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治集团人事变迁论蜀汉灭亡之缘由

从统治集团人事变迁论蜀汉灭亡之缘由从统治集团人事变迁论蜀汉灭亡之缘由内容提要：刘备托孤百帝城后，蜀汉进入相府掌权时代。诸葛亮在为相期间，治理蜀国有着巨大成效。其后继者诸如蒋琬、费祎、董允等遵循诸葛亮成规，维护了蜀国的安全和国内的团结。但在此之后，蜀国由于最高领导层人事的变动，宦官参与朝政，使其内政走向腐败，并最终导致亡国。本文通过对蜀汉后期史实的论述，说明了一个国家拥有好的领导层的重要性。关键词：蜀汉内政后主四相宦官诸葛亮掌权时期公元223年，后主“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1）诸葛亮作为蜀汉第一代领导成员，第二代主要领导人，具有军政经验、治理能力和献身精神。其中，尤以其内政能力最为显著。陈寿亦称其“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2）“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3）他主政后，总揽内外，对蜀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治理。首先，笼络益州土著豪强大族，缓和主客矛盾。初，刘璋为益州牧时，未能调和同益州豪强大族的矛盾。后先主入蜀，对此方面问题虽作有改进，却不完善。诸葛亮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要使蜀汉政权稳固，重用地方豪强，对土著大族给予支持和开放的政策十分重要。为此，其大力擢用益州人士。初，张裔被送于孙权，后归蜀。“丞相亮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亮出驻汉中，裔以射声校尉领留府长史。”（4）又于建中元年，赐杨洪“爵关内侯，复为蜀郡太守，忠节将军，后为越骑校尉，领郡如故。”（5）马忠初“除汉昌长……建兴元年……以忠为门下督……拜忠牂牁太守……后召为丞相参军……又领州治中从事”。（6）如此诸如张翼、张嶷、李恢等无数。雷近芳教授在其《试论蜀汉统治集团的地域构成及其矛盾》一文中提出：“除刘备父子外，蜀汉统治集团有籍可考者189人。其中关张等北方故旧人士22人，占11.64%；诸葛亮等荆襄人士66人，占34.6%；李严、黄权等巴蜀集团人士92人，占48.1%；马超、姜维等甘陇人士9人，占4.7%。”（7）从此文统计可知，蜀汉政权近半数职位属巴蜀人士。而巴蜀大族得到进身之途，都乐意拥护诸葛亮，同其他四方面人士共同治理蜀国政权。其次，坚持以外来人士掌握领导权。巴蜀人士虽占蜀汉统治集团近半数职务。但诸葛亮深知，蜀汉政权对于巴蜀人士而言，毕竟是外来政权。巴蜀人士自己更关心减轻战争负担，如何过上好生活。在困难时刻，仍有一部分人投靠他国。如“郡丞朱褒反”。（8）“苏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复反。”（9）为了杜绝这一举向，确保蜀汉政权，诸葛亮严格防止蜀汉人士掌握最高领导权。我们可以从诸葛亮用李严这一事上可以看出。李严早期从刘璋，“刘璋以为成都令，复有能名。”（10）后刘备入蜀，“严率众降先主，先主拜严裨将军。成都既定，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章武二年，先主征严诣永安宫，拜尚书令……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11）李严本以才干著名，同诸葛亮一起受先主托孤之重。然诸葛亮深知李严代表益州大族利益，不能予以重权。故“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12）不使其参与中枢决策。杜琼虽被“拜为谏议大夫，迁左中郎将，大鸿胪，太常。”（13）然其“为人静默少言，阖门自守，不与世事。”（14）诸葛亮通过这一系列手段，使得刘备故交牢牢抓住了蜀汉的领导权，也避免了同巴蜀人士发生矛盾，有损蜀国国力。再次，蜀汉本是小国，其经济在战争频繁下，仍保持一定的发展，（15）这与诸葛亮的经济政策有着很大关系。他为了度过“民贫国虚”（16）难关并支持战争，实行先农后战的政策。在汉中黄沙、谷口、沔阳、赤崖、武都兰坑、阴平沓中及渭水之滨展开军屯，生产粮食。同时重视水利灌溉工程。北伐时，对都江堰“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17）农业上，实行先“存恤”，后役使的政策。使蜀国出现“田畴辟，仓库实，器械利，蓄积饶”（18）的兴旺景象。蜀以织锦独步三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19）其价格昂贵，能换取大量黄金，用以支持前线作战。诸葛亮鉴于“决敌之资，唯有锦耳”，（20）大力提倡织锦。经济政策的出台，使得经济发展迅速，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21）第四，厉行法制，限制土著豪强大族横行。初，刘璋懦弱无能，对益州土著豪强大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助长了益州豪强的骄横专权和政权的衰弱。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针对这一积弊，以法治国。“尽忠益时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22）“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北肃然。”（23）张裔称其：“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24）更难能可贵的之处在于，诸葛亮自身勤政廉洁，推行德化。“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25）其后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养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斯所言。”（26）他虚心纳谏，设立参署，集思广益，提倡僚属“勤功吾之阙。”（27）街亭战败，“请贬三等，以督阙咎”。（28）蜀汉在其治理下，政治清明，阶级矛盾缓和，赢得人民拥护。蒋琬、费祎掌权时期应该说，诸葛亮为相时，对蜀国的政治及经济政策作出巨大贡献。其死后留下的蜀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政治与经济的实力。其后继者蒋琬、费祎等人肩负了振兴蜀汉的重任。他们在诸葛亮死后，对其在世时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并没有作过多的调整，而是保留其原有性，使之正常、良好的向前发展。而同时，因为蒋、费等人高尚的个人品德，使蜀汉内政依然充满活力。“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也。弱冠与外弟泉陵刘敏俱知名。”（29）诸葛亮向先主称其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30）蒋琬至以州书佐的身份跟随刘备进入蜀地，先后任广都县令、什邡县令、尚书郎、东曹掾、参军、长史、抚军将军。（31）“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32）故“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并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33）蒋琬在诸葛亮为政之时，是以长史加抚军将军在内任职的。长史，总理府事。主持丞相府留守事务，参与内部后勤工作。诸葛亮在《出师表》里面把他与郭攸之、费袆、张裔这三个并列，称他们四人为“贞良死节之臣”。（34）后“亮卒，以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35）成为执掌蜀国政权大事第一人。在这里要说明一下，尚书令的职务，不过是主管天子在宫内的秘书处而已。虽则实权很大，可以批驳三公九卿的奏章。但是，自从西汉霍光以来，尚书令之上另有一位“录尚书事”的大官。这位“录尚书事”的大官，不管本职叫什么，都在事实上是真宰相。后主叫蒋琬做尚书令，而没有立即叫他兼“录尚书事”，并非不肯让他继掌诸葛亮的职务，而是蒋琬本来只不过是一个丞相留府长史、抚军将军，地位太小，声望不够。所以，必须先升他为尚书令，然后，过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再升他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又过了若干天，才终于特任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安阳亭侯。蒋琬为相，从建兴十三年到延熙九年，一共当了十一个年头。首先，他重用了武将王平。“迁后典军、安汉将军，副车骑将军吴壹住汉中，又领汉中太守。”（36）王平可以说是蒋琬所最信任的高级军官。蒋琬于进驻汉中之时(延熙元年)，不仅叫王平继续做汉中太守与“督汉中”，兼任“前护军”，而且也叫王平“署大将军府事”。这是蒋琬把自己的大将军府的一切事务，交给了王平处理。好比当年刘备把“左将军府”的事务，都交给了诸葛亮一样。蒋琬在延熙六年带了主力由汉中退驻涪县，汉中的事，更完全交给了王平。“拜平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统汉中。”（37）后“琬自汉中还涪，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38）蒋琬把朝中的大权就交给了费祎，而自己就获得了充分的时间，去考虑较为重要的问题，以决定大计方针。蒋琬为关心态平和，顾全大局。史载蒋琬“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39）当时诸葛亮新亡，国家失去统帅，后主年幼，群臣都很恐惧。既顾虑内政不谐，又担心外敌入侵。蒋琬作为诸葛亮后继者，权衡左右，避免了蜀国内部因诸葛亮去世而引起的政治变故。正因其如此，“由是众望渐服。”（40）蒋琬为人谦虚、诚实，对待臣下宽容而有雅量。初，为东曹掾的杨戏性格傲慢粗略，蒋琬与他谈话，他常常不答话。为此，有人于其面前说杨戏的坏话，蒋琬为此答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诚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41）又有督农杨敏曾经诽谤蒋琬说“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42）为此，蒋琬本该追究惩治杨敏，但蒋琬却言：“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苛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43）便是在其后杨敏因犯罪而被拘于牢狱中，众人以为其必死之际，“琬心无适莫，得免重罪。”（44）蒋琬当时已被加任为大司马，兼掌政务及军事重权的大臣，在面对臣僚中对自己有意见者，他并没有以私心处之，而是仔细揣测对方的言语，用以自勉。尽管二杨之语有不尽实处，他也不予追究，为何也？盖因天下未定，不敢以私心而废公事也。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蒋琬以大量而纳下属，使众人齐心协力，实为蜀汉社稷之幸也。费祎，字文伟。在刘备立太子后，与董允同任舍人，又升为庶子。后刘禅即位，任黄门侍郎。“丞相亮南征还……亮特命祎同载……后亮以祎为昭信校尉使吴。”（45）可见诸葛亮对其之重用。史载“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权甚器之。”（46）称其“天下淑德，当股肱蜀朝……”（47）后任侍中、参军、中护军、司马、后军师、尚书令。蒋琬殁后，他任大将军、录尚书事。（48）费祎冷静能干，来敏称其“君信可人”。（49）董允又叹其曰：“人才力相县若此不远，此非吾之所及也。听事终日，犹有不暇尔。”（50）而祎亦仿孔明简朴之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51）初，蒋琬为相时，在奉行对外政策上，处于攻势战略与守势战略之间。他在总结诸葛亮北伐成败之缘由而得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52）并且以“羌胡乃心思如渴，又昔偏军如羌，郭淮破走”（53）之往事，与费祎等人商议，“以凉州胡塞入要，进退有资。”（54）进军关陇地区。但由于在246年去世，这一行动未能付诸实践。其虽欲攻，实为守。而后费祎对外明确奉行防御战略。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55）他还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原，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原字有一单人旁）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56）费祎如此作为，是其深知治理小国，应该以安静为本。如同陈寿与其传末所言：“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57）裴松之评其二人曰：“臣松之以为蒋、费为相，克遵画一，未尝徇功妄动，有所亏丧，外却骆谷之师，内保宁缉之实。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何以过于此哉！”（58）陈寿也评其曰：“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宽济而博爱，威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59）比起魏、吴两方，蜀汉有它的优于魏、吴之处：没有权臣之肆意废立，没有宗室之内的骨肉相残。后主虽则十分平庸，却也不曾糊涂得像孙权晚年一样滥杀无辜。后主也很幸运，有一连串的文臣，从董允到樊建，忠心办事，使得国家的庶政始终没有违反诸葛亮所留下的规模。董允“以侍中、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60）能够提出和采纳意见。处事事先制定防备措施，尽到了匡正救危的责任。史载：“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终执不听。后主益严惮之。”（61）宦官黄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使皓畏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