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历史彭刚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

什么是历史？——彭刚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历史学对于自己的学科边界，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警醒与谦卑，历史学家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历史学能够和不能够做到的事情是什么，这样一些问题是历史学家所不能回避，而需要加以思考的。历史学家只能通过文本才间接地接触到过去，但真实不妄的过去对于史家的制约和束缚，却不断通过史料展现出来。历史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科规范、历史学家的技艺，乃是其生命力和合法性的来源。简介彭刚，1969年生。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清华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思想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ACriticalHistoryofClassicalChinesePhilosophy（合著）等，译有《自然权利与历史》、《德国的历史观》、《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等。《文汇报》2011年第4期学术传播侵权即删如同所有别的学科一样，历史学的发展，经常需要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们，不断地对自身的学科前提进行反思。“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因而就历久弥新。它涉及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学家与他所研究的历史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在我看来，通过对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发展轨迹的考察，可以将对这一问题的追索和解答，归结成三种路向，它们分别是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的历史观。“重构论：历史的本来面目可以重建和还原历史学从19世纪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客观性为自己的目标。在欧洲，相比于18世纪，19世纪是一个历史的世纪。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动，带来了历史意识的萌生和发展。历史学得到长足发展，逐步走向专业化，成为一门现代学科。这是历史学从19世纪所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这笔遗产中一个核心的成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客观性为自己的目标。这就是后来美国史学家比尔德所说的，历史学家们的“那个高贵的梦想”。可以说，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重构论”的历史观。奠定历史学专业化规范的兰克，本身固然是一个思想面相很复杂的人物，但他留给后世历史学家的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那句“如实直书”的名言。20世纪初期，实证主义风靡之时，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终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发现属于自身的规律。不少历史学家，否认历史中存在着类似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规律，但他们也认为，在求真这一目标和达到真实客观的能力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分别。因此，就有了伯里的名言：“历史学就是科学，不多也不少。”历史学要实现那个“高贵的梦想”，跻身科学之列，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史料的竭泽而渔的收集和严格精详的考订。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于别的学科——过去人类的活动，已经消失殆尽、往而不返了。可是，人类的活动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史料。收集和考订史料，可以帮助我们确立过去的事实。过去的事实不断积累，就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将历史过程的模式和意义呈现出来。另一个条件，是历史学家在从事研究和写作时，需要排除主观因素，不将自己民族的、政治的、个人爱好的偏向掺杂进去，他必须尽可能地客观、中立，不偏不倚。这样两个条件的集合，仿佛就可以成就历史学的客观性。兰克说过，他写的宗教改革的历史，要让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能接受。后来主持“剑桥现代世界史”的阿克顿爵士也要求，滑铁卢战役的写作，要让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都满意。历史学家像一面虚己以待的镜子，清晰地反映史料中所呈现的事实，就成了历史学家工作的一幅完美图景。也正因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持有类似信念的历史学家中，颇有人怀着几分自得、再加上几分失落地表示：在有的研究领域，史料已经收罗齐备，研究已经足够深入，历史学家的诸般技艺已经使用殆尽，后人再也无事可做了。这就有了阿克顿“终极历史”的说法，大概的意思是，每个历史学家的工作完全可能与别人隔行如隔山，你研究古希腊的货币，他研究希特勒的战争决策。但归根结底，大家研究成果的积累，都在指向揭示人类全部文明在过去的真实面貌的“终极历史”。重构论的历史观，有如下几点蕴含：历史事实蕴藏在史料之中，不偏不倚而又具有足够技艺的历史学家能够将它揭示出来；历史事实的积累自然就会呈现出过去的本来面貌和意义；人类有着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过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历史学家们相信“宏大叙事”，相信过往人类的历史终归是按照某一线索发展而来的统一体，不管这一线索能否被人们认识到；另一方面，是历史学家工作的日益专业化，学院派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一样，变得对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这样两个方面的情形，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兰克虔诚地相信，如果他自己照管着事实，老天爷就会照管着历史的意义”，卡尔对兰克的这一番讥评，正是此种情形的传神写照。“建构论：历史学家要以自己的精神“重新复活”历史在建构论的历史观看来，历史学家的理论装备、思想高度、移情体验的能力等等主观因素，非但不是警惕防范的对象，反而构成了历史研究的要素。常识上，我们可以把历史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真实发生的历史、史料中的历史、历史学家所写就的历史。在重构论的历史观看来，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史料而得出的结果，最终就会展现出真实历史的面貌，三个层面的历史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和无法克服的隔阂。问题在于，这三者之间是否有所分离，而不像重构论所设想的那样融洽无间呢？历史学研究的是什么？大概许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过去。可是，照英国史学家埃尔顿的说法，“历史研究不是研究过去，而是研究过去所存留至今的痕迹。如若我们的所说、所思、所为或所经受的任何东西没有留下痕迹的话，就等于这些事实没有发生过。”就像古诗中说的“事如春梦了无痕”那样。重构论认为历史学要还原过去的本来面目，但大概没有人会天真到认为，人们可以毫厘不爽、分毫不差地还原过去。只是，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认定，凡是真正重要的、有价值的过去的那些片段，总是会留下让我们的研究可以凭借的痕迹的。可是，情形真是如此吗？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墓葬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而能够在墓葬中保留大量反映当时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墓主，只是社会中处于优势的极少数人，就“沉默的大多数”而言，我们往往缺乏足够的凭借，来推断相关的情况。例如数量多达八千麻袋的明清内阁档案，清末时已被醇亲王下令销毁，若非罗振玉、陈垣等人的努力，恐怕早已化为纸浆。这些档案对于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史料的形成和流传保存，都有太多的制约因素和偶然性。很多重要的东西留存下来，实在是非常侥幸的事情。同样可以推断的是，还有太多重要的东西没有留存下来，以至于我们连它们的重要性何在都无法追寻了。对于“重建过去本来面目”的说法，似乎需要加上更加严格的限制。除了形成和留存的偶然性之外，史料是否像一块玻璃板，能够让我们清晰地透视过去呢？史料是人们制造出来的，它不可避免地会带上特定的视角。卡尔就说过，我们对古希腊的了解是有欠缺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于那个时期希腊的叙述是由雅典的一小部分人作出的。斯巴达人、波斯人、雅典没有公民权的那些人对于希腊是怎么看的，我们无从得知。“我们看到的这幅图景是预先为我们选择好、决定好了的。”史料的偏向性和偏狭性，注定了它虽然未必不能让我们看到过去，却注定了我们透视史料而得到的图景，难免是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的和模糊不清的。重构论认为，事实就摆在那儿，等着历史学家去发现。卡尔的说法却是，事实本身不会说话，是历史学家让事实说话。我们可以说，历史学家有着他的关切，有着他自身的问题意识，他的这些主观因素投射到过去的某些侧面，才让在幽暗深处的某些事实凸显出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命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的一个内涵就是，历史学家总是从当前生活出发、从自己的关切出发，将眼光投向过去的。卡尔在他的名作《历史是什么？》中，得出的答案就是：“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史家与史料和事实之间的关系，就并非重构论所设想的那样，前者消极地反映和呈现后者，而是双方的交互作用。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就都强调，历史学家要以自己的精神去“重演”、“重现”、“重新复活”历史人物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才能真切地把握过去。二次大战后，历史学出现了社会科学化的趋势。社会科学化史学的发展至今未衰，只是远不像它风头最劲的时候那样具有排他性了。在不少受到社会科学影响的历史学家看来，没有社会理论的观照和概念化工具的介入，人们就无从真正了解过去。可以说，这种思路也着眼于强调，特定视角的介入，是人们把握过往历史的不二法门。建构论的历史观的要点在于，历史学家必须从特定的视角，以自己的精神体验、理论观照、概念工具来介入历史研究，建构自身的历史图景。与重构论对主观性戒备森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建构论的历史观看来，历史学家的理论装备、思想高度、移情体验的能力等等主观因素，非但不是警惕防范的对象，反而构成了历史研究的要素。“解构论：历史就是人们写作并称之为历史的书籍历史学家在将自己的研究写成历史文本时，必然将自身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立场、审美倾向等因素，或明或暗地注入其中。解构论的历史观，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因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把历史和历史学“解构”成了纯粹的文本。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历史学和史学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海登·怀特可说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中的领军人物。我们先来看看怀特的这种说法：历史学乃是一种“言辞的结构，其内容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明的。”这话的前半截，说的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所产生的成品，也即历史学的著作和论文等等，是历史文本，是一种语言制品。后半截中，说这种语言制品的内容中有被发现的成分，也有被发明的成分。“发现的成分”很好理解，历史学讲求的是无徵不信，无一字一句无来历，历史文本中这样的成分是被发现的，从史料、档案中发现出来。“发明的成分”指的是什么？难道是说历史文本中也有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成分吗？当然不是。一份历史文本，纵然其中字字句句都有史料的依据，都以客观中立的姿态出现，但正常情况下，历史学家在面对一个主题进行研究，并形成自己的历史文本时，他总是在自己所可能使用的相关于这一主题的史料中，选取其中一部分，并舍弃另外的（往往是更多的）部分，来构成自己的历史图景；他总是要给其中所蕴含的某些事实赋予更重要的地位，而将另一些置于较为边缘的位置；他总是会给自己所建立的历史图景选定一个起点，确定一个终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选择、编排、加工、定型的成分，正是“发明”一词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看到，怀特对历史学的关注，集中在了历史文本的特性之上。在我看来，解构论的历史观，就是将历史学文本化了。所谓的文本化，至少有着以下两点蕴含：第一，历史学家的工作对象是各种各样的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是各种文献，也包括考古发现、宫室器皿等物质性的遗存，它们都可以归为广义上的文本，而且，最终它们都要以语言形式进入史家的研究。而史家最终的工作产品如专著或论文，也都是以语言制品的形式出现的。就此而论，历史学家永远无法真正直接接触到过去本身，而只能借助于各种历史文本而对过去有所言说，因而，文本性就是历史学家的全部工作所无法脱离的樊篱。这并不意味着，解构论者就必定会否认曾经有过真实不妄的过去，但他们所强调的重点在于，历史学家无从直接接触到过去，也无法以一个真实的过去来与各种历史图景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后者的真伪优劣。第二，历史学家不同于自然科学家，没有一套自己的专业语言。用怀特的说法，可以说，他们使用的是“日常有教养的语言”。由于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不透明的特性，历史文本并不能真实再现过去，它不可能毫无扭曲和不加损益地将历史的本来面目传递给读者。历史学家在将自己的研究写成历史文本时，必然将自身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立场、审美倾向等因素，或明或暗地注入其中。历史文本在陈述事实的表象之下，蕴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