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港发展史略

宁波港发展史略宁波文史资料第九辑·宁波港史资料专辑宋静之宁波港是中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春秋时期称句章港，唐朝称明州港，元朝称庆元港，明朝开始称为宁波港。宁波简称甬。宁波港位于东海之滨，中国海岸线的中段，扼南北水路之要冲，前方有舟山群岛为天然屏障，后方为四明山和天台山所环抱，四明山向东延伸到镇海区的澥浦附近伸入东海，形成了宁波市与舟山毗连海域的岛屿，天台山余脉的太白山，在北仑区柴桥附近伸入东海，形成了舟山群岛。这里的海岸带基本格局，早在7000前已经形成。镇海口以北至横塘的海岸，具有利于发展浅海养殖、海水晒盐事业的泥质沙岸。镇海口以南至北仑区郭巨镇峙头角的海岸，岸线曲折，岸滩稳定，水深湾阔的岩岸，是建设深水良港的理想之地。镇海口内的甬江，江面开阔，水深流稳，可通3000吨级船舶，是一个优良的河港口岸。从宁波港出发的船只，有二股天然动力可利用:其—，北赤道暖流从南方流来，经过宁波港口外的东海流向日本，北冰洋寒流由北而来，绕过日本经过宁波港口外的东海南下，两流背向回流；其二，宁波港的气候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多刮西北风，夏季多吹东南风，风向随季节不同进行有规律的转变。唐朝大中元年(847年)明州商船利用上述的季风和洋流，从明州港(宁波港)出发，顺风顺水地航行，三昼夜到达日本值嘉岛，创造了帆船时代最快航速的记录。以上所述的宁波港得天独厚的天时与地理优势，早在6000年前，河姆渡原始居民就开始开发利用，进行航海活动。宁波人的祖先，为了不辜负这样优越的地理环境，几千年来，化尽心血，历尽艰难，开发港口,发展航运事业，在港口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其中，有光荣的功绩，也有屈辱的记录；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有顺利发展的实况，也有曲折停滞的记载。了解一下宁波港的历史，必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宁波的历史和今后发展的趋势。为此，我把所阅所见所闻的有关资料，整理成文，简述如下，供大家参考。创建于春秋后期宁波的造船和航海事业发源地是河姆渡。河姆渡在余姚江北岸，距宁波市区约有25公里，今属余姚市罗江乡。1973年在那里发现新石器遗址，考古学上把这个遗址定命为河姆渡文化①。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六支木桨和许多淡水动植物以及鲨鱼、鲸鱼等海生动物的遗骸，还有陶制的船模等。经过考证，大约在六七千年前，住在河姆渡一带的原始居民，已经能制造船桨，使用舟楫，航行于河湖港湾和近海进行生产活动。也证明了河姆渡是宁波造船和航海事业发源地，河姆渡原始居民的航海活动是中国最早的航海活动。随着社会、技术的进步，浙东地区经济的开发，越王勾践于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后，“以南(东)疆句余之地，旷而称为句章，以章封伯之功以示子孙”②并开拓建城，成为港口。句章港址在城山渡(今宁波市江北区乍山乡城山渡村)。东距三江口(今宁波市区)22公里，西距河姆渡约三公里。溯姚江而上可达余姚县城，顺流可入甬江经镇海大浃口入海，是越国重要的通海门户。越王勾践开辟句章港是为了发展水师和加强与内越和外越联系。自建成后一直以军事活动为主，在经济上只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换活动，没有发挥过重要作用。从战国到隋朝近千年中，从句章港出发，进行海上军事活动，在史册上是屡见的，但进行海上贸易的记载，在史册上很难找到。甬江流域最早的港口棗句章港，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军港之一。发展于唐、宋、元三朝唐朝建立后，宁波地区经济发展较快，需要有进行跨地区贸易的港口。当时宁波地区有三处可以被选作以贸易为主的港口港址:其一，是鄮山山麓的鄮廓，又名同谷，也称鄮城(在今宁波市东面，鄞县宝幢镇附近)。秦朝以前已是甬江流域居民与海岛居民进行贸易的场所。秦统一中国后，设置鄮县，加强管理。可是，鄮城通往东海的小浃江，短而窄，难以发展为对外贸易大港；其二，四明山山麓的小溪(今鄞县鄞江镇)。那里水源充足，物产丰富，可是比较偏僻，虽然有奉化江支流鄞江通往小溪，但不论东行出海，还是西去余姚、会稽水道，都不十分便捷；其三，是甬江、余姚江、奉化江汇合处的三江口(今宁波市区)。当时是最有利帆船运输之地。但港口易址初期，三江口一带平原还没有开发好，还是“泻卤之地”。所以，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政府在宁波地区设置明州时，州治(州衙门所在地)不得不设在小溪附近的悬磁。(今鄞县鄞江镇悬磁村)。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开始，在三江口南面开凿小江湖（日湖和月湖），东面修筑广西湖(东钱湖)，西面修筑广德湖等等，并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提高了蓄淡、抗旱、防盐害的能力，解决了三江口一带日益增加的居民饮水问题和供应出海船只的淡水问题。唐政府终于在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把明州州治迁到三江口，并大力建设港口，对内疏通杭甬运河，对外开发高丽和日本以及南洋各地的航线，使明州港址在三江口长期稳定下来，发展成为著名外贸港口。北宋建立时，明州港已呈现出繁荣景象。北宋政府为了加强对明州港管理，于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在明州正式设置市舶司③。市舶司是管理港口的海外贸易及有关事宜的一揽子管理机构，类似近代的海关。下设市舶司作为业务机构。此外，还有市舶库(贮存进出口货物的仓库)，海运码头，高丽使馆和波斯馆(宾馆)等作为它的附属机构。市舶司的主要任务是“抽解”④(征收港口税)“抽买”(以官价收买)“禁榷”(专买)等。因此外国商船到达港口时，必须立即向它报告，由它派员上船检查。它的特殊任务是：“迎送、招待住舶蕃国海商，晓之来远之意，以通异国之情，招徕海外之货”。当外国船舶来去之际，市舶司支送酒食，举行“燕犒”。这对结好睦邻的外交工作和发展海外贸易都起过重要作用。与设置市舶司同时，北宋政府还制订国内商船往外国贸易，必须办好签证手续后才能放行的制度。并限定明州港为去日本、高丽的签证发舶的特定港口，全国各地去日本、高丽的船只，必须先到明州港办理手续后，发舶放洋。明州市舶司的创设和这个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民间的港口贸易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明州港因此进一步繁荣起来，正式成为当时的国际贸易港口。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定都临安(杭州)。杭州成为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不少外来的船舶，因钱塘江浪大潮高不敢直通杭州，大部分货物是由明州港转运。当时的南宋政府为了解决财政的重重困难，采用发展海外的策略，制订了对外开放的各种优惠政策和办法。如：1.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以宾礼相待。到港时，市舶官员前往码头欢迎，归国时设宴欢送。在明州专门设立远驿(外商招待所)，生活上给予各种照顾。2.外国商船商主，如遇失踪或死亡事故，市舶官员负责清点并保管其财物，待其亲属领取。外商若受到官吏敲诈勒索，准许越级上诉，“违法抑买者……计赃罪之。”外国商舶，如遇风水不测，船破桅坏等，即可免税。3.本国商人出洋贸易，如遇到灾难者可免税。招来外国商人来宋朝贸易“抽解”货物，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⑥官员如有破坏外贸，“要受处分”⑦。市舶官员“抽买”成绩显著，可以升官。在南宋政府的政策鼓励下，加之明州商人善于经商，明州的江厦码头，风樯林立，“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丽，商舶往来，物资丰衍”⑧，呈现出空前的盛况。当时从海外进口的货物已达160余种⑨。明州港成为了全国四大港口之一。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占领定海(今镇海)与明州城后，在宁波地区设置庆元路(元朝的路是比府更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接着，设置庆元市舶司，着手进行庆元港的恢复发展工作。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灭掉南宋后，立即推行比南宋更为开放的外贸政策，在承袭宋朝外贸政策基础上，增加了允许外国商人“其往互市，各从所欲”⑩免除舶商(本国从事外贸的商人)家属差役等等鼓励外贸的措施。此外，元政府还对各地市舶司进行多次整顿，并于1292年和1298年先后二次进行规模较大的撤销、合并或提高等级、扩大贸易范围的大调整；杭州港因钱塘江潮大浪高，外舶罕至，逐渐衰落，将杭州市舶司并入杭州税务；庆元港发展快，将温州、上海、澉浦三处市舶司并到庆元市舶司，并升为直接隶属于中央的中书省之机构，成为与泉州港、广州港并立的元朝三大对外贸易港之一。庆元港不仅是对外贸易港，而且是元朝的重要军港。元朝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海上远征活动，其中二次是从庆元港出发的。其一，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都元帅哈剌从征日本……遇台风舟回，还戍庆元。○11”这次远征日本，从庆元港出发的战船有三千五百艘；其二，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征爪哇，会军庆元，登舟渡海”○12。这次远征从庆元港出发的有士兵二万，战船千艘。为了准备大规模远海征战，庆元港修建了不少码头、仓库、造船工场，扩大了港口范围，增添了许多航海设备，为庆元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庆元港也是元朝海漕运输起航点之一。它的有组织、有计划进行海漕运输，是在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开始的。其航线是从庆元港出发，沿海岸北上，到江苏刘家港与其他地方来的漕船汇合，组成百艘以上的庞大海漕船队，越东海、黄海、经渤海入海河，到大都(北京)。庆元港海漕运输开通后，北方商人和商船逐渐在庆元扎下根，为北号商业船帮的形成奠定基础，也为后来宁波港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贸易中转港打下基础。由此可见，元朝的庆元港是以外贸为主的商、军、海漕运输的多功能海港。当时进口的货物达220余种○13，大大超过宋朝。与庆元港进行贸易的有日本、朝鲜、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呈现出“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14的繁荣景象。受阻于明、清时期吴元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改庆元为明州。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为避明国号之讳，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明州为宁波府，宁波港的称谓也由此开始。明建立后，为防止因战败而逃到沿海岛屿或海外的元朝将士以及倭寇的侵入，就采取“海禁”政策。朱元璋三令五申“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敢有私下诸蕃互市者，必置之以重法。○15”与此同时，对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也严加限制，只允许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以“朝贡”形式来中国贸易，并限定宁波港只能接待日本的贡船。此后，宁波港除了几年来一次的日本贡船外，几乎没有其他国家商船进港了。尤其是明朝嘉靖年间，“倭患”日趋严重，“海禁”也日益严厉，宁波沿海连下海捕鱼与海上航行都在禁止之列。发展中的宁波港，受到这种严重的阻力后，走向下坡，持续时间长达近三个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严厉的“海禁”毕竟禁不住已经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不法商人挺而走险，在宁波沿海几个偏僻的小港下海，到当时全国最大走私基地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活动。双屿港位于宁波港口南面的佛渡岛与六横岛之间，距宁波府城约有50公里。嘉靖年间，萄葡牙殖民者在那里建筑市政厅、教堂、医院，并设置由萄葡牙人担任的市长、司法官、警官等官员，进行殖民统治。他们与走私商人进行非法贸易，获取暴利，还勾结倭寇和海盗，劫掠浙东沿海的乡镇。明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宁，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派军进攻双屿港，彻底摧毁这个走私基地，清除了在那里盘踞22年的萄葡牙殖民势力。走私基地虽然被铲除，但私人海外贸易已发展到难以禁止的地步，明政府不得不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正式宣布开放“海禁”。由于“倭患”余波未平，对日贸易的禁令一直没有取消。作为特定的与日贸易的宁波港，仍处于封闭状态，不得不另找出路，把贸易重点转向国内，充分利用宁波港地理位置的优势，加速发挥“南号”、“北号”商业船帮的作用，使宁波港成为中国南北货转运枢纽的转口贸易港。时隔不久，清军入关，明朝灭亡。清统治者采用了比明朝更为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下了“片板不许下洋”，“禁绝下海船只”○16的禁令，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又下“迁界令”，强迫宁波、台州、温州三府的沿海居民，内迁30里。宁波港的海上贸易和渔业生产尽被窒息。随着形势的变化，清政府终于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颁布“展海令”，驰“海禁”。并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正式在宁波设浙海关○17,对外进行有限的开放。可是好景不长，清政府又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下了半封闭式的命令，只允许西方国家来华商船在广州一处停泊交易，不许一船入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