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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組織行為研究：過去、現在、及未來鄭伯壎國立台灣大㈻「組織行為在台灣：三十年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國立台灣大學主辦、中華民國十一月一、二日於台北911025十六版校正前言「凡是走過的，必留下痕跡」，組織行為的構念（construct）從西方引進台灣，至今已屆二十餘年，研究數量雖然增加不少，有些研究議題（例如領導）的研究論文篇數，甚至累積達千餘篇；而大學與研究所開授的組織行為課程，也推陳出新，多所更迭—修課由一般而分殊，由選修而必修；內容則由淺而深，由單點而多樣。乍看之下，的確有一番蓬勃發展、欣欣向榮的嶄新氣象。然而，結論真的是如此嗎？當「組織行為」在台灣的學術殿堂取得正當性（legitimation）之後，其發展是否已經符合Kuhn（1970）之標準科學（normalscience）的原則，建立起連貫而逐漸演化的學術典範呢？它是否已經成為一有機的學術新生命，不但可以自立更生、持續成長；而且假以時日，必定蔚然成林？抑或只是像一株失根的蘭花，四處飄蕩、隨風俯仰？台灣組織行為研究的實際性格究竟為何？有清晰可辨的面目嗎？如果有，則其逐漸發展的邏輯何在？其研究的演化金線（goldenline）為何？上述問題，都需要做審慎而仔細的察看，方能在過去篳路藍縷的基礎上，開展更久遠的未來。當然，西方組織行為的面目也是逐漸形成的，而非一蹴可幾。從早期工業心理學的範疇中慢慢脫穎而出，再結合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及組織理論的傳統，整合出一有系統而連貫的知識體系。開始萌芽時，也是充滿著許多直觀的描述與瑣碎的研究，不但方法不夠嚴謹、研究零零散散，更欠缺堅實而細緻的理論。因此，對其發展的軌跡與所處的環境脈絡，我們亦應有所鋪陳，方不致被其光鮮亮麗的外表所震懾，並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效。總之，本文將首先交代學術構念發展的演進歷程，台灣在進行構念移植之後，有何進展？其發展策略為何？有何優缺點？再界定何謂組織行為？其研究範疇為何？不同歷史階段的進程有何特點？接著依照演進狀況，將台灣組織行為的發展，區分為引介期（1981年以前）、消化期（1982-1991）、及創發期（1992-2001）三大階段，並以西方組織心理學的發展為背景（ground），勾勒出台灣組織行為議題的更迭、研究特色、研究策略、及優缺點等等圖像（figure）。最後，則透過本地與國外的對比，以及台灣發展較成熟與發展較稚嫩之研究議題的對比，突顯出對台灣（或華人社會）而言，什麼是較健康的研究策1911025第十六版校正略？透過什麼方式，才能促使組織行為研究在台灣（或華人社會）全面生根，建立起組織學術研究的大傳統？一方面從前人的寶貴經驗中，獲取教訓；另一方面則根據環境變化與未來組織變遷的狀況，對台灣（或華人社會）的重要組織行為研究議題與方向，提出中肯的建議。希望透過此一反省與評論，再加上持續性的努力，以建構細緻而周延的華人組織行為理論，期對台灣（或華人社會）的組織與管理現象有所洞察，並對全球的組織行為知識做出貢獻。構念的演化依照Kuhn科學典範（scientificparadigm）的主張，一個學科或研究領域的發展，從新概念的創發，以至於構念（construct）完全被學術社群接受、形成制式化的標準為止，至少可以透過三個階段來理解，包括構念的引進與闡述（introductionandelaboration）、評估與論辯（evaluationandargumentation）、以及強化與接納（consolidationandaccommodation）（Reichers&Schneider,1995）。由前而後，這三個階段是逐漸演化（evolution）、持續修正而成的。就構念的源起而言，一項新概念的創發，有可能是將既存的概念引入新的領域，舊酒新裝；也可能是由該領域自行原創、新酒新釀而來。當新概念創發之後，概念是否存續、為人接受，就得經過正當性（legitimation）的考驗。正當性的考驗可說是構念引進與修正階段的最重要特徵。透過教導學術社群或實務工作者構念的定義，鋪陳構念的功用與其重要性；並提出可行的研究方法，蒐集初步的數據，以證明構念所描繪的現象的確存在，獨變項與依變項之間存有研究者所推論的確切關係，而能引起同行知識創造者與使用者的共鳴，由此獲得正當性。當第一階段持續一段時日，並累積足夠的學術研究成果之後，評論性的論文就會出現。這些論文會指出概念的錯誤、操作定義不當、及實徵結果不一致等等問題，於是獲得正當性的構念將進入評估與論辯的階段。在此階段，研究文獻大量出現，針對矛盾之處，研究者企圖克服一些評論者所指出的問題，持續更新操作性定義（operationaldefinition）、2911025十六版校正改善測量工具，並導入調節（moderator）與中介變項（mediator）–或解釋相互矛盾的結果，或說明其中可能存有的內在機制，並釐清構念解釋的範圍。最後，研究者會點出構念的獨特性、解釋範疇、限制、及必備條件等等，重新修正構念（reconceptualization），進行構念的進一步精緻化。除此之外，概念的應用亦開始出現，以解決理論或實務上的問題。最後一個階段是強化與接納：當研究者逐漸獲得共識之後，爭論將逐漸減低。大家對構念的定義、如何進行研究、研究程序都已經能夠坦然接受，也知道什麼是真相（fact），什麼是迷思（myth）；什麼是已知，什麼是未知。研究社群也知道影響構念的前置條件（antecedent）為何？構念會如何影響到後果變項（consequence）？前因—構念—後果之間，關係能夠成立的條件又為何？等等的關鍵問題。此時，後設分析（mataanalysis）的論文將開始出現，構念也會被社群中的同行完全接受，並被編寫進入組織行為的教科書當中，甚至因此而成立探討或教導此領域之新的科系1。在研究者都已能接納構念之後，與概念有關的調節變項、中介變項、及脈絡變項（contextualvariable）都會納入理論模式，構念與其相關變項將會變得越來越清晰，構念乃臻於成熟。一旦構念成熟，研究者通常對此構念不再感到興趣，而會被吸引至其他剛萌芽的新生議題中，於是所投入的研究將變少，甚至乏人問津，並導致構念的名存實亡（deemeddead）。除非有研究者從其他的角度加以審視，或是大環境產生極大變化，構念變得比以前重要，否則構念將無法浴火重生。例如，組織氣候（organizationalclimate）流行於1970與1980年代的美國，在九O年代銷聲匿跡後就少有研究者投入；但工作滿足感（jobsatisfaction）在一九四O年左右提出、一九七O年歸於沉寂之後，卻在九O年代轉變為工作情緒的面貌出現，並大放異彩，成為邁入千禧年之後當紅的組織行為研究議題。為何如此？理由當然是產業環境起了根本的變化：製造業逐漸式微或移往低度發展區域，服務1新領域取得正當性之後到成立新的科系通常尚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此種歷史上的案例比比皆是。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當初（1957年），社會學要在英國劍橋大學設立科系時，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論：支持者認為社會學已經足以成為一門重要的學科，劍橋大學應該設立科系教導學生社會學的專業知識，但反對者卻不以為然。最後支持者再三強調：社會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經不是問題，問題在於劍橋是否還是一所「大學」。雖然如此，反對意見仍然居於上風，直至1960年，社會學才正式成立科系。後來管理學院的設立，經驗亦頗為類似，而遲至一九九四年才正式成立，而成為世界著名大學中最晚成立者之一。可見新概念的創發到新科系的被完全接受，總是要耗費一些時日的。3911025第十六版校正業變得越來越重要，工作型態乃由勞力轉為勞心；再透過Hochschild所提出之情緒勞動（emotionlaboring）的觀點，點石成金，於是枯木開花，組織內的情感問題乃再度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成為二十一世紀初期紅透半邊天的組織行為研究議題。與發展心理學階段論所面臨的問題一樣，將構念的演化劃分為三種不同的階段，也會產生階段界定見仁見智、不易準確劃分、以及階段與實際發生時間或年代不能完全吻合等等的問題（Reichers,1987）。不過瑕不掩瑜，雖然階段論有其限制，但仍具有無可取代且不可抹煞的價值，即階段論可以用來了解歷史演化的軌跡：根據重要的指標或特性，將構念的演化劃分為三大階段，可以幫助我們將大量研究資料加以歸類、重新組合，而能抽絲剝繭，找出研究軌跡的來龍去脈，並掌握主要研究者的思考軸線。此種研究軌跡與思考軸線對後繼的研究者是饒有意義的，一方面可以讓研究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持續思考組織行為研究未能盡善之處，以及未能解決的問題；一方面亦可透過歷史性的考察，對所有組織行為的議題，有一個通盤而完整的理解。總之，透過構念演化的三個階段，我們可以快速而準確地掌握各種構念發展歷程、成長軌跡，以及研究者在其中的投入；並由此充分掌握各地區學術發展的歷程與特色。台灣組織行為研究的類型以台灣地區而言，組織行為研究的發展，在早期其實是依附在美國的大傳統下逐漸成形的，而具有強烈的學術邊陲性格。除此之外，組織行為研究也擔負著某種程度之經濟發展幕後推手的角色，而具有提供業者服務的功利性成分在內。就前者而言，實脫離不了技術引進與研究移植的本質；就後者而言，則顯現了實用取向與功能主義的色彩。然而，也因為如此，而導致了本土化運動的興起，研究者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能老是依附在美國身上，畢竟華人的文化傳統是與西方不同的，必須審慎考察文化差異所產生的關鍵作用。除此之外，研究也不能總是以實務取向為依歸，而必須回歸學術本位或恢復學術主體性。無可避免地，台灣的組織行為研究也吸納了此一運動的精神，而開啟了組織行為的本土化研究。因此，我們可以將台灣過去的組織行為研究，區分為五大類型三大取向，五大類型4911025十六版校正包括移植、比較、本土、委託、及應用等研究類型；前兩者反映了西方取向式的研究，後兩者則反映了實用取向式的研究，至於本土型研究則屬一種本土取向式的研究，而涵括在三大取向之內。有關各種研究類型的進路與性質，如圖一所示。移植型研究。所謂移植型的研究，是指以西方為模仿對象，重複西方的研究問題，複製西方研究結果為目的的研究。其作法是研究者首先從精熟西方文獻著手，翻譯研究工具，引進西方研究方法，熟悉研究設計，遵循研究步驟，再以台灣（或華人社會）受試者為樣本，企圖得出與西方組織行為理論相符的結果。一旦發現類似研究結果，就肯定西方理論或概念的價值，並開始移植其實務訓練的作法，以推廣至實務界；如果不能獲得同樣的結果，則會歸因於研究設計不當、步驟不夠標準化等方法上的問題，或套上國情不同的字眼，就便處理。而不會、甚至不敢去挑戰西方理論或構念的缺失，或這些理論對華人組織所彰顯的意義是極為不同的（朱瑞玲，1993；楊中芳，1993；鄭伯壎，1995b）。顯然地，截至目前為止，這種移植型的研究在台灣目前仍然大行其道，甚至到了氾濫的地步，其中碩、博士學位論文更是典型的代表。雖然移植型的研究對新知的引進與新想法的萌芽，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台灣（或華人社會）原先是一個工業後進國，企業組織的發展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不但對企業的組織與管理不夠熟悉，而且也不太可能有豐富的研究經驗。因此，以西方為師是一種「拒絕落後，迎頭趕上」的明智選擇，而且至少可以在短時間內滿足吸收新知的需求。然而，移植型研究也有幾項十分嚴重的缺點，而會損及一國或一個地區的學術發展。首先，移植型研究在引進新概念時，西方的理論與構念都至少已經邁入構念演化的第二階段–即評估與論辯階段；因此，引進國雖然引進或移植了西方的構念或理論，但相對而言，引進國卻仍然是落後的。其次、所引進的構念或理論，通常是西方已經發現的結果，而非構念演變的歷程。所謂點石成金，引進的既然是既成結果的黃金，而非點石成金的方法，因此，對做為點石之手的研究歷程自然不甚了了，而無助於構念的轉移與消化。第三、移植型研究通常會助長了我們對西方學術的依賴，而無法做到真正的學術（或技術）生根。5911025第十六版校正IP〈西方取向〉〈本土取向〉〈實用取向〉階段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