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多伦多城市文化会议”综述

1“上海-多伦多城市文化会议”综述郭公民2006年12月14日至18日，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加拿大约克大学共同主办的“上海-多伦多城市文化会议”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举行，来自约克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以及上海社科院等各方专家学者20余人，以上海、多伦多这两座城市为例，探讨了与城市化和城市文化有关的问题。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思和教授致开幕辞。陈思和教授讲：上海，从它的城市特征的形成开始，就具有鲜明的世界性色彩，这种特点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曾经被表达为不同的政治含义。但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浦东经济开发以来，这个特点越来越表现出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应有的开放性、多元性以及碎片性的文化面貌。城市的开放性表现为各个地域之间人口流动的加速，以及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往机会的密集；城市的多元性表现为各种层次的文化需要与文化交流被允许平等地展现，这就为人与人交往的多层次的丰富需要提供了可能性；还有就是城市的碎片性特点，当现代都市的巨大隐秘功能使人的丰富特点被孤立的分割开来表现的时候，人就不能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别人面前，它只能以某一种或者两种面貌展现在公共场合。今天我们的会议就是一个由许多优秀的碎片组合起来的一个图案，我希望这是个内涵丰富、不平凡的图案。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专家们围绕“城市发展中的传统与全球化”、“上海意象”、“城市空间”、“城市发展中的族群文化”、“城市与艺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城市发展中的传统与全球化传统与全球化是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要面对和克服的一对矛盾。约克大学城市研究学院院长、环境研究系教授罗杰·科尔（RogerKeil）针对这一问题作了“帝国与国际化都市：‘911’之后的城市化”的专题演讲，他从形态、公共机构以及管理的角度对911之后的美国政治以及遭受“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美国城市化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在20世纪之后，美国的城市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建设的一种范式，而个人消费对这类城市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美国的生产、消费模式就是美国城市化的核心，同时它又是一种不断扩张的模式。现今，世界上有许多城市都在进行着一种美国模式的城市化，一方面，我们在大规模、浪费性的生产消费——这是体现了一种美国霸权的新自由主义，这种模式不断渗透进其他国家的城市化之中；另一方面，通过战争和控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扩展，城市日益为一种个人主义氛围所笼罩，致使种族歧视泛滥，城市人不再如以前般团结，因此在城市凝聚力日渐消失的同时也导致了城市抗灾能力的减弱。孙逊教授指出，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这种鲜明的文化底色应该会使各个城市体现出不同的面貌特征。然而，在中国都市的高速发展中，中国城市的独特性、城市建筑文脉的延续问题却被城市管理者所忽略，这就导致了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趋同性问题的产生：城市建筑和城市面貌的趋同化、城市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的趋同化以及城市人生活方式的趋同化。与此相应的则是那些真正来自民间的、百姓自娱自乐的民间文化、传统的日渐遗失。他认为，中国的的城市化应该充分发挥区域文化和民间文化在都市建设中的作用，使其成为一个都市的文化底色，然后在吸纳古今中外一切先进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的都市。2于海教授提交的论文是《公园与社会空间：晨练的社会空间研究》，在文中，他以上海公园的晨练为例，揭示了在城市改造和社会福利制度变迁的复杂影响下，公园如何产生多重的社会效应，并成为人们获得新的社会交往和自我肯定的社会空间：应对公共医疗的短缺，晨练成为中老年人的自救之道，公园的免费开放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某种公共福利职能；在市区传统民居场所的邻里交往之便后，晨练成为新的社会联系途径，建立起新的社群归属感；而在经历社会变迁而被边缘化的遭遇后，晨练的健康成就和交往成就令晨练者获得新的自我认同与肯定。约克大学地理系副教授帕特丽夏·沃德(Patricia.Wood)在其论文《多元、碎片化、公民身份和城市：加拿大文化多元主义的（偶然）成功》中对加拿大和多伦多作了简要但具体的分析，在充分考虑到成功的多元主义中那些意外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了国际化城市因多元性带来的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景观，以及随之而来的碎片化问题。他认为，只有通过行使公民义务，在话语和空间层面容纳具有变化能力的政治，才能有效地解决当代国际化大城市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主张空间明晰的社会结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公共空间的使用非常重要。·上海意象围绕这一专题许纪霖、王宏图、梁永安三位教授分别就“全球化背景下上海的多元文化传统”、“多重分割下的上海城市空间意象”、“后现代文化与上海景观社会的构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许纪霖说，在中国有一个说法，要了解中国2000年的历史要去西安，要了解1000年的历史要去北京，而要了解中国近150年的历史则要去上海，由此可见，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象征为世界各国人士所关注。尽管这座城市的历史并不悠久，但自其开埠以来，上海作为一座移民城市却在吸纳多国、多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多元文化传统。因此，上海的历史财富、历史遗产就是它的文化多元化。但在今天上海的发展中，上海文化的丰富性被商业主义、消费文化阉割了，或者说被滥用了。上海文化看似很热闹，但这仅仅是城市生活表面的一层油彩，内心很苍白。这使得上海在发展的同时，文化却没有崛起。王宏图教授则通过对日本作家恒光利一的《上海》、茅盾的《子夜》、张爱玲的《金锁记》、王安忆的《流逝》等文学作品的研究，揭示出不同作家眼中的和笔下上海城市空间的多重意象，从而由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上海城市空间的多重性、上海的多面性以及上海文化的多元化。他说：上海这座城市的主要构造特点就是拥有众多隔断，例如工厂、金融中心、商业区、广场、公园、街道、沙龙、公寓以及其它公共或私人的场所。这一特点构成了上海城市空间显著的多样性，因此，空间意象的多样性使得上海的城市形象成为了一幅具有大量色彩与质地的组图。梁永安教授在其《后现代文化与上海景观社会的构建》一文中指出，上海原本是一座在世界化体系中建立起来的城市，它的当代走向应朝着后现代文化的方向发展，而后现代文化是靠视觉来沟通的，上海能不能在视觉文化的构成里做出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景观社会的建设。由此，梁教授提出了上海向后现代文化城市迈进的几个问题：第一，缺少一个特色鲜明的城标；第二，缺少一个文化核心区；第三，缺少上海丰富的历史符号体系；第四，缺少上海人本的空间标示体系；第五，缺少上海创造性的共时影像。这些都有待在上海以后的发展中逐步建立。约克大学环境研究系副教授哈里斯·阿里（HarrisAli）在提交的会议论文《国际花都市与多伦多和上海地区传染病的文化政治》中，从SARS爆发后上海、多伦多两座城市的居民对此事件的反应的角度入手，依赖对这两座城市的世界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批评和政3治批评的幽默、社群在处理疾病暴发中的作用以及社群在一般灾难处理中的作用的阐释，深入研究了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SARS对城市生活在文化和政治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阿里认为，SARS危机及代表了危险也代表了机会，正是因为“非典”的爆发，让我们可以去广泛的思考社会、政治、文化的意义，让我们看到作为一个集体的我们是如何去应对这种危机，而这种应对又需作出怎样的调整。·城市空间在这个专题的讨论中，花建、尤特·里伊尔（UteLehrer）、包亚明三位专家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探讨了城市空间的问题。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花建在提交的论文《再造城市的空间：文化遗产与创意开发的互动》中提出：每一座有生命的城市，都在历史的传承和前瞻的创新中，不断重构新的空间。根据城市的产业传统和文化遗产，加快文化资源和产业的集聚，形成创意、资金、人才和技术的组合关系，建设新的文化和创意集聚区，大力发展文化和创意经济，正是包括上海在内的多个城市在21世纪初的重要发展趋势。约克大学环境研究系副教授尤特·里伊尔的论文《建筑程序的景观化：柏林波茨坦广场》以柏林波茨坦广场的建筑景观为例，探讨了当今世界形象塑造与大型工程建造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建筑场所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由对景观的想象而带来的魅力，然而建筑程序本身已经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仅仅关于如何建造建筑物与如何推广成果，以便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它还关涉到销售这个过程。换句话讲，建造过程不再只同观念的形成及其实现相关，它同样关系到工程的起始之间的形象制造。尤特·里伊尔将这一新的现象称为“建筑程序的景观化”。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工程的规模和范围会给地球留下物质的烙印，形象制造的速度与确定性同样会给地球留下物质的烙印。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包亚明是一位对城市文化空间有多年研究的专家，对上海的城市文化与上海的城市空间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他在《空间、消费与上海城市文化》一文中讲：在当代上海城市生活中，消费文化已经成为了控制城市空间生产的一种有力手段。作为城市发展重要的建构性力量的文化，已经完全蜕变为纯粹的消费文化。那些与意象、记忆相关的独特的城市生活体验，引领的不再是对地域性的城市生活的鲜活认识，它们只是作为认识不同的城市空间的标签，配合着资金和人员的全球性流动。在上海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国际商务人士的消费文化“诉求”早已被合理化、自然化为与世界接轨的先决条件。上海城市空间正在超乎通常现代化的发展观念和手段推动下，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迅猛扩展。这一过程复杂地交织了全球化与本地化的各种因素，交织着历史性的资源与地域性知识的重建。·城市发展中的族群文化杨乃乔教授在论文《都市的图像文化时代与三种族群的叙事观念》中讲到：大陆学术界对都市视图时代到来的叙事更多是一种虚拟与夸饰，这种在大陆汉语语境下探讨图像文化对文字造成挤压的理论与中国的实情间呈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差异。文章通过都市中人文知识分子族群、科技知识分子族群与大众消费族群关于视图时代到来的叙事的分析比较，指出学术界关于都市视图文化的讨论终究还是在语言组构的空间中完成的，只有语言才可能把视图文化及其平面性置放在讨论中带向一种相当的学理深度。因此，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在中国，图像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媒介还远远无法完全取代文字语言。约克大学环境研究系教授基因·戴斯福（DeneDesfor）在《多伦多的湿地精神》一文4中通过对多伦多过去几百年的湿地建设的研究，探讨了“地区精神”问题。他说：“精神”这个概念在此用的是比喻含义，指对湿地建设有过长远影响的主要的、持续的历史现象、机制或进程。“精神”同时也作为一种叙述手段，来分析和阐释湿地的发展。这些发展把广泛的生物物理形态和过程（包括水文的、生物的、地理的）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形态和过程结合在一起。文章主要探讨了现代化、发展、自然、全球化这四种精神。特别是在全球化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对湿地产生的影响方面，基因·戴斯福教授认为，随着各式各样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经济重组及空间结构的变化，湿地的景观和功能也得到了重新的界定。严锋教授在他提交的论文《网络的城市与城市的网络》中，以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的走红和网络小说《悟空传》在网络上的广泛传播为例，探讨了城市青年文化与媒体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大话西游》和《悟空传》可以被视为自80年代始文化世俗化的表现，也可以视为是一种青年的文化狂欢和对传统社会体制的反叛。而《大话西游》的走红给《悟空传》在网络上所带来的成功说明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电影又让文字通过网络的方式得到了更大的传播，网络文学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又使文学的功能得到了恢复。上海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剑龙教授最后又站在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意义与方法这一总体视野高度上，对城市文化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城市是文化的积聚地，都市是文化的聚集点，在全球化背景中展开世界都市文化的比较研究应该加强都市文化的个性与现状研究，加强不同文化交流与影响的研究，加强文化发展历史与趋势的研究，加强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发展的研究。在继承借鉴已有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努力拓展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