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国的危机”会议论文大纲

1“十九世纪中国的危机”会议论文大纲地方传统与社会转型――论清末潮州社会向“侨乡”的转变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陈春声一勿庸置疑，十九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变化在不同的地方文化传统和地方性制度之下，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本文讨论清代末年广东潮州地方社会向“侨乡”的转变，以说明社会转型时期，原有地方传统在“型塑”新社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广东东部的潮州和相邻的福建南部漳州、泉州等地百姓，至迟从汉唐以来，就一直从事海上贸易活动，其日常生活和家庭生计直接与海上活动密切相关。明朝一反宋元时期政府容许、鼓励海上贸易的做法，除有限度的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贡贸易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以严刑峻法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活动，其结果就是使当地的百姓成为著名的“漳潮海盗”，这些违法犯禁的武装集团自由来往于海上，并操有实际海上利益，影响昀深。清代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以后，由于海上贸易的合法化，潮州百姓海上活动的历史传统得以“合法”保持，该地区很快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海上贸易区域。乾隆年间开始鼓励本国商人到暹罗等地买米回国，潮州府作为当时国内昀严重的粮食短缺地区之一，洋米入口利润更加丰厚1，位于韩江入海口的澄海县更是很快成为国内帆船运输业昀发达的地方之一：惟是邑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卒操奇赢，兴贩他省。上溯津门，下通台厦。象犀金玉与夫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悉由澄分达诸邑。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1参见拙著《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34-36，54-57。2潮所仰给。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高牙错处，民物润丰，握持筹，居奇囤积，为海隅一大都会。2潮州沿海地方文化传统与王朝的法令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地域社会的历史面貌。其实，不管朝廷的制度如何，海上贸易的活动始终在进行着，所不同的，是由官方界定的在海上活动的人的身份的变化，以及贸易活动性质的差别。这一历史传统，在19世纪后半期，面对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使地方社会表现出其足够的适应和包容的能力。二近代贸易方式和近代城市的出现，并未给潮州乡村带来明显的破产或萧条景象，相反的，人们看到了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正在成为“侨乡”地方社会的新的发展。著名的樟林港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一点。樟林位于韩江支流北溪的出海口，从明代中叶起，一直隶属于潮州府澄海县。清代乾隆年间，它发展成为广东东部昀著名的近海帆船贸易口岸。在18世纪，不但地方的文献对该港口的情况有详细描述，就是琉球的《历代宝案》和巴达维亚华人公馆档案，也屡屡提到从樟林港出发的海商的活动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距樟林仅30余公里的汕头成为新增的通商口岸。轮船时代的到来，使原来樟林赖以繁荣的帆船贸易日渐式微，1991年潮海关税务司辛盛(C.L.Sinpson)在《1882年--189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中描述这一变化：从事于与其它各口岸贸易的本地船只总数不超过80艘。如果追溯到1885年，我们发现航海民船不下400只；到1869年减少至300只左右；18822嘉庆《澄海县志》卷8，埠市。3参见《历代宝案》第六册，台湾大学1972年版，页3666－3667；包乐史编《公案簿》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清代樟林港的贸易情况，已有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例如，可参见田汝康《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18--19；张映秋《樟林港埠与红头船》，《汕头文史》第8辑；林远辉、张应龙《潮州樟林港史略》，《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1993年第1期；《泰国潮州人及其故乡潮汕地区研究报告·第一期·樟林港（1767-1850）》，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1991年版。3年则只剩下110只。航海民船的急剧减少，当然主要由于轮船的竞争，但也部分因为豆饼价格低廉，几乎已经完全取代花生饼用作肥料。从事花生饼贸易的商人大概感到前景黯淡，以致不愿耗费巨资去维修目前还在使用得船只，更不愿再造新船；这样，再过五年多一点时间，可能会看到一度兴旺的行业趋于灭亡。4从此之后，樟林港在传统时代作为“河海交汇之墟，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5的景象也一去不返了。在这种情况下，樟林地方社会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本地人大量出洋谋生，侨居海外，整个社区的生计和地方建设越来越依赖于侨汇，华侨和商人在当地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中影响越来越大，樟林终于由传统贸易港口衍变为一个典型的侨乡。民国年间本地文人陈汰余编撰的《樟林乡土志略》清晰地描述了这个变化：咸丰之世，红头船（即洋舶）改变为甲板船，不多时又由甲板而改变为火轮船，樟林口岸无形中移出沙汕头。不特发洋事业停歇，至同光时东面海成沙田，港内出海不止十余里路，羁网牵罾事业且让南澳、柘林、海山。乡中只有少数贫人，只身持罾于海滨而已。然轮船往来，波涛不惊，航海不阻，乡人出洋者日众。发迹于暹域者，各社有人。南洋群岛，实际为我樟林殖民矣。6清末民初，樟林已经因为有众多华侨而名闻遐迩。1934年北京大学陈达教授受太平洋国际学会委托，主持进行“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的研究，樟林即被选为重点调查的三个侨乡之一（即《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书中之所谓“华侨社区丙”）。根据他的描述，侨汇在地方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4《潮海关史料汇编》，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8年编印，页17。5尹佩绅《樟林镇鼎建风伯神庙碑记》（嘉庆二十四年），《凤山记序》，道光七年刻本，页21a--25b。6陈汰余《樟林乡土志略》（抄本），“乡民生计”。4华侨社区（丙）有半数的人家是业农的，但所产的粮食总额只能供给区内人口四个月的消费。区内其余住户的职业入款，种类虽多已如上述，但数量甚微，于家庭经济无大量的帮助。因此华侨社区（丙）的华侨家庭，必需依赖汇款为主要的入款。凡熟悉华侨社区情形者，对于上意见，都能贡献有力的证据。7正是由于侨汇的大量流入，樟林并未因为丧失帆船贸易中心地位而出现一般意义上的“衰落”景象。它仍然保持作为一个较小地域范围政治和市场中心的地位。从清末开始，到南洋各国和国内各地经商致富者，纷纷回来家乡连片建房，樟林四周出现了许多新的居住区（潮州人一般称这类新住宅区为“新乡”或“新村”）。《樟林乡土志略》列举了清末民初当地13处“新村”建设的情况8，其中5处（樟南、梅岗里、南盛里、元第里、常安里）是本乡人到暹罗、实叻、越南、香港等地经商致富后兴建的，德和里为外乡人出洋发达后到樟林购地建设，另有3处（植之里、张处内、垂庆里）的建设者在汕头发家，其实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到汕头和去香港做生意并没有50年代以后感觉到的那种差别。只有2处的建设者似乎没有外出经商的背景。在成为“侨乡”的过程中，整个乡村的面积扩大了几乎一倍。三新兴的近代城市汕头，在潮州地区向“侨乡”转变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1860年代末期，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位于韩江入口处的小渔村汕头成为通商口岸。随着机器轮船业的发展，这个口岸在几十年间迅速成为“中国通商第四口岸”9。著名学者温廷敬在《潮嘉地理大势论》中，这样描述汕头的地位：以近海之故，民多冒险出洋。南洋诸岛之利权，潮嘉人几握其半，皆海线之关系也。然其缺点者，则以二百余里之海线，而可泊大舰者，仅有汕头7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页92--93。该项研究的另一个报告是陈国梁、卢明合编的《樟林社会概况调查》（中山大学社会研究所1937年版）。8陈汰余《樟林乡土志略》（抄本），“乡土变迁”。9《岭东日报》，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一日，第4版，潮嘉新闻·集股行轮。5一埠。10汕头原来只是一个小渔村，现在成为整个韩江流域唯一可以停泊机器轮船的口岸，潮州府和嘉应州两地的商人都竞相在这个新兴的城市中发展自己的力量。其中许多人是先到了南洋、香港、上海等地做工或经商，在侨居地赚了钱，再回来汕头一带发展的。有意思的是，汕头周围韩江下游地区的许多大型基础建设，都是韩江中上游的客家商人兴建的。如民国九年（1920年）建设汕头至樟林轻便铁路的是大埔百堠乡人杨俊如11。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动工，三十二年（1906年）落成的潮汕铁路，从倡议兴建到投资建设，主其事者是嘉应州昀著名的华侨商人之一张煜南12。张煜南等人倡建潮汕铁路，对解决韩江上游的丰顺、大埔、嘉应州一带与汕头这个大港市间的运输问题，大有裨益。实际上，不但嘉应州的货物和人流要经由汕头出入口，而且其邮政、金融活动也以汕头为中心，对嘉应州民生有重要影响的侨批业，也完全以汕头为枢纽13。这样，汕头逐渐成为整个韩江流域的文化和教育中心，潮州和嘉应州的许多文人，不管是讲什么方言的，都集中到此地活动，许多人也就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他们在此地办学堂、出报刊、编撰书籍，许多事情都是面对潮、嘉二地的。例如，光绪二十八年，温仲和与丘逢甲、温仲和等讲客家话的师友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是为粤东办新学的先声，该学堂潮、嘉二地学生兼收。他们还创办了粤东昀早的报纸《岭东日报》，该报除了论说、谕旨、专件、时事要闻、本省新闻、京都新闻、外国新闻等栏目外，另有篇幅较大的“潮嘉新闻”专栏，专门刊登潮州和嘉应州各地的来稿，报道地方上的各类新闻。当时汕头还有有两个昀重要的会馆，即所谓“潮属有万年丰会馆，嘉属有八属会馆”14，分别为潮州商人和客家商人活动的中心。10《岭东日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第1版。11芮诒壎《汕樟公路见闻录》，见《汕头文史》第5辑，汕头：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年版，页129－138。12王琳乾《潮汕铁路兴废始末》，见《汕头文史》第4辑，汕头：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版，页76－80。13参见陈春声《近代华侨汇款与侨批业的经营----以潮汕地区的研究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页57-66。14《岭东日报》，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一日，第2版，潮嘉新闻·濬河要件。6四1861年汕头开埠以后，广东东部的潮州和梅州地方的百姓，就大量地移居东南亚各地。据统计，20世纪上半期，汕头口岸华侨的出入境人数，在国内各口岸中长期居于首位，自光绪三十年至民国24年，经由汕头出国的侨民共298万人，归国侨民146万人，出国人数比归国人数多出151万人。15这些人在东南亚各国定居后，由于赡家、还债、投资和贸易等理由，大多经常向家乡寄送款项。所谓“侨批”，就是近代南洋华侨向家乡汇款时所写兼有汇款凭据功能的家信。关于清末至民国年间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汇款和侨批的一般情况，已有许多论著做了较为仔细的描述16，笔者也曾对近代潮汕地区的华侨汇款与侨批业经营做过专门讨论17，均可作为参考。为方便对有关背景尚未完全了解的读者，谨引用饶宗颐主编《潮州志》中的有关叙述，作为一般性的介绍：潮州地狭民稠，出洋谋生者至众，居留遍及暹罗、越南、马来亚群岛、爪哇、苏门答腊等处，其家书汇款，向赖业侨批者为之传递，手续简单而快捷稳固。厥后虽有邮政及国营银行开办，然终接乘民营批局业务，因华侨在外居留范围既极广，而国内侨眷又多为散处穷乡僻壤之妇孺。批业在外洋采代收方法，或专雇夥伴一一登门收寄，抵国内后，又有熟习可靠批脚逐户按址送交，即收取回批寄返外洋，仍一一登门交还，减少华侨为寄款而虚耗工作时间。至人数之繁多，款项之琐碎，既非银行依照驳汇手续所能办理，其书信书写之简单，荒村陋巷地址之错杂，亦非邮政所能送递，故批业之产生与发展乃随侨运，因果相成。1815王琳乾、邓特主编，《汕头市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册4，页544。16除注1提到的著作外，还可参见台湾银行调查课编，《南洋华侨(中国移民)付汇兑关系》（台湾银行，1915；中译本《侨汇流通之研究》，台北：台湾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闽南侨批史纪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广东省集邮协会、汕头市集邮协会，《潮汕侨批论文集》（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3）；杜桂芳，《潮汕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