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的博弈与房地产政策的选择——房地产政策选择中的地方政

18562009F293.3A1006-7833(2009)06-185-01应该强调政府应当而且必须介入房地产业以规范房地产商的市场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不受侵害，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但是，在地方政府介入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使政府行为出现了偏差，产生了一些非法行为，下面就分析产生这种非法行为的主要动因。绝大多数的腐败领导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之所以打起土地的主意无非是因为房地产业是一个消费潜力巨大、产业关联度极高的产业，可以带来暴利，而他们就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和房地产商勾结从中获取非法利润。房地产业的繁荣发展，不仅会给贪图富贵的领导者带来滚滚财源，还会带来地方GDP的大幅度增长。在目前的政府绩效考核中，地方GDP的增长依旧是主要考核内容之一，在地方GDP增长的同时，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也会同步落实到位，可谓一举三得。可见“对一些地方政府和某些官员来说，拉升房价的冲动始终与地方以及个人利益密切相关，在利益刚性面前，政策、法律法规、理想价值就显得软弱无力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曾说：“中国已进入一个‘利益的时代’，利益博弈是昀突出的主题之一。”在房地产业中就存在着三方利益集团：政府、房地产商、消费者。下文主要介绍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利益博弈，两者主要存在着调控与反调控的博弈。房地产业调控与反调控的博弈，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涉及利益面昀广、博弈技巧昀纯熟的博弈之一。房地产集团昀漂亮的一次博弈是2003年成功反对央行的“121文件”，促成了国务院十八号文件的出台。经济改革二十多年来，一个利益群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甚至改变政府的重要政策，这还是第一次。而恰恰是这次房地产商的胜利，导致了2004年房价的扶摇直上。2005年，更加关注房地产热的中央政府终于连出重手，实施宏观调控。从政府两会报告中提到要稳定房价开始，到“国八条”到“曾四点”，再到新八条，都表明了政府稳定房价的决心。到了5月份发出了更有震慑力的七部委《关于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政府对房地产的关注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与政府的调控不同，房地产商暗中施展浑身解数，没有公开的斗法，但只言片语即能感受到房地产商的意志。2005年5月中旬的一天，上海的大房地产商聚会，昀终达成的共识是不降价。他们正在测试政府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底线。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房地产商之所以敢于和政府“对抗”，是因为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有着过分的依赖，相当数量的政府官员有太多的利益与房地产商割不断。地方政府的这种“经济人”行为是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有效稳定房价，就应当从治理政府的“经济人”行为入手。长期以来，我国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主要是以地方GDP大小、招商引资数额等经济性指标为衡量标准。在这种考核制度的刺激下，“短视”的地方政府不顾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不惜以房地产市场失范为代价追求地方经济的增长。这就需要改善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建立科学化、系统化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应基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基本维度，既包含经济数量增长方面的考核，又包括社会效益方面的评价，并且整个指标体系应凸显社会效益性指标的重要地位。“”“”就目前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业中的行为来看，主要表现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倾向。为此，在管理房地产业的行政活动中，应当增加地方政府的理性，强化行政责任理念，实现从“经济人”到“政治人”的理性回归，使其减少基于内部性的自利行为，在推动房地产业发展时，更多的从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消除各种违法以及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促使公共行政在公共利益和人民福祉方面的目标的全面实现。阳光是昀好的“防腐剂”，要本着公开、充分、及时、有效的原则加大对地方政府管理房地产的信息披露力度。同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建立全面监督机制。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促使地方政府依法行政，对其违法违规行为加以严厉惩处；各级地方人大充分行使听取、审议的权力，定期对当地政府管理房地产的情况进行检查；保持地方检查部门和司法部门的自主性，让其独立行使检察权和裁判权；发挥社会公众、团体组织、新闻媒体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作用，特别是要拓宽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行为的检举、控告和投诉渠道。治理房地产市场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协调合作与共同治理。政府应该逐步退出房地产业的利益链条，同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监控力度，严厉惩治并减少地方政府的各种“经济人”行为，以实现对房地产市场的全面综合治理，从而使房地产业沿着满足公共利益和保障社会福利的方向发展。[1]徐双敏,莫光财.房地产“热”中的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长江论坛.2007(86).[2]徐礼伯,基于政府角度: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思考.产业与科技论坛.2007(11).[3]孙占芳.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价格上涨中的作用分析.中国房地产.2007.[4]周明生.房价何以对政府调控“免疫”.中国改革.2007.[5]孙立平.利益博弈的一年.2006.01.08.利益集团的博弈与房地产政策的选择——房地产政策选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作者：李小明，卢克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刊名：中国商界英文刊名：CHINACOMMERCE年，卷(期)：2009，(6)被引用次数：0次参考文献(5条)1.徐双敏.莫光财房地产热中的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期刊论文]-长江论坛2007(86)2.徐礼伯基于政府角度: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思考2007(11)3.孙占芳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价格上涨中的作用分析20074.周明生房价何以对政府调控免疫[期刊论文]-中国改革20075.孙立平利益博弈的一年2006相似文献(10条)1.期刊论文龙国智行政谎言的动因模式分析-理论探讨2010,(3)从官员个人角度来看,行政谎言产生的动因主要有三种:利益、规避责难、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利益是最根本的内在驱动机制,作为经济人的官员常利用谎言去维护并追求自身利益.当自身利益可能受损时,官员受规避责难的推动而说谎,以保护既有利益,逃避惩罚或责任.官员在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庇护关系,双方在互惠、连带责任的联结下相互支持,一旦受庇护方出现问题,庇护方则会帮助对外隐瞒真实情况.2.学位论文胡骋科制度变迁的方式及其对效率的影响：基于权力结构的研究2005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制度是演化的结果，但他们的讨论往往只局限在惯例等非正式制度之中；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从利益最大化、降低交易费用等角度出发，对制度变迁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但却忽略了制度变迁中权力结构的作用；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他们共同的问题是：都仅仅分析制度变迁某一方面的原因或者过于概括，都不能完整而详细的解释制度变迁的整体过程。经济学家们需要和能够分析制度变迁是基于两个假定：制度是稀缺的和制度中的行为人也是理性的。所以制度变迁不外乎两个原因：存在制度外收益，或者有利益集团欲对制度内收益进行再分配。本文认为在一个经济体中，出现导致制度变迁的原因并不表示制度变迁一定会出现，这还取决于两个因素：外部环境中的权力结构和利益集团的博弈。根据权力结构的不同可以将制度变迁面临的外部环境分为三种：自然状态，非自然—强决定者状态和非自然—弱决定者状态。在自然状态下，制度变迁往往由制度外收益的变化引起，行为者们会根据制度外收益的大小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导致新的制度出现。新制度从制度绩效上来说常常是帕累托改进或至少是卡尔—希克斯改进，但从决策过程上来说，则往往没有效率。而且自然状态下的缔约会使该社会跳出自然状态，所以自然状态不常见，当然自然状态下的制度变迁也就不会是制度变迁的主要过程。在非自然—强决定者状态下，制度变迁的动因可能是制度外收益，也可能是制度内收益的再分配，但无论哪一种动因导致的制度变迁，都需要经过制度供给者的同意。在权力分配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该权力中心获得了对新制度的完全决定权。所以制度变迁主要取决于决定者的行为。非自然—强决定者状态下的制度变迁虽然有比较高的决策效率，但往往会导致低绩效的新制度出现，而且会遇到比较多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制度决定者不遵守制度的情况。非自然－弱供给者的状态下，各利益团体为了获得新制度中的收益会抢夺制度变迁的话语权，因为没有某一方拥有绝对优势，最终导致的新制度很可能是一种折中的方案。这时的集体决策可能是最大权力者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勾结，也可能是其他团体勾结起来对抗最大权力者。采用哪种勾结方式取决于制度变迁的动因。“非自然－弱供给者状态”下的制度变迁的各种效率介于自然状态和“非自然—强决定者状态”下的制度变迁之间，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能够自我维持的状态。3.学位论文孙大勇特殊利益集团与门户开放政策(1895-1907)2000全文共分五部分.前言介绍国内外史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状况,国外史学界对特殊利益集团在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和维护过程中动因、活动等作了详尽的研究,而国内史学界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第一部分主要追述美国对华贸易的发展及美国的对华政策.第二部分包括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的背景.第三部分讲述特殊利益集团的活动与美国政府的反应.第四部分,讲述特殊利益集团为维护门户开放政策所作的种种努力.第五部分,对特殊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进行评价.4.学位论文魏建萍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在中国的适用性2007传统的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认为贸易自由是最佳的贸易政策，可从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利益最大动因说”可见一斑，但是各国的实际却无法与该理论相符，贸易保护现象普遍存在。而世界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经济高速发展，世界大工厂格局很明显，国际间的贸易更紧密，全球化的趋势似乎应该使各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成为主流，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WTO的宗旨是提倡贸易自由化，但是各国在逐渐减少关税与配额的壁垒的同时，非关税壁垒如“技术壁垒”、“绿色壁垒”成为新的更严厉的贸易保护手段。中国的出口贸易正受到这种非关税壁垒的阻碍，而中国对进口贸易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段，为什么中国也如他国一般既是贸易保护的受害者但也成为贸易保护的实施者?那么中国是如何制定自己的贸易政策为本文所要探讨的。首先从传统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去寻找贸易保护的成因及其对贸易政策的解释，由于最佳关税论、幼稚产业保护论、凯恩斯主义的贸易保护论及战略性贸易保护论都只是从某个方面来阐述贸易保护的原因，且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且其认为贸易政策是外生的，忽略了贸易政策的内生化，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内生的过程。由此，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出发，引入公共选择理论的范式从政策决策过程的角度来探究贸易干预的水平、结构、形式和变化。从公共选择理论之后，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形成的研究逐渐增多，并有了模型化分析。本文主要研究中位人投票模型与保护待售模型在西方国家制定贸易政策的运用，通过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其对贸易政策的制定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本文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对中国存在的各个利益集团的分析，并从其影响政府决策的程度，根据保护待售模型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模型研究的是中国政府政府所关注的社会福利函数，它既考虑到价格变动对全社会劳动者作为生产者的收入影响，又考虑到对他们作为社会消费者的福利影响，但是这种关注的权重是不相同的。通过经验论证表明，政府对社会中特定利益集团的生产者收入给予特殊关注，并且对不同部门的特殊要素收入的权数也不尽相同，其对特殊部门的发展是有战略倾斜的。因而中国贸易保护模型中的政府目标函数区别于西方政治制度下的游说集团的重要作用，其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主义”在福利分配和行业战略上的政策决策考虑，这也是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决策者的偏好显示。5.学位论文郭赞平审计风险准则变迁的动因及后果研究2007一直以来，由于审计风险导致的审计失败使注册会计师行业备受指责。面对一连串的审计失败案例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如何防范与控制审计风险成为各国政府与会计师组织的关注焦点。为了弥补社会公众对审计的期望差距以及提高会计师组织的执业能力，国际会计师联合会以及各国准则制定组织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