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组织如何引领乡村振兴——全省深度贫困村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讲稿各位同志:大家好!按照培训安排,今天在这里与各位参加培训的支部书记们相识、相聚,和大家共同探讨交流基层党组织如何引领乡村振兴这个问题,这既是对我个人的鞭策和激励,也为我提供了一个与大家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机会,感到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说实在的,在接到这个主题的时候,自己感觉任务艰巨、压力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一,咱们这个培训班云集了咱们全省深度贫困村的各位优秀党组织书记,大家长期在最基层、最一线工作,本身就扎根在群众之中,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宏大的维度亲身经历了咱们农村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一本“活历史”;而且,我一直认为,农村支部书记都是一群能人,能够在似政非政的农村组织中,在没有任何硬抓手的情况下,协调和管理好成百上千的群众,能力是不言而喻的,群众工作的经验和基层组织建设的经验不可以说是不丰富的。与大家相比,自己虽然也是农村出身,又工作在基层,但毕竟在空间和时间经历上与大家还是有差距的,在大家面前谈乡村振兴和基层组织建设,自己总有一种班门弄斧、“关公门前耍大刀”的感觉。其二,乡村振兴是一个很宏大的课题,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因为它是国家层面的一项大战略,相关工作的时间跨度很大。中央提出,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目前,中央出了意见和规划,其它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制度还在研究制定之中。我们都是基层抓落实的,在顶层设计正在进行时的背景下谈实践的完成时,谈具体工作的落实,感觉还是比较困难的,但如果谈一些理论和政策的东西,一方面可能谈不全、谈不深,另一方面,大家听着也可能比较枯燥。其三,就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来说,我们大家都身处最基层,对一些制约瓶颈都感同身受,可以说许多问题就摆在那里,但是解决的对策、解决的效果并不是那么的明显,这倒不是大家工作不努力、不走心,而是许多问题具有历史性、系统性和复杂性。例如,农村基层组织号召力、组织力的下降,它与我们基层党员队伍主观作为上的一些问题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城镇化、市场经济的发展等等一系列客观因素,都是一种诱因。举一个例子,我们基层党组织在带富致富方面的问题,与整个大环境、大历史、大趋势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都知道,农民要富,产业就要兴,但这个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农村发展的两个本质问题的解决,一个是土地产出值的问题,另一个是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城市的资源优势和工业经济背景,使得我们的土地产出物竞争力几乎为零,农民的土地收入很少,农村的积累严重不足,也就制约了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即农民就业岗位的开发。而且,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原来需要好多人做的工作和事情,现在基本靠机械和很少的人来完成,像我们原来种麦子,一般都是牛耕,全家齐上阵,盖房要请许多小工,需要很长时间,但现在,一个人、一台拖拉机、几十分钟,麦子就种上了;盖高楼大厦,也是一两天一个楼层,速度快到让人惊叹。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就是催生了更多的“失业”农民,更多需要张口吃饭的“嘴”。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许多农民已经在土地上守不出一个美好幸福的生活了,我们XX的许多农民,也大都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地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一直到现在,背井离乡、很少团聚。我们基层党组织要让农民富裕,就要解决农村发展的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对我们一个镇、一个村来说,力量有限、思路有限、政策有限,难度很大。所以,今天谈基层组织振兴的措施,也不一定能触到大家的兴奋点。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考虑,再从大家的实际状况和我自己的角色身份出发,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梳理一下我们对乡村的直观感觉,对基层组织建设的困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的出路作一个探讨。接到今天的这个课题后,我也就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感悟进行了认真梳理和整理,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今天借助这个机会,分享给大家,不妥的地方,我们共同探讨。第一个问题:乡村发展存在的“四类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原因是多方面的,站在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不同的答案,但个人认为,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乡村振兴,是问题倒逼的结果。说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想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个人认为,具体来说,有四个方面:一是人口难以为继。当前乡村家庭人口的基本构成是:老人留守村庄,干农活,带孩子;中年人奔波于打工城市和乡村之间,城乡对他们而言都是鸡肋,在城市并无轻松赚钱的活干,回乡已经没有了种田的热情;青年人多数远离乡村在外打拼,状况也千差万别,有少数对城市生活适应良好,但大多数人并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但几乎所有青年人都已经对回乡毫无兴趣。人口的大量外迁使村庄发展主体逐渐流失,许多房屋空置,公共设施年久失修,农田大量荒芜、耕地粗放经营。幼小一代,大多随老年人留守乡村,隔代教育,在家长、学生和老师的三角关系中,难以建立顺畅的沟通渠道,受教育状况不容乐观,学业不佳、性格不好,预示着幼小一代的未来未必能够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乡村人口在代际继替上出现脱节和恶性循环,同时因为计划生育而在数量上也开始青黄不接。可以这样说,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失,造成了乡村事实上的颓败。二是资源流失严重。首先,最直接的就是物质财富向城镇集中。如果说上一辈人的物质财富积累体现为建造一幢房子,那么当前这辈人的理想则是集老少几代人的积蓄,到县城或者小镇买一套房,人们就是这样用在乡村的微薄积累浇灌着城市建设。其次,还有间接的物质财富流失,表现为农副产品进入市场后,大部分利润落人中间商和工业生产者手中。无论是种植粮食,还是家畜饲养,无不如此。此外,各种公共资源设置的城市中心化导致乡村相对被边缘化了,如优质的教育、医疗这些涉及民生的关键资源,都集中在城镇,从子女入学到治病就医,人们都得往县城省城跑,乡村包括所谓的中心镇,慢慢空心化了。就我们县和我们镇来看,现在孩子感冒,都不去乡镇卫生院就医,要跑到县人民医院去,而我们县城人就医,多半都是到市里,又由于我们离XX比较近,好多时候也是去XX的XX医院。这里折射出的根本问题是大家对层层弱化的医院资源分配不放心、不满意,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现实。再一个,现在许多农村家庭都是专门到县一级租房专门陪孩子上学,就是为了享受县城的优质教育资源,地方都丢给农村的老人住。三是公共权威退化。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承担着一定的政治功能,村级基层组织对村庄事务决策享有最高权威,如今却随着村落的不断发展演变,基层组织公共权威正不断退化,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号召力、影响力逐渐下降,村庄治理表现出一定的失序状态。这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基层党政组织不强,越是衰败的乡村,村级财政越亏空,既无法行政,村民也无所期待,离县城、离街道越远的地方,这个问题越突出;二是村民各自为家,眼睛全都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既无先进带动后进,又无合作精神,哪怕修条小小的马路,也因为意见分歧而困难重重,导致村越破、人越散、事越难,几乎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今都是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就讲个诚信、合作和共赢,而且市场是无情的,没有合作就难以形成力量,在市场大潮的冲刷下,乡村的这种一盘散沙局面,直接制约着乡村的发展。四是传统文化流散。村庄的形成有着几千年历史,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品格。随着村民迁离后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村庄民俗文化逐渐湮灭,村庄独有品格逐渐消失,精神文明建设的难度不亚于空中造楼。其主要表现是乡村治理的文化纽带断裂,像村规民约等那些曾经规范群众言行的不成文制度逐渐解体,起不到一种精神统率作用。还有,就是传统权威也在退化,以前遇到事,都会有德高望重的老人出来主持大局,大家也是比较能顺从的,但是现在,随着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滞后,大家对道德的力量都失去了敬畏之心。第二个问题:基层组织面对的“四大困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有这样的说法,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羊”。农村基层党组织强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行不行,直接关系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果的好与坏。大部分农村发展滞后、问题丛生,往往与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员干部能力和作风跟不上有很大关系。因而,推动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打造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切实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这是一项“衣领子”工程。然而,对照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来看,我们基层党组织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还面临许多困境和问题。一是组织困境。关于党组织的覆盖和分布,自己感觉倒不是很大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在于组织内的人员结构上,即党员队伍状况问题。就村级后备干部队伍来说,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优质群体。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土地收益的减少以及市场经济的刺激和带动,具有一定文化素质和技能、懂得经营而又头脑相对灵活的中青年农民、农民党员开始逃离土地和农村,纷纷进城务工、经商或另谋出路,留守在家的只有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另外,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相当多的中青年农民认为入党“政治上没盼头,经济上没甜头”,致使农村党员队伍后继乏人,以前的争先入党,变成了如今的动员入党,想想这个问题,我们干党务的都有些难为情。所有这些因素导致部分村级党组织班子成员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工作能力不足,村干部存在着“三难”现象,即难选、难干、难管,有些村的村支部、领导班子不调整不行,调整又没有合适人选。二是物质困境。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嵌入在农村的执政力量,其建设的成效始终受到特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人、财、物等资源的主导性支配地位,是乡村集体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与支配者,正是由于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社会中具有“绝对权威性和非常有效的政治动员能力”,其功能也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和实现。改革开放后,在城乡二元体制的挤压下,资本纷纷投向城镇以便获取更大利益,从而导致了新一轮的农业的衰退和农村集体经济的退化,村庄作为经济主体的意义日趋消失,农村基层党组织可支配的物质财富少而又少,服务群众就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据了解,我们农村党组织通过党费返还等形式,一年实际用于开展各种活动的经费也就在3000元至5000元左右。这种不良现象不仅弱化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和功能,也削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的经济基础,侵蚀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动员能力和组织权威,制约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和行动力的提升,并日益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思想优势和组织优势的最大制约因素。这个问题,在我们镇的表现也是很突出的,网上流传一句话,说贫穷限制想像力,对我们而言,就是贫困限制组织力。三是文化困境。没有了乡村文化,乡村也就“形”在,但“神”已散,实际上也就没有了真正的乡村。伴随着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和乡村社会发展的不足,一些优质的传统文化资源正在被遗忘或遗失。当前,村落和家族共同体作用逐渐弱化,村民在社会行为中越来越凸显工具性,即以利益结盟攀附,宗族意识淡化;传统伦理道德维系逐渐消失,传统文化价值被质疑的倾向日益明显,而新的令人信服的文化价值体系又无法快速提供和生成,许多人内心深处处于什么都不信的地步,人生观和价值观扭曲,分户领低保、把老人丢在政府为难组织的事时有发生;“乡约”、“村规”和“宗法”、“家法”不断消失,社会伦理秩序不断瓦解,“讲秩序、讲正气、讲人情”的传统理念不断遗失。在这种文化结构和社会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可采用和借鉴的优质传统文化资源越来越少,村党组织的自身活力难以彰显,对广大农村群众的吸引力也难以有效提升,给社会协同治理摆了一道大大的难题。四是社会困境。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根本任务是贯彻和执行党的执政理念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会受到乡村社会中各种力量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例如,个别村庄因其人口密度稀疏,使得不存在足以支撑政府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所必需的一定密度的人口,直接导致来自政府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