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建设

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建设党的思想建设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必须调动一切有利因素，需要全社会从不同方面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传统文化已深深地融化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甚至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的强大力量。因此，如何摆正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建设的关系，就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传统文化对建党及党建初期党的建设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没有政党方面的理论，但是传统文化对党的建设并非毫无意义。我们可以从党的成立和早期党的建设的过程看出传统文化对党的建设的客观影响和党的建设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努力。通过学术团体影响政治，是传统士人阶层从事政治活动所采取的普遍方式。如先秦的儒家和墨家学派就兼有学术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性质，孔子率徒周游列国，企图以自己的德治主张影响当政者。墨子学派更是纪律严明的组织，并且直接干预政治。其后各种学术团体也有直接参与政治的，如明末东林党的活动等。传统学社的文化特点可以总结为：从学术探讨入手；以道德修养为内容；以参与政治为目的。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所谓革新学术，就是要把伦理和政治作为学术的主要内容，提倡自由研究，互质张知。所谓砥砺品行，就是注重品格修养，要有“须守之各规律”，如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所谓改良人心风俗，就是要通过学术影响人们的行为，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1920年冬，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成立。以毛泽东的“新民学会”为代表，陈独秀的“新青年社”，李大钊、恽代英等参与的“少年中国学会”，邓中夏的“平民教育团”，周恩来的“觉悟社”，恽代英的“互助社”等学术团体都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自己的方针，因而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组织准备。而这些学术社团大多具有中国传统学派、学社的性质。如都注意品格修养，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制定了互相督促的条文和纪律，每天检查；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以“思想改造”为口号，主张“批评自己——批评别人——受人批评”。又都是从学术研讨入手，探寻救亡图存、治世救国之路，具有学术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双重性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怎样搞好党的建设成为突出的问题。毛泽东早期的建党思想以着重思想建设的原则和党的三大作风最有特色，从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及我们党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努力。（一）着重思想建党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学派、学社浓重的学习风气和注重学风的特点。毛泽东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1](pp.532-533)毛泽东要求党员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强调学习学习再学习。他还特别强调不重视理论学习，天天搞事务，就会思想僵化迷失方向。学习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学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延安整风的基本方式就是学习大量的材料，联系实际，整顿学风。（二）着重思想建党的根本目的在于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学风。“实事求是”最早出现在《汉书·河间献王传》里，原意是指河间献王刘德在做学问时注意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中得出真实的结论来。毛泽东则赋予了新的理论。把它提升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毛泽东指出：“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2](p.1095)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的批判继承。如东汉的王充，继承并发展了先秦“言之必可行”[3](p.134)，“言必信，行必果”[3](p.140)等言行结合的思想，提出了“学贵能用”的观点。他说“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4](p.280)宋明清时期，又形成了“经世致用”、“经济实用”的“实学”。黄宗羲认为，学问以用得着为真，主张“经术所以经世”，力倡将“六经之旨与尘世之务”结合起来，做到“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毛泽东的《实践论》，明显受王夫之的知行关系的影响。王夫之提出了“行先知后”、“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知行结合论，并最后归于“实践”，即“知之尽，实践之而已”[5](p.16)。（三）着重思想建党的政治标准与处事原则在于形成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2](p.1095)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思想有密切关系。孔子主张“爱人”、“爱众”、“重民”。孟子发展了这种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p.111)。唐代柳宗元主张统治者必须重视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提出了“生人之意”的历史观，白居易也认为“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才是贤明的治世之道。历代帝王也常常以体察民情、顺乎民意为荣。唐太宗李世民就把君民关系比喻为舟与水的关系。对民贵君轻的思想加以继承和发扬，就是要把国家、民族、集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要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四）着重思想建党的主要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继承了传统学派、社团重视伦理修养的优良作风，孔子认为“正身”要靠“修己”，具体途径是“自省”、“改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3](p.39)。“自省”要自觉地、不断地进行，要“吾日三省吾身”[3](p.3)。宋代王阳明提倡“反己”与“责善”，相当于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对别人的批评还要注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7](p.482)。不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渊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和原则也见于传统文化中。二、传统文化对执政党思想建设的深刻影响事实上，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已经深深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要搞好执政党的思想建设，必须对此有所认识：（一）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纵观中国政治思想史，“民本”“重民”的思想十分丰富。从先秦到近代，从儒家、道家到佛家、墨家，对此都有自己的见解。孟子曾反复阐述他的“政在得民”的“仁政”学说，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8](p.295)所以，他告诫国君们，只有体恤民情、解民疾苦、争取民心，国家政权才能长治久安。荀子讲得更为明确：“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9](p.152-153)西汉贾谊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10](p.149)“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10](p.152)唐太宗对民重君轻的思想体验更为深刻，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11](p.358)魏征则引用荀子的话进而申述道：“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1](pp.358-359)大凡有政治远见的政治思想家，对民本思想都有论述，并能够体察民情，关心民众，因而采取一些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但是这种重民惠民的政策主要是当作统治手段的，从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从广大人民的真实利益出发。所以一旦他们的统治巩固了，或者只顾他们的利益而放弃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横征暴敛，盘剥百姓，以致最后自取灭亡。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吸取了传统民本思想中为政者应体恤民情的合理因素，不再有阶级的利益冲突，抛弃了其中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再把“利民”当作一种手段，而成了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和出发点，发展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崭新思想。中国共产党不像封建统治者那样担心政权受到民众的威胁，因为它把为人民谋利益当作党和国家的根本目的，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得以跳出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率。我党要求共产党员的言论行为都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心声，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一切政策和领导工作，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从传统的理想人格到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领导干部的廉洁标准。在理想人格标准方面，中国古代各家思想都把改造社会、治国安民视为人生的最高归宿，都认为人生价值是在“济世”、“治国”、“安民”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实现的。《大学》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设计的人生道路便是这样，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中国广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奉行不悖。修身就是要培养极高的道德修养，即具备仁、义、礼、智、信等品德，有无私为他人为社会尽责任的思想、意志和能力。孟子还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2](p.304)是一种进退自如的为人立世的态度，也体现了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在历史上，这种理想人格的影响往往成为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民族和国家、为社会尽责、为百姓请命的精神力量，造就了许多舍生取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的英雄人物。这种理想人格的力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对此有很深的理解，并对此加以继承和发扬，成为共产党人修养的一部分。毛泽东一代领导人，不仅从理论上批判继承了这一思想精华，把它作为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廉洁标准之一，纳入了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体系，而且对此有亲身的实践。（三）从修身、内省到我党的思想道德教育和自我批评。儒家十分重视“修身”的重要性，强调通过学习，格物致知，端正自己的思想信念，提高自己的道德、意志、知识等修养，用先人圣贤的价值标准不断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即孔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3](p.3)儒家的出发点有两个：如果思想品德不端正，能力意志不强，就无法齐家、治国、平天下，并进而付诸实践，这就是孔子“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3](p.138)”再就是儒家在哲学上认定“性本善”，努力向内心寻求所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13](p.17)如果不对人进行教育，不启发他反省自己、自我解剖，那么，人本有的“善”性就会受社会邪恶的影响而变恶。儒家虽然主张通过教育，进行外在的灌输，但这种教育是以“性本善”为理论依据的，因此，儒家的修身是封闭自足式，其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这种注重修身、强调“人性本善”的思想，对毛泽东实际信奉的无产阶级性善论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党政干部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所以他强调我党在思想建设中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对传统文化中“内自省”思想的扬弃。所谓自我批评，简单地说就是自我反省，就是自己自觉地时时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对照检查自己的一言一行。它不仅仅是“内自省”，而且还依靠集体，依靠组织的帮助，每个党员都是他人自省时可相对照的镜子。要加强党性修养，不仅要开展自我批评，同时还要批评别人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互相监督。（四）从“严刑禁贪”“以教为本”到我党的“先教而后诛”。对于任何政权来说，加强思想教育和严惩贪官污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有些贪官污吏而言，说服和轻微处罚都无济于事，只有制定出一定的刑法，对他们的贪污腐败行为给予严厉惩罚，才能制止他们继续为恶，才能制止腐败的蔓延。能否真正惩治腐败，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巩固，所以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开明君主，都有严惩贪官的措施。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不但认识到了严惩贪官污吏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采取了许多令百姓拍手称快的严厉措施，而且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操作方法。“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14](p.1)董仲舒认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城，其用一也。”[15](p.9)隋朝思想家王通也颇为赞同上述以德化人、以刑禁贪、以教为本、以刑为用的人治思想。司马光对这种宽严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