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过后可持续发展金融探讨

新冠疫情过后可持续发展金融探讨新冠疫情过后可持续发展金融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疫情蔓延全球。截至2021年4月7日，已经有208个国家或地区报告了“新冠”确诊病例，全球确诊1279808例1。随着疫情的蔓延，全球经济遭到重创。资本市场的恐慌引发美股暴跌，从3月9日到3月18日的十天内美股经历了4次熔断;复工的艰难和贸易需求的减少导致外贸受阻，根据海关数据，中国1-2月出口同比下降17.2%，制造工厂入不敷出2;防疫隔离造成消费活动停滞，以酒店餐饮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遭受巨大损失，与2021年一季度中国住宿和餐饮业的产值4234亿元相比，损失估计达2100亿元3。而为了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世界各国动用了大量的经济政策工具。3月26日召开的20国集团(G20)达成了各国政府共同向全球经济注入5万亿美元的共识，并且这只是将要开展的经济政策的一部分4。美国3月下旬推出了“0利率+无限量QE+2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救助方案，以缓解各类企业可能遭受的美元流动性的压力5。德国于3月23日已经推出了75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包括给受疫情冲击的企业提供贷款、延迟企业税付款时间等6。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预计，全球需要投入超过10%的GDP的资源进行刺激(按2021年全球90万亿美元的总GDP计算，投入将超9万亿美元)7。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引发了资本市场新一轮的担忧。人们开始思考，这些政策是否能为疫情下的“经济危机”带来转机?这些不惜一切代价的财政政策将会有怎样的中长期影响?而在刺激政策计划已定，但尚未实施的阶段，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在政府主导、市场力量响应的“灾后”投资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才能建构一个更好应对类似“新冠”疫情冲击的系统性风险的经济体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可持续发展金融，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个定义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的8。2021年9月25日，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今后15年(2021-2030年)新的全球目标，包括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169项细分目标9。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引领全球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这些目标包括无贫穷、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气候行动等。而可持续发展金融，便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的金融力量。可持续发展金融应成为“新冠”后经济体系的主导力量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这次疫情的爆发，本身就是过往不可持续发展的后果之一。在这场危机中，很多人都清楚认识到了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和人类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不断入侵，是人类和动物生态系统之间失衡的重要信号。此外，应对气候变暖对于预防病毒爆发也至关重要。不可持续的发展带来了气候变暖，而学术研究已经证明，气候变暖扩大了病毒传播的可能性10、提供了适宜病菌生长的环境11、增强了病菌的致病性12并从永久冻土中释放了病毒，极大程度地助推了近十年来瘟疫的频发和流行。第二，这次疫情造成的冲击是多维的，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环境和社会上的。“新冠”疫情下，原有的资源分配体系被打破，失业率大增，受到冲击最大的是最穷的人。简单的经济刺激已无法赋能穷人重新参与经济活动，他们需要更周全的社会治理方案和策略。同时，环境的改变是造成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原因，在重建中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减少环境的系统性风险。而可持续发展金融，便倡导了经济、社会、环境的协同发展。第三，可持续发展金融已经在此次疫情中显现了其对抗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晨星近期发表的报告显示，截至3月20日的一个月内，全球大盘股混合基金类别的15只可持续ETF中，有12只的表现优于SPDRMSCIWorldETF13。这表明在经济整体下行的动荡期，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投资标的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可持续发展金融的发展将有利于政府资本更有效地调动市场参与。那么，各国在疫情后的投资中，应该如何践行可持续发展金融呢?首先，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去衡量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其次，我们需要结合资本市场已有投资实践，探索出可行的投资原则。中国的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评估的3A(Aim目标，Approach方式和Action效益)框架，和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所提出的影响力投资的四大要素，均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社会价值投资联盟认为，可持续发展价值，即义利并举,又称社会价值，指组织为建设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美好未来,通过创新的生产技术、运营模式和管理机制等方式,所实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贡献14。这一概念是针对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评估而提出的，但其背后的理念却与可持续发展金融高度一致。应用这一概念，在评估投资的可持续发展价值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一项投资的目标、方式和效益，而这三个维度，都包含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考量。影响力投资是旨在产生积极且可度量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力，并同时带来财务回报的投资。影响力投资包含四大要素：通过投资产生积极的社会或环境影响的主观意图、追求投资的财务回报、覆盖多种资产类别和投资者基于自身或第三方的评估体系对投资产生的社会及环境影响进行度量15。我们可以看到可持续发展价值和影响力投资原则的诸多共通之处。第一，可持续发展价值所强调的目标对应了影响力投资追求社会及环境影响的主观意图和追求投资收益的基础要求;第二，可持续发展价值所强调的方式对应了影响力投资所说的多种资产类别;第三，可持续发展价值的效益综合了经济、社会及环境，而影响力投资所强调的度量，则是综合不同价值的实现手段。结合二者，对于各国在“新冠”之后的投资中实践可持续发展金融，有如下三点建议：1.定义投资目标——同时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可持续发展金融要注重投资的目的性。灾后重建投资并不仅仅是为了GDP数字的增长，重新回到“新冠”之前经济的繁荣和固有的生活模式。疫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不能等到灾难发生再来弥补(有些损失不可逆)。我们需要在每项投资决策中超越单维的财务回报，综合考虑其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如此，投资才能促进社会民生的改善，环境的保护和重建、经济的持续增长。举例来说，各国在疫情后经济复苏中，应该鼓励私营和公共资金流向低碳投资机遇，在实现迅速减排、支持就业和增加收入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2.丰富投资方式——覆盖多种资产类别并考虑边际效应：在超越单维的经济追求的目标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金融的投资方式也应该为满足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而多样化，包括但不限于碳金融、社会影响力债券、气候保险、小额信贷等。同时，投资方式往往有非主观追求的边际效应，如传统的银行贷款方式往往会造成穷人的“金融不可获得”。可持续发展金融需要考量投资方式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可能影响和实践阻碍。3.度量投资效益——综合度量社会、经济及环境影响：效益度量是可持续发展金融最有挑战的原则，但也是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步骤。GIIN的IRIS+指标库已经对影响力度量进行了初步探索，不同指标可以衡量投资标的对可持续发展的不同贡献。精准扶贫中，已经发展出了以脱贫人口、家庭收入等数据驱动的效益衡量方式。而过往绿色金融的实践中，也已经诞生了衡量碳排放减少、污染物减少等实践方式。可持续发展金融中需要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是对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度量方式进行具体化、精细化和定量化，使得投资的效益可感、可追踪、可改良;一个是发展综合考量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评估框架，使不同投资标的产生不同方面的效益时可比较，以支持投资决策。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新冠”疫情揭露了不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后果，给人类以警醒，也为经济转型、投资重新定位提供了伟大机遇。我们需要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引领，转换思维，创新发展模式，转危为机，营造新的商业文明，创造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