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第一章建安诗歌建安诗坛，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下迄魏明帝太和六年（233），即汉末魏初时期的诗歌。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女诗人蔡琰。而尤以曹操、曹植成就为最高。第一节首开风气的曹操曹操诗歌创作的一大成就，是开创了文人“拟乐府”诗歌创作的全盛局面。其次，曹操的诗有一种悲凉沉雄的独特艺术风格。他的诗特别能表现出他的个性，有政治领袖人物的宏大气魄，本色质朴但抒情浓郁，表现了他高远的志向、坚定的信心、卓越的毅力和雄伟的气势，悲歌慷慨，气韵沉雄。第二节建安之杰曹植曹植的诗歌，前后期的特点：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死为界，曹植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多抒发其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如《白马篇》。曹植后期的作品则多是表现自己壮志难酬，备受压抑的郁愤心情，典型代表作是《赠白马王彪》。曹植诗歌的特点：1.曹植的诗歌被誉为“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他的诗既内容充实丰富，多慷慨悲愤之气，在艺术表现上又生动形象，注意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和音韵流畅，形成了华丽绮焕且浑厚雄健的独特艺术风格，即所谓华丽壮大，达到了建安诗歌的最高峰。2.曹植诗歌“壮大”，是指他诗歌雄健豪放的特点。3.曹植诗歌语言华美主要表现在浓烈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声色上。胡应麟评之为：“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东西京乐府天然古质，殊自不同。”（《诗薮·内编》卷二）即指曹植在文人有意为诗方面，有一个大跨度的质的飞跃。4.曹植诗歌艺术成就还表现为注重对称回环之美，注意语言锤炼方面。第三节其他建安诗人曹丕诗歌的艺术特点：1.曹丕对七言诗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他的《燕歌行》二首，不仅为乐府产生一新体制，且为中国诗学开一新纪元。2.曹丕诗歌语言绮丽工练，抒情深婉细腻，形成一种便娟婉约的纤丽清新风格，尤善写游子思妇的思乡怀远之情。3.曹丕的一些述怀之作，则写得清峻悲凉。建安七子的创作分期：建安七子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都可以约略分为两个不同时期。前期处在汉末动乱之中，目睹生民忧患，个人生活也颠沛不安。所以前期的作品往往反映动乱的社会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后期，七子先后归附曹操，除孔融后来被杀外，其他都仕途顺利，生活平稳，是曹氏父子的近臣。所以后期作品往往表达对曹氏政权的拥护，表现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通过游宴、赠答的形式表示出来。建安七子各自的文学成就：孔融的成就主要在于散文，诗歌成就最高者为王粲、刘桢，王粲的赋也写得很好。徐干诗文兼善。陈琳、阮璃在章表书记方面的成就比其诗歌创作要高。应砀现存诗作只有数首，难以对其成就作出确切的判断。王粲代表作有《七哀诗》。王粲诗歌的艺术特点：抒情深切，慷慨悲惊，文辞秀美，局面阔大。王粲诗取景开阔宏大，具有豪放之美。刘桢代表作：《赠从弟》。陈琳代表作：《为袁绍檄豫州文》、《饮马长城窟行》。阮璃代表作：《驾出北郭门行》。徐干代表作《室思》。蔡琰的五言《悲愤诗》的艺术特点：1.它是一位女诗人在亲身经历基础上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其感情描写、心理活动的刻画真实、细腻、复杂、微妙，在诗歌史上实属罕见。2.能够注意细节的描绘、气氛的渲染，对烘托主题起到了良好作用。3.全诗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字字血泪，真实生动，深切地反映了汉末动乱年代给人们带来的深重苦难，有史诗般的效果。后人如杜甫的《北征》等诗均受其影响。第二章正始诗歌第一节正始时代与诗歌创作正始时期的政治时局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一网打尽曹爽及其集团，自此之后，司马氏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势，除在军事上诛灭母丘俭、诸葛诞等敌对势力外，在政治上则大杀名士。在这极端黑暗的政治恐怖下，士人建功立业的理想归于破灭，发之于诗，建安诗歌中昂扬的气概没有了，代之以如履薄冰的忧生之嗟。司马氏政权一方面用残酷的血腥手段大肆杀戮士人，一方面却又标榜“名教”，维护自己所劫夺到手的权力，更显现出其虚伪卑鄙。因此，正始士人心中更加鄙弃名教，充满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但又不能直接表达出来，所以在诗歌创作上，一方面用韬晦曲折的方式批判名教中人的虚伪龌龊。完全失去了建安诗歌鲜活明快的特色，代之以沉痛委曲的风格；另一方面，由于对现实社会的失望，转而追求一种理想中的人生境界。而且由于玄风的影响，诗歌创作中，常常表现一种老庄人生理想的倾向。玄学思潮对正始士人心态及诗歌创作的影响：1、正始诗人，往往都是崇尚老庄的士人，他们大倡玄风，建立玄学理论，开始了一个思想史上的新时代。谈玄一时蔚成风气，对圣人有情无情、本末有无、养生、言意关系等命题的理论探讨，达到了高度的理论思维水平和高度的思辨性。士人们有一种很强的理论兴趣，其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就是沉浸于玄思之中，这些玄思妙解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快乐。建安诗人在悲歌慷慨的抒情中得到感情满足，而正始士人则在玄思妙想中领悟人生。玄学的基础是老庄思想，因而正始诗人在追求自然、心与道冥的同时，把老庄的人生理想自然而然地带入到诗中来，有的在诗中创造一个庄子逍遥游式的理想境界，诗人可以徜徉乎其中，神游于无何有之乡，作为解脱现实苦闷的精神慰藉。这种境界进入诗歌创作，就为在文学中表现人与自然的亲和感，表现人对自然美的追求开拓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把人对自然的态度引向审美的层次，成为后世山水诗的思想滥觞。2、玄风对正始诗人的另一影响，就是文学创作的哲理化倾向。正始时代士人普遍存在着巨大的理论热情，理论的色彩浸染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样也影响到文学。建安诗人已发现了文学的感情特质，所以抒情梗概多气。而正始诗人则在更深的层次上对人生作哲理的思索和哲学的观照，从诗歌的抒情向诗歌的哲思发展，在诗歌中注重表现哲理。嵇康和阮籍写出了很完整的哲理诗。尤其是阮籍的诗，哲思与抒情，与意象暗示纠结在一起，表现出深沉的思想意蕴，抒发了个人的情怀，表现了老庄的旨趣，无疑是后来玄言诗的滥觞，也对后来咏怀诗的议论化倾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二节阮籍和嵇康一、阮籍阮籍的《咏怀》的艺术成就：1.《咏怀》诗有一种意蕴深沉之美。2.阮籍的诗还有一种清逸玄远之美。二、嵇康嵇康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他的诗歌的特色：1.嵇康在他的诗中创造了一个诗化了的人生理想境界。2.嵇康的部分诗歌中还有一种峻切之语。3.嵇康还能脱开《诗经》，在四言诗中另辟蹊径。《诗经》的古朴写实之风，在嵇康诗中不见了，而出之为清远之意境、隽秀之语言，别具一格。第三章两晋诗歌晋代诗歌的风貌，大致可分为三部分。西晋太康、元康年间的创作以繁缛为主，但西晋还有以左思、刘琨为代表的刚健诗风。两晋之交有郭璞的游仙诗，东晋则是玄言诗的天下。第一节太康诗风的总体倾向一、太康诗歌内容形式特点太康诗风在内容上的特点之一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没有胸怀天下的巨大抱负，没有面对历史的深沉思索，转而在儿女之情中表现绮丽情思，如晋初傅玄的乐府诗《明月》、《秋兰》、《历九秋》诸篇。太康诗风内容特点之二是拟古模仿，缺乏现实内容。由于太康诗人缺乏直面人生的激情，所以在诗歌内容上只得求助于古人。太康诗风在艺术形式上的特点，则是“缛旨星稠，繁文绮合”。一是追求文字华美与辞藻华丽。二是追求新的技巧，注意俳偶，以陆机为代表。三是描写更加细腻。二、陆机与潘岳太康诗风的代表诗人为陆机与潘岳。陆机的赋胜于诗。其《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名篇。就诗歌而言，他是太康诗人中存诗最多的，今存l07首。陆机的诗歌语言的华丽排偶是最明显的。就诗歌内容来说，陆机拟古之作很多，也有许多酬酢之词，因而被认为“造情既浅，抒响不高”。但他毕竟是一位“天才秀逸”的诗人，因此有些诗作也能写得情感深沉动人，如其《赴洛道中作》二首，这两首诗是陆机27岁由吴入洛时途中所作。潘岳的诗歌在追求辞藻绮丽方面与陆机相同，被誉为“烂若舒锦”，但他却不像陆机那样深芜，语言较为浅近和畅。另外，潘岳的悼亡诗赋写得最好。他虽然不是一个情操高尚的人，但却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他的儿女之情，他对妻子的爱，是建立在女色的美的吸引之上的，是一种带有人的本性的强烈的男女之爱，很少道德成分。这种发自本性的男女相悦，也是很真挚的，不能简单地谓之“心声心画总失真”。潘岳的《悼亡诗》三首也因此获得极高评价，以至“悼亡”一词，从此专用为“悼妻”之用。第二节刚健诗人左思与刘琨一、左思左思诗今存l4首，但艺术成就很高，诗风独树一帜，可谓西晋诗坛第一人。其《咏史》八首为代表作。首先，左思的诗歌有一种建功立业、功成身退的阔大胸怀。其次，左思的诗歌充满着一种悲愤不平之气。左思的诗歌继承了建安诗歌的风骨，被誉为“文典以怨”，“左思风力”，就是指他的诗引用历史典故以抒时愤，刚健有力。另外，他的咏史诗，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感情激烈深切，借古人之事，抒个人怀抱，使咏史诗有了新的飞跃。左思还有一首别具一格的《娇女诗》，写小女儿情态，真切细腻，表现出左思对现实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和细节描写的非凡才能，李商隐的《娇儿诗》当受其启发和影响。二、刘琨刘琨今存诗4首，其中《扶风歌》与《重赠卢谌》最为优秀。刘琨的诗即使是写失败时的意绪，也是壮美的，同样有“清刚之气”、“清拔之气”，绝不同于太康之绮靡，而有建安之风气。元好问有见于此，叹为“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即是看出刘琨诗继承建安风骨的特点。第三节游仙诗与玄言诗一、郭璞及其游仙诗郭璞诗、赋兼善。《晋书·郭璞传》说他的“辞赋为中兴之冠”。他今存诗20余首，而以l0首《游仙诗》最为著名。游仙诗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先秦。游仙诗内容上有两种不同倾向，一种纯写求仙长生之意，如汉乐府《长歌行》。另一种则是愤世嫉俗之言，如曹植《游仙诗》就是不满于人生戚戚的抒愤之作。郭璞的游仙诗兼具上述两种内容。一类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郭璞游仙诗的另一类内容，则是承继传统求仙长生之主题，以高蹈轻举、服食采药为主旨，创造出一个浪漫的神仙境界，来表达一种超脱尘世的情绪和态度，而不像左思用咏史的方式，非常写实地表达自己的愤慨。郭璞的游仙诗感情真实，坎壈咏怀，与东晋辞意夷泰的诗风殊非同道。另外，郭诗情采斐然，描写形象生动，色泽丰富，也与平典似道德论之玄言诗风大异其趣。二、玄言诗江东由于注意农业生产，经济逐渐发展。经过明、成二帝到孝武帝末年时，已是“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此时东晋既无收复北方之力，又无北人南侵之忧，朝野上下晏然，偏安心态占主流，加之江南山明水秀，云蒸霞蔚，士人遂怡情山水，流连胜景，培养出很细腻的山水审美意识和更强的山水审美情趣。另一方面，偏安的局面有利于东晋士人追求平静与安宁的心境，他们摆脱了中朝士人对物欲与感官的强烈追求，转而走向更加广阔的内心世界，去寻求精神的慰藉。他们清谈玄言佛理，诗乐书画往还，高雅脱俗、优游闲适而又情韵无穷，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其基本格调更切近于老庄的泯于自然和佛教的虚心静照，也更适合于偏安于山明水秀之江南一隅的心境。这种高雅的情趣格调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之中，影响至为深远。总之，偏安的心态，中朝玄谈的流风遗韵，以及新形成的高雅脱俗的情调和流连山水的审美情趣，加之佛教般若空观的影响，使玄言诗在东晋诗坛占据了主流地位。玄言诗的发生与发展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其发端自魏正始时代已开始，其时由于玄风影响，嵇、阮等人诗中已有玄言成分，但这些诗仍以抒情为主，玄理不是诗歌的主要成分。西晋著名玄学家不善作诗，只有少数诗人以玄言入诗，如张华、石崇等。可见，上述诗作并非永嘉以后形成的典型的玄言诗，因而只能视为广义的玄言诗。西晋末，至“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偏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唯。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东晋中期是玄言诗的成熟和高潮期。东晋末叶，“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殷仲文和谢混的诗已变得以抒情写景为主，玄言成分仅余残烬，玄言诗已经式微了。玄言诗的特点在内容上是以谈论老庄玄理为主，少数兼及佛理的表述。在表达上则是抽象玄虚，淡乎寡味，与汉魏西晋以来抒情绘景的写实倾向背道而驰，纯以韵语敷述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