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怎样一个人

1曾国藩是怎样一个人正如辛亥革命怪杰章太炎先生对曾国藩评价：“誉之则为圣杰，谳之则为元凶”。他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大肆发屠杀天京城民，得名“曾剃头”;又因1870年“天津教案”得了“卖国贼”之名。建国后的史学界直到八十年代初对他更是一骂到底，称他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等予以全面否定。然而在清政府眼里却截然相反，他剿灭太平天国起义挽救了清政府，是大清朝的救命恩人。在普通国人眼里，他的《曾国藩家书》可谓惊世之作。现代史上两个最有影响的人物毛泽东、蒋介石更是对其评价甚高。毛泽东在1917年至友人的信中就有“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之言；1969年又说“他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更是把曾国藩奉为终身学习的楷模。对这样一个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显赫的人物的评价有如此激烈的争议，其中必有复杂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体，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的或片面的肯定和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求。对曾国藩是怎样一个人的回答，不是一句话就能概括了得，我们应把他放到他生活的社会和时代中，才能真正了解他、认识他。一、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曾国藩一生求学不断，尤其是早年更是精钻学问、学做圣贤，他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1500万字的《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被誉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梁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二、近代超凡的思想、政治家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2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三、镇压太平军为大清朝的“救命恩人”曾国藩虽然一生官运亨通，一般人难以企及，但真正使曾国藩声名显赫，举国皆知并使后世褒贬悬殊的，却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守孝。这时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的风暴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清政府于是令地方办团练以遏制太平天国势力的发展，这为曾国藩组建湘军提供了机会。1853年他受命办理湖南团练武装，很快组建了一支凶悍的湘军，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1854年，他编陆师15营、水师10营，合计官兵1、7万人，开始与太平军作战。他曾发布《讨粤匪檄》，称：“谓天国扰乱农村安宁，谓耶教污坏中国礼教，谓天国制度破坏农村迷信。”他攻击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各朝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发动地主阶级参加反太平军的阵线，号召一切“读书识字者”为维护名教而战。1854年，湘军汇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在接连吃败战中，曾国藩几度跳水自尽。后重整军实，复战岳州、武昌不久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1858年湘军攻占九江。1860年，曾国藩亲率湘军八万实现了对安庆的包围，此时湘军气势强盛，他们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果然太平军西取武汉的计划未能实现，而曾国藩孤注一掷如愿以偿。1861年9月湘军攻破安庆，同年冬曾国藩得慈禧太后授权，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开始统一指挥对付太平军的前线清军。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打下天京之后，为消除朝廷疑忌，曾国藩主动收敛羽翼，亲自裁减湘军，在朝中赢得极好的口碑。他因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出力最多，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被清政府称为”中兴第一名臣“，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溢为“文正”。曾国藩在成为大清国的“救命恩人”的同时，也成了太平军的“活阎王”，他十分强调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他说：“世风既薄，人人各挟其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以宽仁，欲嚣然自肆。…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并扬言，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即使得“武键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的湘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兵过如洗”，他们动辄将俘虏的太平军将士“悉行斩诛”，甚至“凌迟”“肢解”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讽刺他杀人过多说他“开就地正法法之先河”。他们认为只有这样，“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大局或有转机”。天京陷落后，曾国藩一手导演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据曾自言“…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两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刀、或数十刀…”他们不仅杀人如麻，还纵兵焚城，所以又有人送其绰号“曾剃头”“曾屠户”。在和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湘军凶悍残忍的本性，湘军在军事素质整体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与太平军作战的主力。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四、处理“天津教案”，得“卖国贼”骂名曾国藩恪守“忠信笃敬，行于蛮貂”的信条，他在写给李鸿章的心中不厌其烦地说，办理“夷务”，“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并解释说：“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他把“诚”的道德范畴，泛用于与洋人的交涉之中，有明显的卖国3媚外行为。在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太平军的活动中，一再强调，对外国侵略者必须做到“但有谦退之义，更无防范之方”，并提出“克城所获，…任其取携，…一分一粒，官军无所利焉”，公开纵容了外国侵略者的疯狂劫掠。1870年6月21日，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枪杀知县刘杰的仆人，民众激愤之下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多名修女、两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焚烧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教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1870年6月24日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来天津逞威。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法国方面要求处死中国负责的官员。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负责处理此案，当时朝廷中的多数官员认为不要对其退让，可不惜一战，情势紧张。然而，曾国藩坚持“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的方针，认为“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外国多名，几开边衅，刁风不可长”。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长保“和局”。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起兵端，唯有委曲求全一法”。最后决定：处死为首杀人的的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20人，充军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赔偿外国人白银49万两，并派崇厚使团至法国道歉。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力，引起朝臣及民众的极大不满，时人骂他“汉奸”，“卖国贼”，为此曾国藩声誉大跌，“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悉被击毁”一时间曾国藩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人物，“积年清望几乎扫地以尽矣”，以至于曾国藩自己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至此笔者认为在世人责骂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利的同时，是否也想到国与国的邦交必须以国家实力为靠山，单纯的外交辞令和唇枪舌剑是没有多大分量的。曾国藩作为清政府的重臣，，中国近代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清政府的衰落和对西方列强的强势，都洞若观火。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他更清楚了中外实力的的悬殊，为此他对中西邦交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一方面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痛恨“软骨”…；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让他明白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外开战的结果是定数，妥协其实是大范围的保全。我认为他的推算也算全面理性，这些远非那些沉湎于义理考据的士大夫所能及，他的妥协、苟且既有他的无奈，也是他独立时代潮流，把握国际风云的结果。五、办洋务，成中国“近代化之父”曾国藩是近代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力行者，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尽管他强调传统学术和道德价值观，但他并不固执保守盲目排外，相反，他还敏锐地看到有选择地利用外国技术的意义。在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过程中，1861年，他上书《复陈购买外洋穿炮折》指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肘之第一要务”，并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在他的历陈，复陈下，清廷批准了他的洋务计划，随之，他就开始向外国大量订购船炮，请外国人训练军队，筹办新式军火工业。1861年，他创办洋务运动最早的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仿造“洋枪洋炮”，后又制造了小火轮，安庆内军械所是他创办洋务运动最早的军事工业。此后，许多省份也相继建立了军火工业。1862年6月，他在一篇日记里记下了对幕僚们说的话：“今日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在华衡芳、徐寿父子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到：“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864年初安庆内军械所制造了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航后，喜而命名“黄鹄”号，并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谓：“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还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养，而逼处可怯之地。”并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以筹建新的工厂。1865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洋务运动中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并为之积极筹措经费，4他试图通过制造先进枪炮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在与封建顽固派倭仁、宋晋的论战中，曾国藩说：“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两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在他的指导下，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创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