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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让我们用中国电信的案例来说明为什么企业应该追求行业垄断，政府应该提升行业竞争。中国电信行业放开竞争之前，中国电信是中国电信行业的独家垄断者，它可以不讲服务质量，只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法任意定价。客户想安装一台电话要向中国电信交3000～5000元的安装费，有的甚至还要送礼走后门，服务态度奇差。但中国电信却因此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所以中国电信不可能有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去创新，去提升质量和降低成本。消费者因没有其他选择，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只能被迫接受质次价高的产品和服务。对整个社会而言，中国电信的垄断浪费了资源，牺牲了效率，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政府作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当然不应该容忍这种垄断而应该开放电信行业，提升行业竞争的程度。电信业开放之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铁通等电信企业相继而入，形成了中国电信行业的寡头竞争格局，其结果是中国电信的产品创新了，服务质量提高了，成本降低了，销售价格大大下降了，资源配置优化了，效率提高了，电信行业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中国电信本身却因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铁通等电信企业相继进入而丧失了自己的垄断地位，导致市场份额被瓜分，利润大幅下降，日子一天难似一天。由此可见，行业垄断对行业内的企业有利对社会不利，而行业内的企业竞争对社会有利对企业不利。没有垄断就没有利润！在给定的经济制度、市场结构和经济政策环境约束下，寻求最有效的手段提升垄断力以取得对竞争对手的相对优势而获取垄断利润，这是企业追求的根本目的，也是企业管理的根本任务。所以企业管理学是关于企业如何有效全面提升垄断力以获取垄断利润的学问，企业管理学家则是研究这种学问并为企业出谋划策帮助企业实践这种学问以达到赢利目的的专家。没有竞争就没有资源配置的效率！给定企业是寻求最有效手段提升垄断力以获取垄断利润的利润最大化追求者，给定一定购买力的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时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政府（应该）作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寻求最佳经济制度、市场结构和经济政策约束具有这样性质的企业和个人，并且使得他们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正好达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已经证明，这样的制度是存在的，它就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这种制度能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所以政府管理经济的责任是提升行业内的竞争，克制行业内的企业垄断，使市场结构尽量接近完全竞争，从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学就是研究政府应该用怎样的经济制度、市场结构和经济政策克制企业垄断，提升行业竞争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学问。经济学家就是研究和运用这种学问为政府出谋划策并建议政府应该用怎样的经济制度、市场结构和经济政策克制企业垄断，提升行业竞争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专家。企业在行业内的垄断力越强对企业就越有利但对社会越有害，因为垄断增加企业利润但破坏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损害消费者利益。而行业内的竞争程度越高就对社会越有利但对企业越有害，因为竞争迫使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降低售价，优化资源配置，使消费者得益但损害甚至消灭企业的垄断利润。由此可见企业的企业管理和政府的经济管理有着相反的目标函数：前者追求垄断，后者追求竞争；前者追求企业的个体利益最大化，后者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和企业是一对利益冲突的博弈对手。他们之间玩的是猫捉老鼠和老鼠躲猫的游戏。经济学是关于政府如何管理经济的学问，企业管理学是关于企业如何管理企业的学问。经济学家是政府的师爷，企业管理学家是企业的师爷。用经济学的方法管企业是害企业，用企业管理学的方法管经济是害社会。可以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一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如何提升竞争，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利益。经济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使社会利益最大化。可以说，企业管理所研究的一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如何提升垄断，因为没有垄断就没有利润。企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赢利。经济学家是要把企业的需求曲线拉平，管理学家则要把企业的需求曲线变陡。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要研究为什么计划经济效率不高，为什么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如果要从计划转向市场制度，怎么办？怎么改？而作为管理学家，他关心的是在计划经济环境下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得最好；在市场制度下用什么办法能够做得最好；在从计划转向市场的过程中怎样才能做得最好。企业不能改变宏观环境，而只能在给定的宏观环境下，找到使企业赚钱获利的有效策略和方法。所以严格地说，经济学所研究的那些变量，对于管理学而言，都是外生的变量，是当做常量去看的。值得一提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往往把制度当自变量，把生产力当因变量。我们过去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恰恰是相反，认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力。经济学家只能告诉企业面临什么样的经济环境，而管理学家则会告诉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下谁是你的竞争对手，谁是你的目标顾客；怎样跟你的竞争对手进行竞争；怎样在这个市场上赢得你的目标顾客。像这些都是企业管理要回答的问题。总之，经济学家寻求最佳游戏规则提升竞争以使社会利益最大化；管理学家在给定的游戏规则下寻求策略提升垄断以使企业利益最大化；经济学家强调抽象、一般和科学，管理学家强调具体、特殊和艺术。经济学家去企业教企业用经济的方法管理企业，企业必死无疑；企业管理学家去政府教政府用企业管理的方法管理经济，经济必乱无疑。然而，企业往往请错和尚拜错庙，经济学家往往去错地方念错经。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经济学家的天下，而企业管理学家因在社会上刚刚兴起，不善鼓噪和忽悠，结果裤子被裙子盖住，不见天日。呜呼哀哉！可见，经济学和管理学在研究目的上是相互对立的，手段上是非常不同的。不少企业把经济学当成管理学，把经济学家当成管理学家，把经济学家请到企业去，用管理国家经济的方法诊治企业，结果是，不少经济学家的良方常常使他们大失所望。其实，一般来说，企业要咨询的是管理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这种现象说明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在市场定位上发生了错位。为什么产生错位？第一个错位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导致的错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管理学家没有多大作用。因为每一个企业都是政府命令的执行者，一切都是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的。每一个企业都必须去为社会的利益考虑，它不过是整体利益和安排中的一个棋子，在计划经济下企业的行为和政府的行为是一致的，是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所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不需要管理学家。一旦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自由市场，企业所追求的利益与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就变成两个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了。企业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政府是追求全社会的利益最大化，此时企业就大量地需要管理学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企业观念滞后，还没有意识到现在站在他们利益一边的已经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管理学家。而企业需要自己利益的代表，为自己想办法，使自己利益最大化，那么企业找谁呢？他只知道有经济学家存在，就会找这些经济学家。第二个错位是经济学家本身的错位。每一个具体的经济学家并不完全是从政府的角度看问题，他有自己的利益要考虑，到企业有利可图。既然企业请他，为什么不去呢？但是经济学家的错位在于，他自己也没有认清企业的位置已经完全变了，变成了在政府约束条件下怎样实现利益最大化。而经济学家原来只是替政府想怎样规范企业行为的办法，而现在企业要问他在政府约束条件下怎么才能利益最大化！有些经济学家就告诉企业应该满足政府要求，比如克制自己的垄断能力，这样它还有什么利润可图呢？企业一看，这怎么能行呢，怎么尽是教些自己危害自己的办法呢？第三种错位是政府误导的错位。这实际上也是我们道德观念的错位。政府过去对国有企业的那些要求，自然而然地被承袭过来去要求私有企业。认为企业在政府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不道德的。他们要求私有企业的行为和国有企业的行为一样。这种要求很明显是一种错位。政府应该做的是怎么想办法规范企业的行为，怎么改善企业运行的环境，使企业的行为对社会更有益。政府只能去规范企业的行为，而不能去改变企业的目的而要求企业只为政府的利益着想。每一个企业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的，政府不能要求一个企业为了它的利益不去赢利而去破产，这是极端错误的。国家的经济就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这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中不断改善不断前进的。经济学家和企业管理学家是这种博弈双方的理论和师爷代表。终有一天，政府和企业都会发现自己请错了师爷施错了法；终有一天，经济学家会有被企业悄悄赶出企业的尴尬，而企业管理学家会有被政府悄悄赶出政府的尴尬！除非你既是经济学家又是企业管理学家并懂得二者的分野和分寸，知己又知彼，那便可以游刃有余，左右逢源了。但愿中国能出一些这样的两栖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