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董仲舒非儒家

1再论董仲舒非儒家（修改稿）───兼答吴九成、周桂钿先生孙景坛摘要：笔者多次指出：董仲舒非儒家，思想性质属韩非术家的思想分支——“义政”学说。理论界虽较重视，但有人如吴九成、周桂钿等先生持反对意见。对此，笔者再次指出：关于董仲舒的思想性质，古来就有争执，历史上并未“早有定论”，某些“史书记载”也不可靠；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义”，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二者有质的区别；董仲舒的“义”出自韩非的“义政”、“三纲”出自韩非的“三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出自韩非的不要“思小利而忘法义”；其“君权至上”、“大一统”、“公羊断狱”等均源于韩非；其“三纲”是对《韩非子》的纵向发展，“阴阳”学说是对《韩非子》的横向发展；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武帝尊儒无关，《天人三策》乃班固所伪造；董仲舒的社会实践遵循的是韩非路线，而且在尊儒的武帝时期根本就没吃开。关键词：仁义三顺三纲韩非田蚡公孙弘传统至今，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都认为董仲舒是儒家。对此，笔者多次指出：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上的一个极大误区。事实上，他的思想性质属韩非术家，确切地说，是术家的思想分支——“义政”学说。（1）对笔者的管见，理论界虽较重视，但也有人如吴九成、周桂钿等先生持反对意见。由于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它不仅关系到对董仲舒本人的学术性质的划分，也关系到对宋、明理学性质的认定，还关系到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因此，本文想对此做进一步的辨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一、董仲舒是儒家“历史上早有定论”吗?吴九成先生认为：“董仲舒是位儒家，这在历史上早有定论，本可以不谈。”（2）笔者承认，历史上确有许多学者肯定董仲舒为儒家，但否定者亦非没有。早在汉代，在董仲舒走红的时候，《谶书》即假孔子言，说：“董仲舒乱我书。”（3）尽管此说缺乏论证，至少说明，当时就有人看出了他的思想性质不属儒家。在董仲舒在宋、明之际再度走红时，清颜元明确指出：董仲舒是腐儒!（4）这里的“腐儒”，即假儒、伪儒、冒牌儒。怎么能说董仲舒是儒家“历史上早有定论”呢?吴先生只不过是不敢或不想正视这些否定意见罢了。二、董仲舒的学术性质能以“多数同意”或“史书记载”为准吗?周桂钿先生认为：董仲舒的学术性质“不言而喻”；中国古代从司马迁开始，刘向父子、班固、王充、二程、朱熹、黄震、真德秀、王应麟、李东阳，直到近代章太炎等，都认为董仲舒是儒家；刘歆还称其为“群儒首”，班固称其为“儒者宗”；“这么多大儒、名儒都承认董仲舒是儒家，后人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呢”；（5）“两千年后的今人凭自己的想象随便否定史书上的记载，是否可取?”（6）笔者认为：首先，学术研究不能以“多数同意”为准。学术研究不是民主选举，以得票多少论是非，应当进行学术分析。董仲舒是不是儒家，要以学术分析来证明，“多数同意”只会引导盲从。2其次，学术研究也不能以“史书记载”为准。“史书记载”主要是史料问题，不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史书虽有记载，但只反映某一时期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水平，这种认识正确与否，“史书记载”本身无法回答。对学术问题应允许讨论、欢迎讨论，俗话说，灯不拨不亮，理不辨不明，只有通过讨论，才能加深认识，辨明是非。既使历史问题，有些记载与原始史料或事实有矛盾的，也必须要重新讨论。因此，不能把董仲舒的思想性质问题，转化成历史问题，搞思想史研究上的“本本主义”。再次，刘歆、班固的所谓董仲舒是汉代的“群儒首”或“儒者宗”等说法，都根据不足。只要翻翻《史记》、《汉书》、《后汉书》即可知，汉代儒学的学习、教授和策问均与宋明理学不同：在儒经上，国家只规定了科目，没规定注本；在教上，经师们“各以家法教授”；在策问上，是经师怎样教，考生就怎样答。而且，在东汉后期郑玄遍注群经之前，汉代经师基本不通经，根本就没有什么“群儒首”或“儒者宗”。另外，董仲舒是《公羊》博士，汉初传《公羊》不只他一家，还有胡毋生、公孙弘等，他们都是独立的《公羊学》家，不存在谁宗谁的问题。董仲舒在《公羊》上的造诣虽高于胡毋生和公孙弘，但胡毋生的社会影响却远远超过董仲舒，如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胡毋生，“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东汉最大的《公羊》大师何休，他在作《公羊解诂》时，明确宗胡毋生。董仲舒在汉代连《公羊》“首”或“宗”都算不上，何来“群儒首”、“儒者宗”?三、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仁政”吗?吴九成先生认为，董仲舒之所以是儒家，因为“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的什么思想呢?就是“仁政”。（7）接着，吴先生引证董仲舒的话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故曰：仁者爱人。’这里他继承了孔子的‘仁’和孟子的‘义’，并把他们统一起来，作为社会伦理的两个不同侧面阐述了它们的社会功能。”又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王者，上谨承于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这里，他把孔子的‘仁’运用于社会政治，指明王者既然上承天命，那就得取仁于天而行仁政。”（8）应当说，探讨董仲舒的思想性质，能从思想核心看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问题在于董仲舒有无“仁政”思想?诚然，董仲舒说过“仁者爱人”，可是“仁者爱人”之“仁”不是孔子的“仁”。笔者早曾指出：孔子虽讲过“仁者爱人”，但这一看法的发明权不在孔子，孔子以前早就有人说过；“仁者爱人”是对“仁”作为伦理道德的释义，即“仁德”的解释；“仁德”思想在先秦百家争鸣中，各家均有，非儒家所独专；孔子的“仁”，实际上是“仁政”，而非“仁德”。（9）而且，将“仁者爱人”之仁“运用于社会政治”，也不会产生“仁政”。任何一种理论，其运用于社会的过程，都只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不是理论升华的过程。运用前是伦理道德，运用后还是伦理道德；运用前是政治思想，运用后还是政治思想，不会发生质变。如果认为能发生质变，即所有伦理思想，一经实践，都会变成政治思想；所有政治思想，一经实践，都成变成伦理思想，那岂不是乱了套？还要理论研究干什么！必须明确，要探讨董仲舒学术中有无“仁政”思想，只要看其是否将“仁德”之“仁”升华成了政治思想即可，无须看其实践过程。这里，吴先生在“仁者爱人”之前冠一个“仁之美者在于天”，不等于就将这个“仁”华成了“仁政”。“仁之美者在于天”只是进一步将这种“仁者爱人”之“仁”神化，即认为其出于天，符合天理。但神话过程不能改变其伦理性质，只能使其这种性质得到加强，以致绝对化。尤其是，这种做法若真能使“仁德”升华为“仁政”，那也是吴先生越俎代庖替董仲舒做的，而不是董仲舒自己做的。董仲舒从未使用过“仁政”范畴，其学术中也无“仁政”思想，吴先生论述没有说服力。董仲舒的思想核心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是“义”，即“义政”。董仲舒的“义”的直接3来源是《公羊》，《公羊》认为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中有“微言大‘义’”；董仲舒又进一步挖掘《公羊》中的“义”，以作为其全部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个“义”源于何处呢?宋明理学认为源于孟子。笔者已向理论界展示：孟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根本无“义政”思想。事实上，“义政”的源头在韩非。传统至今，理论界都将韩非当做法家，实非。他是中国古代“义理”学说的鼻祖。《公羊》属韩非后学。韩非对“义”的定义是：“义者，谓其宜也。”董仲舒亦重复道：“义者，宜也。”韩非“义政”说的显著特点是空头政治：“重义轻利”，即重政治轻经济。他说：不要“思小利而忘法义”。董仲舒则将其概括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二者完全相同。（10）这也是董仲舒非儒家的根本。四、董仲舒的“三纲”、“君权至上”、“大一统”等都是儒家思想吗?吴九成先生还认为：“就表层现象而言，董仲舒的君权、‘三纲’和大一统思想等，都与法家相似。但若从深层次上观察，就会发现他与法家的本质区别。”（11）关于“三纲”吴先生说：“在董仲舒所构筑的阴阳五行宇宙论体系中，包容了天地、神灵、君臣、父子，……只要‘义’之所需，那么，神灵也可以胁迫，天王也可以弃逐，父命也可以违背，母嘱也可以不从。这同法家的‘三纲’理论大相径庭。”（12）应当指出：吴先生不知道，“义”本来就是“三纲”的理论基础。吴先生也不知道，“义”是韩非的思想核心，“三纲”的著作权也在韩非，韩非正是从“义政”出发，才创“三纲”之始俑的。他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13）“义”之“宜”再深入下去，即“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14）。怎么能说韩非的“三纲”无“义”呢?董仲舒的“三纲”亦源于“义”并不奇怪，因为他的思想核心本来就是“义”。吴先生认为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仁”，但在论证董仲舒的“三纲”的理论基础时，却突然发现了“义”高于一切，包括“仁”在内。这真是不打自招!恰恰说明“义”是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既然韩非的“三纲”源于“义”，董仲舒的“三纲”也源于“义”，二者完全吻合，怎么能说“大相径庭”呢?关于“君权至上”吴先生说：“董仲舒认为，即使至高无上的君主，也不能滥用权力……否则，他就会受至到天意的惩罚”；这“主要是反对君主滥施虐政而提倡德教”；这“同法家的严刑峻法、君权无限有着原则的区别。”（15）应当指出：吴先生似乎没有弄懂什么叫“君权至上”。“君权至上”本于“三纲”，在“三纲”中，君权至上是相对世俗权力，不涉及神权，神权与世俗权力相比，永远至上。韩非也从未讲君权可以高于神权。董仲舒坚持“三纲”，就是承认“君权至上”，这与韩非完全一致，无本质差异。儒家否定“君权至上”，也不是用神权，而是用臣权，即君臣的“对应关系”。如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16）“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矣。”（17）怎么能说董仲舒的君权至上是儒家思想呢?另外，董仲舒虽讲过“德教”，批评过秦法，但这不代表他的法律思想。董仲舒的真实法律主张，主要体现在其《〈公羊〉董仲舒治狱》和《高庙园灾对》中，前者是他对刑官治狱的意见集，后者是写给武帝的奏稿。《治狱》的宗旨是“诛心定罪”，《灾对》则是具体施行办法。如《灾对》说：“故天灾若语陛下：‘……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这哪是什么儒家“德教”，与韩非的“诛心说”与“严刑峻法”有什么两样。关于“大一统”吴先生说：“大一统思想不是法家所独有。孟子讲‘王天下’，孔子要求‘克已复礼’以恢复周天下”，“尤其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对董仲舒所具有的大一统思想，决不能视之为就是对法家思想的继承”。（18）4应当指出：吴先生似乎也未弄懂“大一统”的确切含义。“大一统”在古代虽有实现中国统一的意思，但重心不在这里。它的重心或实质是：用什么体制来统一，是郡县制，还是分封制?孔、孟的统一思想，都是分封制，其“兴灭国”、“继绝世”可证；而术家韩非、李斯、秦始皇则主张郡县制，其“废分封”、“行郡县”可证。《公羊》与董仲舒坚持的都是韩非等人的“大一统”，其“讥世卿”、“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19）可证，即反对分封制，主张郡县制。所以，董仲舒的“大一统”与儒家的政体思想不合，而与韩非一致，怎么能说他不是对韩非思想的继承呢?五、董仲舒对儒学的“创新”和“发展”是他为儒家的主要根据吗?周桂钿先生认为：“分析董仲舒的派性问题，不但要充分收集可靠资料，而且还要合理的方法。董仲舒的思想与孔子、孟子的思想不一样，他说了孔、孟子说过的话，能不能说他不是儒学?”“班固说他‘始推阴阳，为儒者宗’。阴阳是孔、孟所不说，董仲舒还从此推出个‘儒者宗’，对不对?我们认为还是班固说的对。”有人认为“董仲舒创立的‘三纲’学说也不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孔子、孟子讲君臣关系都是对应关系，从来没讲过绝对君权”。“董仲舒在汉代有所创新，对儒学有所发展。”“儒学就是有历代儒家的不断发展，才能经久不衰，流传了两千多年。如果谁改变了儒学的某些内容，就要开除儒门，那么，儒家只剩下孔、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