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先进事迹材料:普法的好“旗手”他,是普法的好“旗手”。他XX年如一日,不顾XX岁的高龄,依然奔波于为群众送法、普法的羊肠小道上,陪伴于为群众调解、咨询的服务现场,为了人民调解和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终日奔波、殚精竭虑。行万里路、解百家惑,他是群众认可的普法“宣传员”普法工作是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是促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从“一五”到“七五”普法历经XX个春秋,他是普法工作全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践行者。每个“五年”普法期间,他总是认真对照上级普法规划,因地制宜制定本地普法宣传计划。计划制定后实施是关键,每个“当圩日”及每年的“X.XX”、“X.XX”、“XX.X”等特殊时间节点,在集镇热闹处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不是在发宣传资料,就是在接受群众咨询,对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他总是不厌其烦、详细讲解,直到群众领会、满意为止,使广大群众真正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还利用闲暇时间自编普法“打油诗”、自编“法治小品”、自制法治“黑板报”,带领自己的“老班底”,通过各种形式在乡、村、组拉网式宣传。XX多年来,他为群众免费开展法治培训XXX多场,制作法治“黑板报”XXX多期,发放自编《心中有法梦成真》普法打油诗XXXX份,自编自导法治小品XX部并组织演出展示XX场次,接受群众法律咨询XX余万次,是该县普法工作的一面“旗帜”。知千家难、调百家忧,他是周边群众信赖的“和事佬”在XX多年的司法实践工作中,他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调解秘诀:即四心调解法(诚心、真心、耐心、专心)和调处五字功(排、调、度、巧、廉);为了方便群众少跑路,XXXX年X月他在自己的家里挂牌成立了工作室,随时为老百姓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矛盾调解服务。在主持调解工作中,他跳出传统调解模式,注重“有理大家评”。遇到复杂的矛盾纠纷时,他会请来当事人亲属代表、邻居、村委会干部以及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组成调解组,来一场“有理大家评”,并且巧妙地运用发生在身边的案例以案释法,充分利用法律的武器和舆论的力量,让矛盾纠纷得以妥善解决。自XXXX年从事基层司法工作以来,他主持调解了纠纷矛盾XXXX余件,法律援助案件XX件,调解成功率达XXX%,帮助当事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XXXX余万元。因为调解工作做得好,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母舅”。老当益壮、无私无畏,他是抗击新冠疫情的“排头兵”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发生时,XX岁高龄的他第一时间向县慈善总会捐款XXXX元,在整个抗疫过程中他老当益壮,越是艰险越向前,充分展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担当”。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正月初二镇政府要求每个村(社区)成立“疫情防控服务队”,下到一线开展“抗疫”工作,需大量招募“志愿者”。他知道后第一个报名,并说:“我XX多岁了,应优先成为志愿者,万一有万一,无牵无挂!”他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真让人感动!他“蹲点”的社区是镇政府所在地,辖区人口近XXXX多人,人口分散,有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不小压力。面对挑战,他和社区干部发扬连续“作战”精神,逐户排查,确保村不漏户、户不漏人。重点排查从湖北及武汉返乡人员,登记造册,询问其身体情况、活动轨迹等,并对该类人员密切关注。在入户排查登记中,少数居民有抵触情绪,甚至恶语相向。面对不配合的居民,他总是耐心细致地解释,告知居民新型冠状肺炎的严重程度,安抚居民们的情绪。在疫情“肆虐”前三个月,他始终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奋战在防疫第一线,他挑灯夜战,一晚自编了题为《依法抗疫保平安(XX句)》的抗疫“打油诗”并编印散发XXXX份,制作了图文并茂的抗疫宣传专栏X刊,联合其他志愿者散发抗疫宣传单XXXX余份。积极探索、创新普法,他是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的“探索者”以前在我县一些农民逢事必闹、十分蛮横,法治意识相当薄弱,导致一些矛盾纠纷不仅没有得到及时就地解决,反而叠加交织、演化升级。怎样破局,怎样改变这种现状?如何将法治理念渗透进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调查发现一个不争的实事,我镇近几十年未发生大的群体性事件,矛盾纠纷基本上内部“消化”,连上访人员都很少,社会治安、社会风气这边“独好”!这一切得益于“法律明白人”XX年如一日对村民不断的灌输“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维;得益于他XX年如一日对普法、调解工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诚心实意的奉献打下的坚实基础。正是因为受普法调解成绩的启示,县委政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从XXXX年开始,探索推行一户一位“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模式,由于成效显著,现如今“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已在全省推广,作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经验”的探索者和践行者,他居功至伟!到目前,全县已累计培养“法律明白人”XXXXX多名,其中骨干XXXX余名,他们活跃在县乡村社会治理一线,充分发挥血缘、亲缘、地缘“三缘”优势,当好社情民意信息员、政策法规宣传员、矛盾纠纷调解员“三员”角色,讲好农村法治故事、化解邻里矛盾纠纷、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有力推动了全县“法治”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