吕嘉纳的命运悲剧，主要集中在她不幸的出身和因此形成的畸形价值观对其以后人生道路的影响。由于她母亲等上一辈人犯下的错误，吕嘉纳一直以为自己的亲生父亲是个上等的贵族人士，同时也养成了爱慕虚荣的习气，在得知欧士华患有性病之后，决绝地离开了他，选择到安格斯川开的水手饭店去当妓女追求自己渴望的物质生活，事实上吕嘉纳别无选择，如果她既不选择留在欧士华身边，也不去水手饭店，心比天高的她也不会靠自己的能力去谋生，最终的结局还是亲手葬送自己的青春年华，这种个人有限能力与命运永恒命运法则间的对立也突出了悲剧效果。作为上帝意志的传达者，曼德牧师以虚伪的善来遮掩真实的恶，他的自我意识已经被虚无缥缈的宗教意识置换，变成了实现上帝意志的工具，最终沦落为空虚的躯壳，丧失了作为人的一个基本权利——运用个人意志的权利，这是其精神悲哀之处。《群鬼》中的悲剧群像或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的扭曲，或自我意志的沦丧，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人的意志与强大异己力量之间的冲突，这也体现了易卜生的命运观。二、悲剧根源的追溯易卜生赋予《群鬼》每个人物的悲剧命运必然有其根源，首先就是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失衡。《群鬼》中的所有人物都生活在易卜生创造的一个去理想化的社会环境中，这与他们所处时代转型息息相关，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伦理道德、教会律令、价值标准都变得十分脆弱。最能体现这种大环境的是剧中人物们的言行，例如在听到儿子欧士华要跟吕嘉纳结婚的想法时，并没有表示出明确的反对态度，甚至对他这种追求“生活的乐趣”的乱伦行为表示默许，“什么叫没听见过，说老实话，曼德牧师，你以为咱们这儿许多夫妻的血统关系不是这么近吗？”阿尔文太太漠视了所谓的社会道德伦理基础，反映在性格上呈现出道德缺陷。社会结构根基的崩塌与毁灭不可能使得她避免悲剧的结局。“在人本生态观的视野中，其着眼点是人的生存环境，这样，就把自然生态学在其启发下产生的伦理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和心理生态学等囊括其中，并加以整合，即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自然、社会、文化、伦理等既相互区别更相互联系，互为环境，互生共长，共同构成人类的生态场。”[8]扭曲的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不仅使阿尔文太太忍受着“鬼”的折磨，更把欧士华、吕嘉纳这样的人物异化成为活生生的“鬼”。欧士华和吕嘉纳的行为打破了社会生态伦理平衡，当人类的生态场的一方倾斜的时候，支撑起整个社会平衡的价值大厦便轰然坍塌，而这也为更加泛滥的越轨行为提供了土壤，为日后悲剧命运的结局埋下种子。例如婚后的阿尔文太太与曼德牧师暧昧的关系、曼德牧师为安格斯川提供金钱支持他开所谓的水手公寓、安格斯川劝说女儿吕嘉纳到自己的水手公寓（妓院）当妓女等这些行为也都符合了扭曲变形的社会秩序。其次就是个人价值观的妥协与顺从。失衡的社会生态伦理环境是孕育这一切悲剧的温床，而个人社会伦理价值观的解构和人格的堕落则是个体场域内的主要原因。阿尔文太太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地妥协、退让、屈从中度过的。在还是少女时期，就听从母亲和姑妈的意见嫁给并不喜欢的阿尔文上尉，后来即使在面对不堪和屈辱的婚后生活时，仍选择隐忍和密不做声地遮掩家丑，直到后来阿尔文的疾病发作时央求她给予自己安乐死的时候也是向传统的母子伦理关系做了妥协。即便是追求“生活的乐趣”的自由而独立的欧士华，在得知自己患有遗传的性病之后，也是放弃了自我价值的标准不断地从性爱中寻求快感以填补自己患病的恐慌与空虚。再则吕嘉纳的妥协则是选择出卖自己的青春与色相来换取自己渴望已久的物质生活。环境对人的异化作用是外因，而个人主观意识的放弃某些价值观则是内因。最后就是对自我身份的逃避。作为阿尔文上尉的太太，欧士华的母亲，阿尔文太太似乎始终在逃避自己的社会性身份。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自己就主动承担起家庭的产业，还将乔安娜送走嫁人，把吕嘉纳带在自己身边抚养，将欧士华小小年纪就送出国。这俨然是将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性身份置换成了男性身份。不仅阿尔文太太对自己的身份认识不够彻底，曼德牧师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牧师，本应该是上帝意志的传达者并承担起沟通上帝和民众的责任的。然而，剧中的曼德牧师是受着世俗伪善所操纵的傀儡机器，婚后阿尔文太太向他诉说痛苦并想抛下家庭逃走时，曼德牧师却说“想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幸福就是反叛精神的表现。咱们有什么权利享受幸福？咱们只能尽自己的义务。”还说“可是做老婆的不是她丈夫的裁判人。你的义务是低声下气地忍受上帝在你身上安排的苦难。”他将阿尔文上尉的荒唐行为视为上帝给阿尔文太太安排的苦难，他将自己自私虚荣的观点偷换了上帝的意志，没有对牧师的职责有清晰彻底的认识，从而造成了这牧师一人物的实际身份缺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虚伪自私的小人身份。三、悲剧的原型从古至今，优秀的悲剧不仅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力，更能让人从恐惧和怜悯中获得反思和净化。《群鬼》这一出悲剧的塑造与古希腊的悲剧有着密切的继承发展的联系。它的原型特点首先在结构上就是“追溯式“手法的运用，这种在冲突中展现过去的手法将情节矛盾更加集中，造成更加震撼的悲剧效果。古典学者普斯克耶特就看出了它与古希腊戏剧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在与《俄狄浦斯王》的联系中更加紧密。在表现主题方面，《群鬼》与《俄狄浦斯王》传达的都是一种命运观的悲剧主题，在个体意识与社会结构斗争的的背后，是人的能力的有限性与命运等异己力量的恒久性的对立，在社会道德伦理主线被解构的背后，也是人与宿命的矛盾。《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的每一步行动，都有着命运之神在指引、支配着他，但同时无论他从哪一方面来行动，都会走向命运的罗网之中，没有力量可以帮助到他，他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妻子俄卡斯特越是帮助他，就越是更快更深的使他陷入命运的泥淖。《群鬼》中阿尔文太太也是在命运之手的操纵下苦苦挣扎的一个人物。前文说过，阿尔文太太悲剧的原因之一是对其身份认知出现了偏差，她对身份的逃避是一种自我的异化，意味着丧失理性和主观能动性，换言之，逃避是一种被动行为，即被命运控制。她在坚持自由意志追求“生活的乐趣”和冲破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之间别无选择，无论是哪一条路，都会导致她走向毁灭崩溃的结局。约翰斯通认为“阿尔文太太悲剧性的启蒙之旅与俄狄浦斯有可比之处。在俄狄浦斯对待提瑞西阿斯与阿尔文太太对待曼德牧师的方法上，在两剧乱伦的主题上，虽然可比性很小，但也存在微妙的相似之处。最大的可比之处是家庭历史、被玷污的家以及一幕幕激情满怀的悲壮回忆等主题”。除了阿尔文太太，另一条悲剧线就是木匠安格斯川，他与阿尔文一家的上等人地位不同，他认为是由于个体的差异带来了精神堕落，通过安格斯川利用曼德牧师骗取钱财来建造自己的水手公寓、劝说自己的养女吕嘉纳去当妓女来为自己谋利、间接引起孤儿院的大火等行为可以看出他在另一层面上实现了对亚伦理道德的观照。他与阿尔文太太在两个不同维度上塑造了具有清晰差异的伦理悲剧。他家与阿尔文家两个家庭的伦理颠覆也可看作是俄狄浦斯的家庭悲剧的复刻。古希腊悲剧中有意识的、理性的、伦理道德行为与决策都造成了无意识的、非理性的以及恐怖的行为和后果。这些行为和后果却带来了真理和精神上的成熟。易卜生的《群鬼》却并不像《俄狄浦斯王》那样表达一种宿命观，而是将易卜生式的人文主义蕴含在悲剧的背后，这也就是后来的“易卜生主义”。所有命运悲剧的深处都最终都是性格悲剧，《群鬼》也是这样，在一个个人物的悲剧命运身上我们窥探出了他们性格的支离破碎，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净化心灵并引起反思的震撼力与效果，易卜生对悲剧性的观照使我们对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情感体验有了更大的共鸣。参考文献：[1]（挪威）比约恩·海默尔著，石琴娥译.《易卜生——艺术家之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47-262[2]王福和.《“追溯式”结构三部曲——从到》[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7：53-54[3]（挪威）易卜生著，潘家洵译.《易卜生戏剧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79-291[4]杨革新.《伦理责任与“生活的乐趣”：海伦·阿尔文的伦理困境》[J].山东外语教学，2015，（4）：85-86[5]曹山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生态伦理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10，（5）：80-81[6]何先慧.《易卜生生态环境之危机与困境》[J].外国文学研究，2013，（3）：166-167[7]（美国）布莱恩·约翰斯通著，王宁、孙建编.《易卜生与中国——走向一种美学建构》[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20-22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