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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字经济时代应高度重视就业政策的发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要想健康前行，必然要有一些充分的考虑。数字经济对就业岗位究竟有什么影响数字经济是应用新技术的一个主要领域。从工业革命开始，人们谈技术进步对产业的影响，就有这样一个说法——新技术在破坏旧岗位的同时，也创造更多新岗位。这话到今天还在说，但多数人不太信服。为什么？不是说它破坏了旧岗位不创造新岗位，而是有以下几条原因：第一，新技术毁掉的岗位与创造的岗位所需的工人不是同一批人。应用新技术意味着用资本替代了劳动，新技术的应用会有新的人才需求，所以破坏掉一些岗位自然也会创造一些新岗位。但是取代、毁掉的这些岗位和新技术创造的岗位，所需要的人是不一样的，分别是具有不同的人力资本和技能的人群。所以尽管给一部分人创造了岗位，但丢掉岗位的人未必能进入新岗位。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失业或者就业不足的问题。第二，破坏的岗位在数量上多于新创岗位。新创造的岗位质量可能更高，但在数量上不一定多于被破坏的岗位。第三，转岗后工作比以前质量低待遇差。通常人们在转岗以后，往往会有人发现他们的待遇和就业质量降低了。虽然也有人会得到提高，但多数情况下是比以前要差。上述这些原因造成了实际的劳动力市场问题和就业难点，这也是要讨论劳动力市场和就业转型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让新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以及能够让那些被替代掉的工人重新找到更好的岗位。必须重视劳动力“内卷”现象就业减少，人总要有一些去处，那么，究竟去哪儿了？我们看三次产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长期下降，这是一个必然规律，任何国家农业劳动力占比都是逐年下降的。同时，我们的第二产业就业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增速就已经没那么快了，在过去的10来年里是绝对下降的。减少的这些人，他们去哪儿了呢？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会回到农业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报酬也太低，因此大部分到了第三产业。当然不是去了金融机构从事有技能含量的工作。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去了服务业，主要是生活服务业，也就是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服务业中。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数量是急剧增长的，农业是下降的，制造业也在下降。然而，这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状况又是什么？农业生产率是提高的，但仍然显著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同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是大幅度低于第二产业的，尤其是低于制造业。正是因为制造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和服务业的劳动力占比迅速提高，使得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这样的话，生产率原来就高的部门，越是得到技术的支持，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快，原来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则越慢。有一个词叫“内卷化”，适合用在这里。当这部分劳动力原来还在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制造业工作时，他们挣的是一个中等收入群体的工资。当他们被迫回到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变低的时候，劳动力的内卷化就发生了。更多的人集中在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甚至可能造成整体生产率进一步下降。虽然岗位还在，但是“新创造的岗位”比“破坏掉的岗位”的生产率还低。这不是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初衷，必须重视，避免进一步发展。必须把就业作为一个单独的政策要求我们发展数字经济还是要注重就业。任何事物的发展，必须把就业作为一个单独的政策要求赋予其中才能做好。所以，我提几点数字经济时代促进就业的政策建议。第一，数字经济时代应该打造一个更高版本的就业优先政策。总体来说，我们提出就业优先政策时可以叫做1.0；后来提出了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2.0；如今，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都加快了，更要有新的更好的举措，我们要提出数字经济时代就业优先政策3.0。过去我们整体生产率提高靠什么？一方面固然是靠技术进步，但是最快、最主要的路径，过去是靠劳动力从生产率低部门（农业）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这个过程是资源重新配置，也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是人人欢迎的。总体来说，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挣的钱比他在土地上挣得多，他是得到收益的。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离开的那个部门生产率低，进入的部门生产率高，整体劳动生产率也得到了提高，微观上和宏观上达成了一致。但是随着农村待转移人口的减少，今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主要途径不再是资源重新配置或“帕累托改进”，而是“创造性破坏”。即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可能靠所有企业同步取得生产率进步，而只能靠生产率高的企业生存、发展，生产率低的企业退出、萎缩，甚至死亡。在这过程中，“创造性破坏”就意味着生产率高的部门，可以得到新的更多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整体生产率得到提高。此时，在生产率提高中，既有得到发展的市场主体，也有被淘汰的市场主体，因此不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在整个提高生产率的过程中，总会有人、有企业、有产能要受损的，被竞争破坏掉的。然而，这个过程可以破坏产能、企业，但不能破坏“人”，因为劳动力是被承载在人的身上的，人不能被破坏。那么如何促进就业、保护人本身，就是政府的责任。在更高的科技发展，比如数字经济发展条件下，这个责任更重、要求更高。所以，需要更高版本的就业优先政策，统一来解决就业总量、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的问题。第二，新经济的发展会创造新的就业形态，新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社会保险模式之间会产生不协调。特别是城镇就业市场本来就是“二元”式的，过去对灵活就业、农民工以及下岗再就业人员，以及一部分新成长的劳动力覆盖还不高。在新的就业形势下，更是创造了更多灵活就业形式，比如送快递的“骑手”，这类就业形式和原来的社会保障关系就更疏远了。如何重新构建一个新型社会保障方式、模式去适应新就业形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新型就业模式中还是以农民工为主体，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中占比已经相当高了，因此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要让他们在城市落户，得到城市居民身份，至少让他们和城市就业群体没有差别，这是一条根本的出路。第三个政策建议，要探索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制度形式。劳动力市场是一个配置人力资源的市场机制。人力资源是一个特殊的要素。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的特殊性在于，它的载体是人不是物，人既是劳动手段，也是发展目的。其他物质要素可以优胜劣汰，但人却不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得到保护。因此，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哪怕在比较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中，也是结合两种方式来予以配置的。一个是市场供求机制，用工资来调节劳动力配置；还有一个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劳动合同制度、劳动立法执法，以及工会的作用等，均不可或缺。这种方式在数字经济时代还会有新的要求，一个是要与时俱进，与新科技发展相适应；另一个是要特别针对新就业形态的情况，让劳动者得到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保护。近年来最低工资制度作为一种劳动力市场制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劳动合同制度也发挥了应有的保护劳动者的功能，而不是相反。一直有人认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立过早，最低工资制度减少了就业，劳动合同制加大了企业解雇工人的约束，都抬高了劳动力成本。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归根到底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必然结果。数字经济时代，技术进步和应用千变万化，产业结构调整日新月异，意味着技能也是瞬息万变的。今天，你花了几年时间学到一个看似不错的技能，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还得到了期望的工资，但也许这种技能很快就被机器人替代，失去这个岗位的风险是很大的。那么怎么办呢？归根结底要靠教育，其中首先是通识教育，即提高人的认知能力，提高人的学习能力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这个是比单一技能更重要的。而这不能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中获得。因此，我们的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掌握平衡，两者必须融合，不能说搞职业教育的就着眼于技能，必须要有通识教育，必须要让受教育者有认知能力的提高，否则在瞬息万变的劳动力市场上就难以适应。人力资本是关键，人力资本也要符合需求导向的原则。人们讲到数字经济，往往强调技术创新这一面，但是，拥抱数字经济，制度创新的要求或许更高、任务更重，完成起来更困难。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关注如何在政策上适应好这个新的科技革命浪潮，否则数字经济难有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