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的年代读后感

觉醒的年代读后感众所周知，德鲁克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但是继德鲁克之后，世界会倾听谁的声音呢？答案是肯定的—查尔斯·汉迪，这位与德鲁克并称当代最知名的管理大师，“《金融时报》十大管理名师第二名”，“本世纪最具创见的组织行为大师”，“管理界的预言家、哲学家”。这是怎样一位卓越的人，竟能享有如此盛誉，不免令人好奇。于是，我翻开了汉迪的经典著作—《觉醒的年代》，试图在此书中感受一下大师风采。汉迪在此书中着重探究组织和人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为当今社会的个人提供了应对严酷的组织的强大压力的精神依据。德鲁克告诉你组织是什么和为什么，汉迪告诉你面对组织时个人该怎么办。如果说德鲁克注重的是体系，查尔斯·汉迪则关注人本身。这本书主要讲述我们身陷文明的森林，彷徨无助，找不到未来在哪里。我们并非天生要当有名无实的“空雨衣”：薪水名册上的编号，经济学或社会学研究中的“原始资料”，某份政府报告里的“统计数字”……人生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增长而沦为某部大机器的无名齿轮，终日疾转，不知目标何在。无论个人还是组织，眼前所面临的挑战，应该如何处理管理现实中的悖论，以及如何将“空雨衣”填满。在《觉醒的年代》中，汉迪总结了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九大悖论：智慧悖论、工作悖论、生产力悖论、时间悖论、财富悖论、组织悖论、时代悖论、个人悖论以及正义悖论。同时他也给出了平衡悖论的三种方法和穿越悖论的八条蹊径。为我们指出安身立命的因应之道。其实，人生永远不可能轻松惬意，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不可能完全在意料之中。回顾过去是了解人生的最佳途径，但实际上人生却只能向前，就像书中提到的九大悖论，似乎都是伴随着经济进步而出现的。1、新型生产工具—智慧。特定类型的智慧，成为了一种新财源。这种好财源别人不可能拿走，智慧是种“附着性”特别强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拥有他人的智慧，那些自以为拥有企业的人，实际上已不再掌握生产工具。2、工作，是福是祸。工作不仅是一项以赚钱为目的的差事，除了有偿工作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无偿工作。事实上，假如把工作的价码一律标为零，那么它所涵盖的范围便无限。3、生产力的迷失。一般而言，只要整体经济的增长率不低于效率的提升率与人口的成长率之和，每个人应该总可在某处找到工作。我们给工作标价，有可能毁掉工作。这种工作固然能促进专业分工与效率提升，但最后却使得一部分新工作因标价过高而无法存在，也导致许多民众丧失技能，而创造出一群一旦失业即无所事事的人。4、时间商品的困惑。由于人类寿命逐渐延长，加上工作效率日增，缩短了完成工作的时间，因而我们应该会有较多剩余时间。从我们把时间变成一种商品，即公司花钱向人购买时间而非产品起，麻烦就开始了。在这种情形下，时间卖得越多，钱就赚得越多。这样一来，时间与金钱之间不可避免的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5、富裕的假象。富国销售出去的东西，发展中国家多半买不起。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还没能够开始购买富国的东西之前，他们常想获得富国的技术与资金，借以制造东西卖给富国。因此，富国只好先投资于未来的潜在竞争者，以支撑眼前增长。虽然跨国企业已逐渐认清：为了追求利润，应该到较便宜的地方生产，且应输出技术以使这些地方有能力生产。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政府能说服自己的人民接受这一悖论。6、看不见的组织。现代组织比以往更需要兼具国际性与地方性；更需要在某些方面小，而在某方面大；也更需要在大多数时分权，而在某些时候集权。现代组织期望员工既独立工作，又加强团队合作；期望管理者既做更多授权，也加强控制。“组织的时代”可说已到尽头，但从另一个层面看，组织仍将是构成社会的关键元素。7、世代差异。人都会老，但每代人衰老的方式不同，此即所谓“世代差异”。每个世代的人都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理所当然与前一代不同，但在规划未来时，似乎又认为下一代应该和这一代相同。8、个人独尊，团体至上。“个别我”需要结合“团体我”，方能建立真正的“完整的个别我”。“个别我”能在档案柜与电脑的夹缝中，保有多少空间？桑普森引用大诗人豪斯曼的著名诗句提醒我们“我是陌生人，在非我所造的世界里颤栗。”9、正义的两难。有人认为，所谓正义，就是平等对待每一个人，除非有十足理由说明确有实施差别待遇的必要。这对社会弱势者是公平的，但对那些因为贡献较大，而也许应得较多的人就不公平。可以确定的是，一个被视为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赢得其成员的忠诚与奉献；人们除了有理由自私自利外，做其他事都找不到充分理由，这样的社会注定会走上自我灭亡的道路。细看汉迪在后文中提到平衡悖论的三种方法和穿越悖论的八条途径，不禁让人深思，面对全球竞争力、不断扩大的组织规模，每天24小时每周7天的工作，不断地对“人力资源”提出更多的要求，这会对组织中的人，尤其是那些努力工作的核心人员，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是否会像一件无人穿着的空雨衣，光有形，却无实？越来越多的人正处于为了他们的角色而牺牲掉自己个性的危险之中。人们好像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并且也变得更富裕，但却比以往更不快乐。在当今众多的劳动力剩余的年代，天天都有几百万人在寻找自己的工作。书中给了一个很简单的公式“1/2*2*3=p”即在五年之内，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人数减半，每人的薪水加倍，产量成为3倍，便是公司的生产力或利润的所在。虽说不是所有公司都如此明确地套用这个公式，但类似做法很普遍：好工作，高薪水，高业绩，但人员更精简。而如何才能在这些公司里面生存下去呢？两个字，效率。我们很容易因为追求效率而迷失自己，误把效率本身当成目标，其实它不过是达成其他目标的手段罢了。但是怎么样才能提高效率呢？每天都按照工作规定工作，减少个人生活上时间的开支，常常加班加点，一星期近7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即是我们所需要承担高薪的代价。这么高强度的工作，我们很容易渐渐地失去个性，犹如作者所提到的在明尼阿波利斯露天雕塑公园里名为“无言”的雕塑（空雨衣）。“空雨衣”即是我们追求效率迷失自己的我们，我们只是暂时在这个岗位上像机器人般的工作，只是空的。但是如果我是个管理者，当然希望管理的公司内部人员有高效率，无可厚非因为效率高低直接和公司的利润有关。很多公司都以创造利润为主要目标。就如当年汉迪所就读的美国商学院的教授也是这么教他们的，但是汉迪不这么认为，他所认为的公司最主要的目的绝对不仅是“创造利润”，公司主要目的应该是“创造利润，以便能继续经营，进而越做越好。”看似没有多大区别，其实是用把利润当成一种手段替代了把利润当成目的。这种说法绝非模棱两可的文字游戏，而是一种严肃的道德观点。我们不能把某些必须做的事情看成是目的。在伦理学中，误把手段当成目的，无异于背叛自己。从中可知，我们不仅是为了利润而生存，更多是为了长久之计，这方面当然要更多地往顾客的方面考虑。公司的信条在美国颇负盛名，订立者是前强生董事长罗伯特·伍德·约翰逊。信条中列了公司目标的优先顺序：首先是服务顾客，其次是服务一般员工与管理层，第三是服务社会。也成为日后的公司的管理者定下了一个准则。当然一个优秀的公司只有几条空荡荡的信条是完全不够的，需要的是一个更好地管理和权力制度。为何要强调这个权力制度？因为这个在我们国家很需要重视。在大部分中国公司，下级对上级有着绝对的服从，和上级对下级有着权威的意义。这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公司下级初来的有能力的人很难有发挥的空间，像很多公司的管理制度不严。“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不公平的管理制度不仅会降低员工对工作热情，还会影响公司长远的发展。对于员工“空雨衣”的象征概念，促使我们正视一件事，如何在为个人的愿望与决策找到立足的平衡点。但各种文化对个人尊重程度不一，使目前世界各地有一个普遍趋势，那就是个人在面对组织、国家、跨国机构时，无力感与日俱增。除非让每个人觉得自己能够负担起若干个责任，否则没有希望让人们穿越悖论。所以需要改变管理的组织结构，不能让单一下级完全服从上级。虽然也有部分公司开始改变组织结构把部分权力下放给小单位与地方单位，以开辟出一条途径，虽然引发了许多混乱，但是的确给了这些员工一些工作热情。但是企业对个别员工授权这方面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更近一步，以反映出新权力均衡状态，这也是汉迪所提出的，他认为应该更好地方法是采用联邦制。联邦制当初设计的时候，目的是要在同一机构里创造出某种权力均衡状态，这种制度让成员拥有最大的独立自主权，又让他们彼此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相互依存关系，它能鼓励差异，却又对此有所限制。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弱小者也有机会成为强者，能更好展示个人才能。但这么好的制度却并不受欢迎，因为人们通常不愿放弃权力，而且“群龙岂能无首”这点，相信也是不采用此制度的原因。个人到底该如何摆脱组织给的压力呢？在组织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呢？在社会安适环境下，很难找到一个伟大的目标，我们总希望有个更好的领导人，殊不知，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地方找到自己的新方向，这样才能在这个社会中发光，创造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