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从“两弹一星”的说法诞生开始，明确的就是指核弹（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但是从概述以及现在的历史课本上，都加入了氢弹这个说法，确切的说是不符合历史关于“两弹一星”这个概念的，属于人为加入。从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的讲话中可以明确的知道两弹是原子弹、导弹，一星是人造卫星。一百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只举1898年为例：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来的伟大胜利。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极不寻常的时期，当时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五六十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大国的核讹诈下，于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主持下，制订了《1956至195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而毛泽东则在1958年先后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即便当时中国开发上述技术的环境还十分落后和艰苦，但不少科学家从此开始投入这些开发计划。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以身许国，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41年前的深秋季节，在我国西北部上空，一声春雷般的巨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核技术。随后不久，中国第一枚核导弹、第一颗氢弹相继试验爆炸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浩瀚无垠的太空。“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极大地振奋了国威、军威，奠定了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两弹一星”是对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统称，并没有明确具体指哪两颗弹和哪一颗星。邓小平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江泽民在表彰“两弹一星”科技专家大会上的讲话提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在宇宙中唱响了东方红歌曲。为了替未来的科教兴国政策铺路，确定未来政策主轴，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按姓氏笔画排序)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现状“两弹一星”元勋情况：[1]授勋时过世(7人)：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此后过世(7人)：吴自良、陈芳允、杨嘉墀、彭桓武、钱学森、朱光亚、黄纬禄、王大珩。目前仍健在(9人)：程开甲、屠守锷、王希季、孙家栋、任新民、陈能宽、周光召、于敏。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身高183厘米，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位伟大而倍受尊敬的物理学大师，我们每一位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为祖国奉献出一生的前辈,他为在艰苦的环境下成功为中国造出了中国第一枚原子弹.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第十二届中共委员会委员，中国科院学部委员。1985年7月患直肠癌，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86年7月29日卒于北京。终年62岁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的挚友、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给许鹿希(邓稼先的妻子)的慰问信中写道：“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他说：“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在邓稼先的追悼会上说：“邓稼先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邓稼先是一位无私奉献，忠厚平实，真诚坦白，有胆有识，身先士卒，对祖国、民族的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多“精神”及政治语汇中的一个，象征了在欠缺良好环境下，从事科学技术开发研究的精神，也是科教兴国政策的开端。对于中国而言，两弹一星是在非常艰苦、没有外援的环境下所开发出来的成果。而“两弹一星的精神”象征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在社会主义之下集中力量从事科学开发研究，并创造“科技奇迹”的态度与过程，组合的元素则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科学精神”，并可以衍生至“科技创新”“知识经济”等领域。在政治语汇上，类似台湾的“发展绿色硅岛”、“新竹科学园区奇迹”、“两兆双星”等。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继续发扬光大这一伟大精神，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巨大推动力量。两弹一星精神，当成政治语汇可以用在科技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等领域上，例如：“用两弹一星精神创建一流大学”、“用两弹一星精神开发资讯产业”等。我们要学习“两弹一星”功臣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高水平的技术跨越。从原子弹到氢弹，我们仅用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比美国、前苏联、法国所用的时间要短得多。在导弹和卫星的研制中所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案，在许多方面跨越了传统的技术阶段。“两弹一星”是中国人民创造活力的产物。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新世纪的国际科技和经济的竞争，从根本上讲是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竞争，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竞争。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到发展，就要努力学习和发扬功臣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不畏艰险，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