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工匠个人事迹材料

生产工匠个人事迹材料生产工匠个人事迹材料【材料一】田东江不久前写过一篇《工匠》，现在想说说工匠精神。假以时日，会有权威部门给出明确的释义。在当下，要突出的显然是对产品“精益求精”的精神。翻开历史看看，古代的杰出工匠应当说完美地诠释了这种精神。欧阳修《归田录》载，汴京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都料匠，工匠的总管或曰总工匠，前文所引柳宗元《梓人传》的传主就是一名都料匠。预浩把塔建好后，却是“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成了斜塔。大家都奇怪这是怎么回事，预浩解开了谜团:“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意大利的比萨斜塔闻名于世，但至于为什么会倾斜，直到今天也不明所以，唯一可以肯定的不是设计者的初衷；而“年龄”远远大过比萨斜塔的开宝寺塔，则是在充分考虑到气候因素前提下的刻意之举。这样来看，不光前人要感叹预浩“用心之精盖如此”，今天我们又如何不该伸出大拇指?“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当之无愧，可惜预浩撰写的“《木经》三卷”已经失传，只在沈括《梦溪笔谈》中还能见到片段。开封见今仍有开宝寺塔，为首批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之一，是否预浩建的那个不太清楚，太多的古代建筑都是这样，尽管建造技术十分高超，却没有留下工匠的名字。比如西安小雁塔，更有“三离三合”的神奇，即:三次地震时分裂，又三次自行“复合”。神奇的原理是什么呢?近代在修复小雁塔时发现，当时的工匠根据西安地质情况将塔基用夯土筑成了一个半圆球体，受震后压力会均匀分散，从而使塔身像“不倒翁”一样。周密《癸辛杂识》云:“汴梁宋时宫殿，凡楼观、栋宇、窗户，往往题‘燕用’二字，意必当时人匠姓名耳。”这显然只是一种猜想，哪有某个工匠，即便都料匠也罢，能够包揽一切的道理?但历史上那些留下了姓名的工匠，又往往不能与作品进行对应。朱启钤等先生编辑、杨永生先生新编的《哲匠录》，便是一部关于古代工匠名录的书。书中“所录诸匠，肇自唐虞，迄于近代；不论其人为圣为凡，为创为述，上而王侯将相，降而梓匠轮舆，凡于工艺上曾着一事，传一艺，显一技，立个言若，以其于人类文化有所贡献”，因此，举凡“营造，叠山，锻冶，陶瓷，髹饰，雕塑”等方面的能工巧匠，一概收录。像圣字辈的鲧、禹一类，将相级的曹操、萧何、杨素、韩琦等，在他人看来，“沦为”工匠或许有些屈尊吧。工匠精神每令我们叹为观止，还有一种更要肃然起敬。明朝宋濂写过一篇齐桓公责备工师翰的寓言故事，工师翰就是一名工匠。宫殿坏了，建新的，工师翰全权负责。先去伐木、用木排运出山，然后“麾众徒，操剞劂斲之，运绳尺剫之”。五个月后，大功告成。桓公一看，“东阿之楹有樗者”——东宫有根柱子是用臭椿树做的，不高兴了，责备说:“樗，散木也。肤理不密，渖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穷，为柣为枨尚不可，况为负任器耶?”这种树一堆毛病，不密实，闻着臭，做成门槛什么的都不合格，何况要承重?工师翰假装委屈，我把别的地方都弄得那么好，“嘉木以为桯，文磶以荐址，画藻以奠井，坚垩以厚墉，陶甓以饰黝”，梁柱缺了一根用椿树凑数，不成想就被责备了。桓公给他讲道理，宫殿就是靠柱子支撑的，“一楹蠹则倾隳”，怎么能行呢?工师翰这时也讲道理了，国家稳固正如同宫殿稳固，如果“众壬进”，奸臣当道，能行吗?桓公说肯定不行。工师翰说，那你只看到臭椿柱就是“察其小而遗其大”了，看看现在朝里掌权的，雍巫、夷鼓初、寺人貂、开方，这四个都是什么人，“皆蠧矣”。桓公恍然大悟，“于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齐国大治”。工师翰先故意露出破绽，然后以桓公之矛攻桓公之盾，逻辑如工艺般严谨，进谏效果也就自然可期。如果说宋濂笔下的还只是寓言故事，那么宋朝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不仅是对建筑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且更有助力防止腐败的社会价值。李诫即工匠出身，“其考工庀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但该书在技术层面之外，还明确了劳动定额，以及运输、加工等所耗时间，对于编造预算，施工组织都有严格规定，相当于一套建筑工程的制度、规范，从而能够有效地杜绝物料浪费和工程管理人员中饱私囊。如李诫这样一种工匠精神，不是同样足令我们景仰吗?当下为什么要提出培育工匠精神?在我看来，出发点显然不是要打捞传统手工艺，而是旨在将传统手工艺中蕴藏的精益求精注入现代企业。这两年，我国游客不是走到哪个国家就在哪里“扫货”并不断成为新闻吗?究其原因，国人口袋鼓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国货信誉有待提振。这样来看，就不难明了此种提法的战略意义了。【材料二】耿银平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新词汇“工匠精神”，这几日备受关注。“工匠精神”的理念就是从容独立、踏实务实；摒弃浮躁、宁静致远；精致精细，执着专一。当下，“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智造”强力迈进，我们要补上“工匠精神”这一课，让它为中国腾飞，做出积极担当。从容独立、踏实务实。“欲速则不达”、“萝卜快了不洗泥”告诉我们，无论是企业发展、人的发展，太强调“快”和“立竿见影”，注定会留下粗糙、浮躁的印记。无法让人永久记住。因此，需要在踏踏实实方面下功夫:不贪多求快，不好高骛远，不眼花缭乱，不惜力，不怕费事。甚至费尽周折没有收获也无怨无悔，不轻言放弃，用一步一个脚印的精神，艰苦磨练，产品和技能才能不断攀越，走向精致。比如“大国工匠”胡双钱，在自己的行业干了35年，“在车间里，他从不挑活，什么活都干，通过完成各种各样的急件、难件，他的技术能力也在慢慢积累和提高”。摒弃浮躁、宁静致远。也就是所谓的职业心境的从容淡泊:外边的世界很热闹，自己却不轻易盲从；灯红酒绿中的诱惑很多，自己却坚守“初心”，一切“走心”，像田野一样安静，像诗歌一样平和。“静能生慧”，“静能生乐”，所以，工匠们才能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枯燥的专业发展中，拥有不知疲倦的技术性快乐。让技术发展，离浅入深，不断飞跃。比如“大国工匠”毛腊生，是给导弹铸造衣服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很无趣，甚至连个爱好都没有，有时甚至连表达都成问题”。“39年，他只做了一件事——读懂砂子，铸好导弹”。他将“木讷”当做淡定，将“无趣”当做安静，浮躁少了，当然就能造就技术的辉煌。精致精细，执着专一。《尚书?大禹谟》有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技术竞争、人才竞争白热化的当下，要想谋求更辉煌的成果，“差不多的思维”要不得，它会让自己流于庸俗，止于轻薄、肤浅和粗糙。发展思想不精细，产品就上不了档次。所以，我们要有“人有我优”的技术追求，选定一个目标，努力用一生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精心打造，永不放弃，不遗余力，精益求精，甚至用强迫一样的思维，让技术和产品“从99%到99.99%”的过程中，迂回推进，不厌其烦，努力坚守，把每一个生产产品，当作工艺品一样精雕细刻、耐心打磨。久而久之，就能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发展奇迹、震撼效应。比如“大国工匠”胡双钱，“在35年里加工过数十万个飞机零件，在这里面没有出现过一个次品。”精细到了何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人人都有“工匠精神”，“中国智造”、中国品质，自然就能更上一层楼。【材料三】戴志勇自李克强总理在向本次人大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提“工匠精神”，从德国制造到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从瑞士手表到中国航天，可圈可点的案例分析与文化自省，已经在以朋友圈为代表的舆论场上流行了一轮。前些日，李总理提醒中国还“不具备生产磨具钢的能力”与“圆珠笔头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点出一个基本现实:中国制造中的粗制滥造仍触目可见，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其实，制造强国只是工匠精神的果，不是因，也不是终极目标。工匠精神的因与终极目标，都是人本身。今日提倡工匠精神，首先是因为我们希望告别“圆珠笔老不出水”或“用一次就坏”的时代，与那些卓越之“物”共生共处。我们希望厂家制造的一口锅，从出生到老年，都仍然好用；一块表由奶奶传下来，戴在腕上仍然滴答不止；城市的下水道于一百多年前建造，还是那么通畅。由此，很多生命记忆得到活生生的传承，卓越之“物”里饱含着人的专注与深情，传达给一直使用和保存的人。对天地间的各种产品，我们不是弃之如敝履，而是当做值得爱惜的果实。人与物之间，才会告别粗鄙，达到一种美好的状态。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产品，如果靠地沟油与三聚氰胺就能赚大钱，工匠精神就只能是一句口号。只有当我们开始真正欣赏匠心独运的人，当看到一位拿高工资的高级技工，不是因为其收入超过名校硕士而羡慕，而是因为他对手艺的专注去尊敬，追求精益求精的“职人”，才会成为一种精神标尺。人与人之间，也才能告别粗鄙，回归到生命品性的相互砥砺与欣赏。就像日本与德国一样，告别粗鄙时代，要经历管理与教育的双重革新。二战后，日本企业界在美国质量管理之父爱德华兹·戴明的全心协助下，迅速提高了日本制造的质量，取得经济奇迹。这种管理变革不会凭空诞生，源自人的意愿、视野与学习能力，教育显然更为根本。德国的教育体系里，在接受覆盖全民的基础教育之后，学生很早即向职业教育与文科中学分流。这种分流的好处有两个:其一是减少千军万马共挤独木桥的危害，避免了类似中国应试教育对学生兴趣乃至人格的伤害；其二是较早使学生依照“性之所近”者，确定自己的职业主攻方向。尤为重要的是，这种职业教育，不是在学校里做与社会无关的学习，而是在政府的宏观制度设计下，直接与企业就业岗位对接。将一线实践与课室里的研究融合在一起，琢磨产品的精度，理解市场的变化，从小铸造出德国人的工匠精神。反观中国，职业教育不职业，精英教育不精英的状况，广泛存在。为了争抢经费，各种中专和大专院校也追求大而全的学科设置，以提高学校行政等级。为了分数，除了极少数可以兼顾的学生，家长不得不让孩子逐渐放弃手工与兴趣，放弃生活教育与人格磨砺，进入刷题式学习。这也是一种教育上的粗鄙状态。树大者根必深。只有改变这样的现状，工匠精神才能光而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