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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运动的产生、发展和特点“环境运动”是指以解决环境问题为目的的、带有诉求性质的群体行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爆发了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环境运动、妇女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历史上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政治运动一样，也可被视作社会运动，然而，它们被称作“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与“旧社会运动”的主要差别在于：新社会运动所隐含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虽然也很激烈，但毕竟没有旧社会运动那样富有对抗性和革命性，因而其暴力性也较低。也就是说：新社会运动谈不上是“阶级运动”。新社会运动的特点传统的社会（工人）运动新社会运动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一切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的人，广泛化组织形式集中统一的组织形式，有统一的领导、纲领等由个体和小团体组成，目标也多样，分散化意识形态强调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无法以传统的意识形态归类，观念和价值多元化活动范围争取“一国胜利”，夺取国家政权关注超越国家政治框架的问题，国际化抗议手段采取对抗的激进动员策略或暴力革命以非暴力和文明抗衡为特征，非暴力化文化价值取向强调群体的、集团的和阶级的利益取向强调人类的共同利益，崇尚个人主义美国的环境运动：三阶段一：1960s:全国性的环境组织和环保运动的精英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环境运动主要是全国性环保组织（如：绿色和平、自然之友等）的建立和宣传活动，参与者多是社会中、上层人士和专家，大多是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活动，如对广大的民众宣传环保知识，呼唤环境意识。二、1970s-80s：基层环保运动的迅猛发展70年代以来，基层环保运动发展迅猛，最有代表性的如1978年的“爱河运动”。“爱河运动”是草根运动的典型代表，在80年代得到迅猛发展。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几乎完全依靠自愿者；其成员和领导者大多是没有组织经验的妇女；活动比较强硬和直接，如包围住所、静坐抗议。批评：只关注社区的环境污染；NIMBY（notinmybackyard）“不要在我家后院”（=环境自私主义？）三、1990s—：激进的环保主义运动•激进的环保主义者通常是一些有知识的中产阶级，他们对全国性的环保组织感到失望，认为它们过于墨守成规；它们关注整个生物圈以及人与自然的联系，并且从工业社会的角度来发掘环境问题的根源。他们提倡简朴的生活、素食、绿色消费、绿色政治等。日本的环境运动：四阶段一、战后恢复阶段（1945-60）反公害-受害者运动，以要求关闭污染企业为主要特征，但往往以失败告终。（经济发展重于环保）二、快速成长阶段（1960-73）反公害-受害者运动从农村扩大到城市，不仅要求关闭工厂，还出现了公害诉讼，以阻止污染企业继续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不惜一切代价的增长）三、增长巩固阶段（1974-85）反开发运动：随着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人们意识到“经济奇迹”的出现是以环境和社会的巨大代价换来的。其抗议目标不仅仅是工业开发项目，还包括观光开发项目和其他地域开发项目。四、“泡沫经济”及其崩溃阶段（1986-）关注全球环境与生态问题趋势：•从由社会精英领导和参与的精英运动到草根民众普遍参与的大众运动；•从对简单的卫生和清洁问题的不满，到要求保护整个生态系统和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二、国外社会运动的研究范式1.认同范式：以欧洲为主的新社会运动理论2.理性范式：以美国为主的资源动员理论3.印度的底层研究视角1.新社会运动理论（1）社会派系结构论：产业结构：新白领阶层政治社会领域：普通大众与技术官僚的对立国际格局：全球化（2）社会意识论：英格尔特（Ingelhart）的“后物质主义”论；把社会运动看做是对福利国家政策的反应；把新社会运动视为人的需要受到忽视的结果（哈贝马斯）2.资源动员理论研究旨趣：潜藏于个人心中的“不满”是怎样转化为社会运动这一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的。在资源动员理论看来,“不满”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心理状态,它要转化为行动状态和集体状态的社会运动,必须经过一个“资源动员”过程。资源动员理论的核心理念，是把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做是一个理性行动者。这个“理性”就在于，一个人对社会运动参与与否，参与到何种程度，都取决于他在该行动中所获取的收益和付出的代价。资源动员理论的两个研究方向1.社会运动组织的形态：资源的组织化程度是决定社会运动成败的关键。研究社会运动组织的运作过程和机制，比如招新网络的建构、成员资格的确定、领袖的产生、行动的策略等。2.社会运动的动员背景。社会运动的成功取决于社会运动组织所嵌入的社会背景。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所在的政治体制的开放性或压制性；二是“社会运动产业”的内部关系以及“社会运动部门”与其他社会部门之间的关系。新社会运动理论：为什么（why）会发生社会运动？资源动员理论：个体是如何（how?）选择参加新社会运动的？3.印度的底层研究视角印度的“底层研究”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是印度知识界对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形塑下的精英主义史观的反思与批判，对此贡献最大的是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中心，该中心凝聚的一批研究人员被称为“底层学派”。底层研究学派主要研究农民底层政治相对于精英政治的自主性问题，以及底层意识的独特结构是如何塑造底层的政治问题的。印度底层研究学派研究集体行动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强调底层与精英在不同的政治场域里运作，两种场域的政治行动逻辑的不同。该学派注意到，底层人民虽然不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主体，而只是社会精英动员的对象，但在许多状况中，底层人民为了生存而必须与国家以及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周旋。在这个周旋过程中，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夺取国家机器，也不在于取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而是要开启一个中介于两者之间的暂时性空间。底层研究学者的底层史观及其基本研究方法，对于处于殖民地时期和争夺民族解放过程的历史重读意义深远，对于当代正在发生的底层的日常行动研究，对于我们突破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在思考中国问题上的局限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三、国内群体事件的研究国内的社会运动主要指“体制内的社会运动”，主要使用“集体事件”、“群体性事件”和“维权运动”等概念。国内的社会运动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农民利益表达的群体性事件研究：以底层研究为取向城市业主维权运动研究：中产阶级的维权能力农民利益表达的群体性事件研究李连江、欧博文的“依法抗争”论：“依法抗争”即“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其特点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这种反抗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通过诉求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进行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抗争（李连江，欧博文2007）。于建嵘的“以法抗争”论这种抗争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政治性抗争。在1992年以前，农民的大多数反抗大体可以归结为西方学者所谓的“弱者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这种抵抗主要以个人为行动单位，利用隐蔽的策略，以不与权威发生正面冲突为特征，是一种有关个人直接利益的抗争；从1992年到1998年，农民的反抗可以归结为“依法抗争”或“合法的反抗”；1998年以后,农民的抗争进入到了“有组织抗争”或“以法抗争”阶段（于建嵘2004）。应星的“草根动员”论应星认为于建嵘夸大了农民的组织性尤其是政治性。他认为，政治合法性的困境注定了农民的抗争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所明允、默许或至少未强力禁止的前提下展开的；巨大的谋生压力迫使底层的群体行动会紧紧围绕具体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展开，而跨乡的群体抗争的高成本和群体抗争中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临时性特征都会降低群体运动的组织性（应星2007）。农村社会运动尽管在实际动员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组织化，但这种组织性是去政治性的——它在进行有限动员的同时也在努力地控制着群体行动的限度特别是政治的敏感性和法律的界限。董海军的“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论弱者身份即是一种武器，如果说强者依靠其强势维护及获取其利益，那么“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不再强调农民抗争所依据的政策法规，不以上级作为诉求或控诉对象，而是强调利用自身的弱者符号来抗争，以社会公正、生存道德等普适性观念为诉求对象，他们希望以自身的弱者抗争符号直接与抗争对象形成对照，展示自身的弱势，反衬对方的强横，以不惜付出自身的身体、尊严甚至是生命的损失这样一种带有“破釜沉舟式”的（被一般人视为“无赖式”的）缠闹式抗争，从而引起社会关注或政府重视。城市业主维权运动研究石发勇以一个街区的环保运动个案为例,探索了社区运动的动力机制。他发现关系网络在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较之于其他街区,有些街区的居民由于善于运用关系网络为“武器”因而在维权运动中表现更为积极,并取得更大成功（石发勇2005）。冯仕政通过对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或势力越强，对环境危害作出抗争的可能性就越高，反之则选择沉默的可能性越高（冯仕政2007）。陈映芳着力探讨了业主在维权过程中的行动力和制度限制。她认为城市中产阶级在房产物业纠纷的维权运动中表现出了相应的权利意识和行动力,而对市民自治组织的政治、法律限制已构成市民组织化表达行动和社会发育的制度瓶颈（陈映芳2006）。四、厦门PX“集体散步”事件的分析1.PX事件的发展过程2.PX事件的分析PX项目介绍：厦门PX是个化工项目,投资108亿,可望产生800亿的年产值,占目前厦门GDP的四分之一。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已于2006年11月开工建设，预计2008年建成投产。但是,由于距离人口密集区过近,有环境污染之险。2007年3月，105名政协委员建议项目迁址,地方政府与民众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博弈最终PX项目迁址。1.PX事件的发展过程PX事件发展流程预备阶段（2004年2月—2006年11月—2007年4月）发生及铺开阶段（2007年5月）正式发生及铺开阶段（2007年6月——12月）结束阶段（2007年12月末）第一阶段：2004年2月—2006年11月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2005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审查通过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国家发改委将其纳入“十一五”PX产业规划7个大型PX项目中，并于2006年7月通过其项目申请报告。2006年11月开工第二阶段：2006年11月—2007年4月2006年11月，赵玉芬从厦门本地的媒体上看到一则PX项目开工的新闻，意识到危害性。11月底，赵玉芬被邀请参加厦门市部分干部的科普学习会议。由于事先被要求不要在会上提及PX，领袖人物的心理挣扎期。2006年12月6日，赵玉芬、田中群、田昭武、唐崇悌、黄本立、徐洵几位院士，面对面与厦门市主要领导座谈，未能取得进展。2007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发起，由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签名的呼吁该项目迁址的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会议的“一号提案”。预备阶段特点：此阶段是专家发挥着领袖作用，与政府进行博弈，利用专业知识对政府的项目座谈，未果提出议案。民众没有被充分动员，所以说此时处于社会运动的准备阶段。时间：2007年5月，政府启动公众参与的程序、媒体广泛进行报道、工程建设公司发表PX项目的科学性声明。第三阶段：2007年5月28日，厦门市环保局局长用答记者问的形式在《厦门日报》上解答了关于PX项目的环保问题。5月29日，负责PX项目的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英宗博士同样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厦门晚报》发表长文，解释了PX的一些科学问题。2007年5月30日，厦门市副市长丁国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暂缓项目建设，并启动公众参与程序，充分倾听市民意见。2007年05月30日《南方都市报》秋风发表题为“今天的沪杭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