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相关论文伦理观论文

功利主义相关论文伦理观论文王尔德眼中的功利主义幸福伦理观摘要：王尔德童话的深刻性体现于其对社会现实，尤其是对社会道德的反映。《快乐王子》描绘出当时英国社会的幸福伦理观，生动且深入地揭开了维多利亚社会的真实面目。关键词：王尔德；伦理观；幸福一19世纪著名的爱尔兰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虽然不是专业的童话作家，但是他创作的童话故事却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些故事深为不同国籍、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喜爱，即使是到了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他的童话故事依然魅力不衰，仿若一朵久开不败的奇葩，始终以它独特的美和芬芳吸引着大量的欣赏者。王尔德的童话作品究竟魅力何在？除了公认的优美文字、曲折的情节、精巧的结构安排和渗入故事里的唯美思想之外，是不是还有另一些更为深刻的东西在发散着光芒？笔者认为，王尔德通过童话反映社会现实（尤其是社会道德）便是答案之一。二《快乐王子》的故事涉及了人类普遍关心的哲学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快乐？如何获得快乐？无疑，人们就这些哲学问题的理解关系着社会道德。（一）快乐乃人生之目的童话里，快乐王子原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无忧宫”中，去世后被做成了“用一片片纯金叶子装饰而成”[1](P.3)的塑像，并立在城市高处供人们瞻仰，“深受人们景仰崇拜”[1](P.3)。人们不用快乐王子的真实姓名来称呼他，是因为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王子真实身份的重要性已为他的快乐精神掩盖，所以为快乐王子塑像的目的更多成分不是纪念王子本人，而是倡导一种世俗的快乐精神，是代表当权阶级的市长、市参议员等人意图劝诫人们要崇尚和追寻快乐。无疑，城市里生活的普通大众对快乐王子的崇拜便是对当权阶级所倡导的人生观的道德认同，也就是说，众人把“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乐”的观点视为善。善是人们行动的准则，因此，对于众人而言，趋乐避苦是人生终极目的。相似的，快乐王子和他的信使燕子通过为贫苦人提供物质帮助以求实现受苦人快乐的做法实质也显示出他们对该社会众人所持人生观的伦理判断，即“趋乐避苦”是好的。从这一点来看，《快乐王子》故事里所有的角色在人生目的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种人人都寻求快乐的人生观恰是伊壁鸠鲁主义和功利主义幸福观的根本前提假设，功利主义认为“趋利避害、求乐避苦是人类的本性。”[2](P.17)，伊壁鸠鲁甚至认为“存在着的唯一的善是快乐”[3](P.94)，因此“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快乐”[4](P.51)。就这一点亦可看出功利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的亲缘关系。（二）快乐的内涵及实现途径既然肯定了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寻求快乐，那么什么才是快乐？怎样才能获得快乐？《快乐王子》故事里对快乐涵义的阐释有两个来源，一种来自世人，另一种则来自快乐王子的塑像和他的使者燕子。童话故事里城市社会的主要构成有三大阶级：代表贵族阶级的快乐王子（生前）和女王的皇家侍女、代表逐渐开始掌握政权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市长和市参议员，以及代表工人阶级的普通贫苦大众。对于生前的快乐王子和皇家侍女而言，快乐就是俗世极度的生活享受：快乐王子“住在忧愁无法到达的无忧宫里，白天和同伴们在花园里玩耍，傍晚则在大厅里领舞”[1](P.7)；至于那个女王身边最漂亮的皇家侍女，则在宫殿里跳舞、谈情说爱、还要穿漂亮的绣有西番莲花的绸缎长裙，据芭芭拉?莫里斯考证，西番莲花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常用于衣服上的图案设计，且在19世纪中期达到鼎盛[7]，因此该皇家侍女长裙的图案设计又是当时的一种时尚。由此可见，贵族阶级快乐的实现乃是因其有强大的物质保障——倘若没有丰厚的物质财富，他们极度的享乐主义也无法实现。市长和市参议员直接把快乐和物质财富的拥有状况联系起来，认为拥有物质财富就拥有快乐。在快乐王子塑像拥有金身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及红宝石镶嵌的剑柄的时候，市参议员欣赏塑像的美，然而当快乐王子为了接济穷苦人耗尽身上的宝石和黄金、成为灰色的金属塑像之时，市长和参议员们开始认为“他就像一个乞丐”[1](P.18)，所以推倒了王子的塑像。前文已经分析过，人们为快乐王子塑像的主要目的是倡导和宣扬世俗的快乐精神，这里形成悖论的是拥有物质财富的快乐王子是快乐王子，散尽物质财富的快乐王子仍然是快乐王子，为什么前者可以得到当权者的认可而后者却被断定为丑陋并失去立足之地？快乐王子塑像被推倒实际意味着当权者认可的快乐精神已经不复存在，而所谓“快乐精神”的丧失偏偏和物质财富的丧失联系在一起，正如物质财富还存在于快乐王子身上时“快乐精神”也被视为存在一样。因此，《快乐王子》中当权阶级的快乐等同于物质财富的拥有。故事里，贫苦大众对快乐的认识也是物质化的。快乐王子塑像让燕子把他身上的金叶子一片一片剥离下来散发给穷人，并说：“活着的人总认为金钱可以使他们快乐。”[1](P.16)的确，当在阁楼里居住的创作戏曲的穷学生得到了快乐王子的蓝宝石的时候，他“看起来非常快乐”[1](P.13)；哭泣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得到蓝宝石以后，“大叫一声‘多么漂亮的玻璃啊！’然后笑着跑回家了”[1](P.16)；得到金叶子的孩子们“脸蛋红润一些了，他们欢笑着在街道上游戏，并且叫嚷：‘我们有面包啦！’。”[1](P.16)所以，对于贫苦的工人阶级而言，因为金钱给予了他们生存的可能，所以金钱可以带来快乐，因而快乐也就等于金钱。分析可知，故事里所有的社会阶层对快乐的理解都趋向物质化，这无疑是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功利主义幸福伦理观的童话式再现。相形之下，快乐王子的雕像对快乐的理解就没有那么直观了，一方面他同情受苦人，用金钱换来他们的快乐，但是结果却是他人的快乐增加了，而自己的金钱减少了。如果我们仍旧把快乐等同于金钱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的答案：快乐王子的快乐减少了——这似乎与前文的结论形成了悖论（前文我们已经证明，故事里人人都追寻快乐，快乐王子也不例外）。既然快乐王子也是追寻快乐的，那么只有当他不把快乐等同于金钱的时候，他的快乐才不会因为金钱的减少而减少。当燕子为王子讲述埃及的奇迹，尝试使双目失明的王子快乐起来的时候，快乐王子却宁愿聆听人间的疾苦，把身上剩下的黄金叶子散发到穷人手中，以使穷人感到快乐。因此，快乐王子的快乐是以他人的快乐为前提的利他式快乐。燕子在遇到快乐王子塑像前以爱情为快乐，他虽然能以不同于其他燕子那般势利的方式看待爱情，但终于还是为了追随自己的队伍前往埃及过冬而放弃了所爱；遇到王子之后，燕子逐渐开始以王子的快乐为快乐，继而也成为了利他主义者。当然，如果快乐王子和燕子仅仅以单纯的自我牺牲为目的，那么他们的牺牲便失去了意义。事实是王子和燕子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换来了众人的快乐，因而他们牺牲的目的乃是通过给予他人快乐而增加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快乐，从而达成自己精神上的快乐。因此，快乐王子和燕子的利他精神之表现实际也是功利主义的一种表达形式，正如功利主义者密尔认识的那样，“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相一致的。为社会增进幸福，也就是为自己增加快乐”[6](P.11)；功利主义最大幸福的标准，“并不在于行为者自己的最大幸福，而是在于全体人的最大量幸福”[6](P.12)。功利主义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的深刻影响迫使英国的宗教界为了发展壮大不得不吸收功利主义思想精髓。于是，基督教的“福音主义”应运而生。该主义“致力于改善人们的生活现状与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更多的关注个人利益，认为个人的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所谓的公众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实现的一种途径”。[7](P.193)《快乐王子》中王子将公众利益置于自己的生命之上，以基督式的自我牺牲将身体分给民众，盖伊•威洛比认为快乐王子的这种牺牲“如同基督在最后的晚餐时象征性地用饼和酒代表自己的血肉，让门徒分食”[8](P.75)。恰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后的死亡再到他不久以后的复活并进入天国让人们相信耶稣获得了终极快乐，快乐王子和燕子死后也得以在上帝的黄金之城和伊甸园永生——这正是基督教徒追求的终极快乐。如同耶稣获得其终极快乐的途径是自我牺牲一样，快乐王子和燕子能够得到终极快乐也是因为他们更多的关注公众利益；显而易见，《快乐王子》童话里，对公众利益的全心关注和投入使终极快乐成为可能，于是，利他者最终还是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了利己的目的。总之，王尔德的童话不是普通的故事，它并不单纯的把儿童当作唯一读者，事实上，其童话故事的主要受众应为成人。虽然笔者仅讨论了作者的代表作《快乐王子》，但是其另外的童话作品也同样展现了超越一般童话的伦理：比如《夜莺与玫瑰》和《自私的巨人》中显而易见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观，故事同样表现了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之间的矛盾与统一。因此，王尔德童话作品之美并不仅限于文字的表述力、情节的吸引力、结构的精巧安排和其特立独行的美学思想，而更在于它能发人深省、予人深思，使人可更真切的看清现实社会的真实面目。参考文献[1]Wilde,Oscar.�TheHappyPrinceandOtherFairyTales�[M].NewYork:G.P.Putnam’ssons，1919.[2]杜凤娇.功利主义思潮主要思想、演变及趋势[J].人民论坛，2009，(5).[3]C.希尔贝克，N.伊耶.西方哲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4]刘佳龙，周玉莲.快乐主义的现代思考——对伊壁鸠鲁快乐主义哲学的解读[J].中国研究生，2010，(1).[5]J.Morris,Barbara.�VictorianEmbroidery:AnAuthoritativeGuide�[M].NewYork:DoverPublicationsInc,2003.[6]转引自蒋锦洪.从边沁到密尔的功利主义理论的价值走向[J].历史教学问题，2008，(6).[7]李增，龙瑞翠.英国“黄金时代”道德风尚之流变[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8]转引自孙加.王尔德唯美主义童话中的基督受难原型[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