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行成于思毁于随”，一个靠思想和智慧名世，立世的人，其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本书以昨天作者为记者时，对中国命运、历史进程及不少尖税社会矛盾的追问、提示、探讨的代表性文章为经，以今天同编者关于昨天与今天、主观与客观、台前与幕后的后思交谈为纬，展示了一个思想者的真面目，读来饶有趣味，发人深思。答编者问（代序）第一章前沿风云1、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2、从这扇窗口望出去3、百万移民下珠江4、珠江三角洲启示录5、珠海：跨世纪的冲刺6、大亚风云录第二章中国走势1、1988，中国走势采访录2、1992：中国走势再访录3、中国：一个夏天的访问4、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第三章神州评说1、广东和浦东的对话2、温州与珠三角的对话3、华东归来话广东4、啊，分水岭5、罗定之路第四章文化求索1、面对纷繁的世事2、尴尬的文坛与浮躁的作家3、最后的“硬通货”第五章斑斓人间1、中国食林外史2、中国首富村揭秘3、开放门户的溃疡第六章最后的江流伴随着8集电视专题片《南方的河》的问世，人们又一次在一个文化工程背后发现了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王志纲。作为前新华社著名记者，王志纲到广东已经8个年头。这8年来，在许多重要而微妙的历史关头，尤其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他都以手中这支笔，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现象率先进行了独到的揭示和总结，在引起社会强烈……答编者问（代序）编者（秦朔《南风窗》杂志社总编辑，以下简称编）：有幸担任这部文集的编辑很高兴。你这部文集定名为行成于思很有意思，与前一本介绍你的书《谋事在人》一样颇有些哲理。用这样一个书名是基于什么考虑呢？王志纲（以下简称王）：行成于思出自唐·韩愈的《进学解》，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讲要想做成事必须善于思考。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做什么都比较成功，我认为恐怕与我爱想问题的毛病有关。当记者那十来年，正碰上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年代，社会巨变，面临诸多新问题，迫使我去思考，而且是超强度的思考，从而强化了我的思维能力，为我日后从事头脑产业奠定了基础。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我的思想轨迹，希望对读者有所稗益。编：通读了这部书稿，我觉得各种文体的文章几乎涵盖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主要的热点问题，透过这些文章，不仅从中看到了王志纲眼里的中国，更看到王志纲式的观察思维方式，因此我想就有关这些文章的台前幕后，及你本人的思想历程提一些问题，我想这也许是读者想了解的。古人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状况。在大家的印象中，你是一个关心国事天下事的记者，曾驰骋南北纵论天下。但自从前年有关写你的策划生涯的书《谋事在人》风行中国后，在许多人心目中，你现在可能是只问家事，不问国事，只顾策划赚钱而很少写文章了。那么，为什么你在策划业己经一帆风顺，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推掉很多业务，花不少时间和精力出这样一本书呢？王：这有几个原因，一是《谋事在人》这本书出来以后影响很大，除了正版发行的几十万，加上盗版书恐怕有上百万，而每一位买下书的读者又不仅自己看，还推荐给别人。其中很多读者不止看一遍，我遇到的一些读者甚至能整段地背诵，并随时带在身上翻阅。更有些读者把这本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朋友。同时我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他们不满足于一本粗线条的书，非常想了解我这十多年的思想轨迹，具体说就是想读到我过去写的书，可惜己出的五本书现在手里都没有了，很难满足这些读者的要求。所以最初的出发点就是应读者之邀，出版一个集子。还有，《谋事在人》这本书之所以那样畅销，首先得感谢谭启泰先生。没有他那传神的文字和洞烛入微的剖析，是难有一本描写普通人经历的书得到读者如此欢迎的。遗憾的是启泰先生己不幸英年早逝，而我前些年不少文章最早是经他编辑发表的，现在出版这部书，也是我对启泰先生无尽哀思的一种寄托吧！另一方面，我认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个实践的过程，但作为知识分子我更看重的是把一种精神财富献给社会。有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心理。那么文章和书是一种最直接的精神产物，不可独享、独藏，而应变成大众共享的东西，才能对社会有所作用，同时使自己的生命得到释放。所以，作为我生命的主旋律，我想应该保证每年都有一本书，现在既然社会需求甚殷，不妨趁此时，从我当记者十来年和这两年搞策划的200万文字中，精选出自己不觉脸红的30万字，奉献给读者。希望读者能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从另外的角度，去评验、去分析、去探讨、去研究一个真诚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的心灵轨迹和一个所谓的策划家，经历的从偶然到必然的转变和发展过程。同时，从另一种视野，了解我们中国人是如何从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这个时空隧道走过来的。至于，有关我禁不住金钱的诱惑，一门心思下海捞钱的说法，可能解释起来会越描越黑。有时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从骨子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当记者的最好材料。当初从事新闻有一个简单的追求，就是像西方的一些名记者那样，当专栏作家。用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想来影响并推动历史。但走了一段后，好像走不通了。于是命运开了一个大玩笑，40岁的时候我正式离开了新闻界，走上了一条所谓策划之路。另一种靠思想吃饭之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殊途同归，走上策划这条路，相对于记者舞文弄墨，似乎是一条新路，其实都是靠思想攀登，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亦是说，在人生道路上，原来我是从南坡往上攀，现在改成攀北坡，原来走陆路，现在改为走水路。作为一种文化的追求，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目标根本没变。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强调一种自尊自立、自强。君不见唐代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成了千古佳话，被很多文化人借以表达文化人的一种高大、自傲和鄙视一切的心态。但恰恰相反，当时李白的心态是屡仕不中，最后，好不容易经别人举荐，被唐玄宗所欣赏，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玩物，是别人用来粉饰太平、装饰生活的，抱负和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只能是斗酒诗百篇。一直到安史之乱，又投到永王李鳞的幕下，也是心存幻想，要实现自己的抱负，最后反而被流放夜郎，行至半路，突然皇帝新的赦令下来，遇赦还乡途中才大彻大悟。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种解脱后的轻松心境，被这首诗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历史上，知识分子往往只能依附于其他阶层，因而没有自主性。而今这个时代，正处于一个重大的转型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和尝试的机会。前面一条路走不通，总不能停下来自暴自弃。有没有第二条路呢？我认为是有的，能不能通过我自身的实践为知识分子走出一条路来。在命运的推拥下，我走上了策划之路，新闻界把我这种选择称为第三条路，即不走红道也不走黄道，一条不亚于权力、金钱的第三条路。如果这条路走得通，对很多知识分子意义都是非同一般的。我把知识分子下海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下浅海，80年代初当计划经济开始松动的时候，在计划经济边缘出现了一些裂痕，开始有水进来，比如说市场经济。这时候下海的多是一些本来就是体制外的人，大多是无业人员、农民甚至劳改释放犯，也混杂了一些被排斥在主流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他们由于生存所迫，也成为个体户，练摊做小生意，倒买卖。这是一种很尴尬的事。讲吃苦他们比不上进城农民，讲打架他们干不过劳改释放犯。有的搞得狼狈不堪，连自信心都没有了。第二个阶段从80年代中到80年代末，这时候商品的大潮已经涨到肚脐眼儿了。这时候一些好冲动的知识分子跳入海中，由于水还是不够深，一个猛子扎下去头碰到海底，碰了几个包，啃了一嘴泥，鱼没捞到，只捞到了一些小虾，有些人呛了几口水就开始往岸上爬。一直到邓小平南巡，商品经济的大潮终于形成了一种撼天之势。党的十四大己经决定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不仅体制外的市场之海要漫延，要越过一切，就连体制内也由陆地变成海。所以必须转向，必须主动对接，由陆上行车改为水中行船。这是一个大的客观环境和背景，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应该顺应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不觉进入了商海，但严格地说我当时的目的是不明确的。在1992年以前我一直是一个虔诚的无冕之王，当时我只知道埋头写稿，连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我会下海。但这次因为种种原因我也一个猛子扎到海里，并不是为了成为亿万富翁，当时只不过是为了寻找一种松绑的机制。下到海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当时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三个独立：独立制片人、独立策划人、独立撰稿人。本想，爬格子是我的老本行，走出体制，可以更自由地写文章，但是光舞文弄墨、咬文嚼字养活不了家小，家里有一对双胞胎，要吃饭。怎么办？就必须要当策划人，通过策划挣点钱来维持生存。除此之外，还有剩余的潜力和兴趣，那就再搞搞电视。没想到两三年走下来之后，被命运所推拥，不知不觉地做了专业策划人，而且坐在策划公司老板这个位子上。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上，处于巨大转变的中国，呼唤这样一种产业的诞生，但传统体制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我们的社科院、我们的研究所和大学中经济学家的东西企业接受不了，这种情况就好像是，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时代呼唤这样一种利器，但是这种利器在哪里？于是，命运对我开了一个玩笑：床底下抓出个黎元洪。武昌起义突然宣布革命成功了，回头一看全是当兵的出身，没有一个能撑起台面，总得请个有头有脸的人出面。突然发现床底下有个人在发抖，正是督统黎元洪，他原以为是革命的对象，吓得钻进床底，像鸵鸟似的，没想到大家跑来说：革命成功了，请你来做大总统，他一下子成了领头羊。我和他一样，从企业的谋士，成了策划业的领头羊。我扮演这个角色是由于很多因素造成的。第一是天时，整个中国处于市场经济的大转型，呼唤策划这种产业，但是没有这种产业怎么办？只能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寻找具有这种亮点、有号召力、有说服力的人，命运之神发现了一个王志纲。除此之外，还有地利、人和。广东由于转型比较快，对市场经济提出的许多问题最有发言权。长期生活在广东这块中国市场经济的热土上，作为一个前线冲杀的记者不可避免地要扮演和客串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我无意中发现和开发了这种特异功能。加上自己不甘寂寞的性格及比较丰富的阅历和活跃的、发散型的思维方式，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客串了许多成功的案例，通过这些策划更确立了自己的自信。我深信通过策划不仅能养活家小，还能闯出一条自立、自强的道路。可我没料到，当我一走出来，就被往前推，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既然你挂出牌子来，市场就向你集中，忙不过来就逼得你把个人行为变为团体行为、企业行为，从个人追求变为群体的追求，从而产生一种使命感，创建一种策划产业。可能有人认为我是捞钱去了，我觉得捞钱是没有什么罪恶可言的，但对于我来说它只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我给工作室的定位，既是公司又不是公司。为什么呢？因为必须是公司才能获取经济效益、才能维持工作室运转，保证事业向前进。但又不能完全是公司，纯粹的公司就要唯利是图，什么赚钱干什么，如果这样我就不用搞策划了，也许做生意搞房地产更赚钱。公司必须受利益机制的驱使，但这又违背了我的使命感，同时我还要考虑社会效益和个人的兴趣爱好。所以我讲，我这一辈子是发不了大财，但又不缺钱花。一心发财我就走偏了，不缺钱花，是因为我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市场经济完全可以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当时有些人认为我离开新华社这块牌子就会完蛋了，没想到居然两年时间就迅速站立起来，树起了自己的品牌；于是有些人回过头来问我是否出来时就做好了准备，我说恰恰错了。宏观上、大趋势上我充满自信，但微观上我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我只是想，作为知识分子中优秀的一员，如果连我下海都会被淹死，都养活不了自己，那就没救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没救了；知识分子没救了，中国也就没救了；中国都没救了，我王志纲被淹死还有什么关系。基于这种反推理，我才义无反顾，而不是缩头缩尾。在社会上的推拥下，经过我自身的努力，走到今天这种状态。总之，今日出书，是出于一种交待，不仅是对社会的一种交待，也是对自己生命历程的一种交待。因为，作为一个骨子里仍是文化人的人，出书，永远是一件非常崇高而又神圣的事！编：从你的文章中看出你对市场经济的问题提得比较早，旗帜比较鲜明，较早地总结出，广东经济的发展是摆脱计划经济束缚，发展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