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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和对外贸易对中国环境的影响一，研究背景二，对外贸易和FDI对环境影响的理论研究三，对外贸易和FDI对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四，目前研究的缺陷和展望五，政策建议一，研究背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GD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8%。•在2001年加入中国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对外贸易以年均20%一30%的速度增长，成为全球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200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达25616.3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同时，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2008年达923.95亿美元，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引资大国。•对外贸易和包括FDI在内的投资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之一。环境不断恶化•与此同时，我国的环境状况却日益恶化。•根据IEA的统计，1980一2006年我国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平均增速达到5.73%，特别是2001年后增速更为迅猛，平均增速超过10%，•2006年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60.2亿吨.。2001一2006年的这6年中，中国的排放增长占全球排放增长的58%。根据2006年IEA的预测，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于2009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指出2004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GDP总量的3.05%。•全世界十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六个在中国，46.5%的河流受到污染，10.6%的河流严重污染，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三亿多中国人饮用水达不到卫生标准。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有大约74%的中国人居住在空气品质不良的地区。•中科院测算污染使中国的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高出7%，而由于水体和土壤污染，我国的贸易产品频频遭遇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影响我国贸易产品的竞争力。资源环境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严厉的制约。•资源环境问题也给我国人民的生存环境带来严重威胁。•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恶化指标的同步增长促使人们考虑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国与国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与环境相关的国家利益问题已越来越深化和扩大化，因此，要求正确审视对外贸易和FDI与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在理论上进行探讨，在实践中也需要正确的政策设计来解决相关问题。二，对外贸易和FDI对环境影响的理论研究•(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由Selden和Song(1994)提出的关于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关系的曲线。•EKC曲线表明，环境恶化与人均GDP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呈正向变动的关系，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二者表现为反向变动关系，多种污染物的排放将随着经济发展先上升而后下降。•国内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EKC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在方法上虽然大都是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的，如朱智沼(2004)就是利用我国1991—2001年的数据，吴玉萍等(2002)利用北京市1985—1999数据。高振宁等(2004)选取江苏1988—2002数据。陈华文等(2004)利用上海市1990—2001年数据。刘耀彬等(2003)利用武汉市1985—2000年数据采用指数回归模型进行研究。他们存在一个共同的弊端，那就是对于时间序列数据没有进行平稳性和协整性检验，所得到的结论就有可能因为是虚假回归而不能令人信服。所以后来马树才和李国柱（2006）进行了完善。•大多数的研究都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不存在这一曲线关系。WTO的有关报告中就多次指出，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与环境政策之间的相关性很弱，对经济自由化乃至经济增长的指导意义不大。•(二)GrossmanandKrueger贸易环境效应理论负效应：经济活动规模扩大将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水平和增加环境污染程度。正效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各国将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法规。使生产单位产品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下降，正效应：技术进步带来的单位污染治理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负效应则反之正效应：扩大的部门的生产活动的平均污染程度低于规模缩小的生产部门。负效应则反之当前研究的理论争议•（1）有害论——污染避难所假说•（2）有利论——波特假说（Porter）污染晕轮效应一(Pollutionhalo)•（3）中性论——陷入泥潭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在开放经济中，资本流动会受到国家间环境标准高低的响，高环境标准地区的污染产业向低环境标准地区投资，就存在污染转移问题。•Bau—mol和Oates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自愿实施较低的环境标准，专业化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由于制定的环境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高污染产业必然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世界“污染避难所”。竞争压力使相对不发达国家政府有降低环境保护标准或放松环境规制的动机，从而出现所谓“向底线赛跑现象。把这种在环境标准上存在的竞次态势，由此称为“竟次效应”或者“触底竞赛假说(Markusen，1995：DuaandEsty，1997：)。即可能产生的“环境标准竟次现象。波特假说（Porter）Porter等人认为，环境保护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如果将环境规制与国际竞争力之间的讨论置于动态的分析框架下，即考虑环境规制变动下生产技术、产品和生产过程改进的可能性，则严厉的环境规制与产业国际竞争力提高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环境管制增加了企业所面临的限制条件，但同时也给予厂商改革的动力，因此，企业可能弥补环境管制造成的成本损失。世界银行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发现，越是实行贸易开放政的国家，其污染密集工业增长率越低。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技术创新和学习效应对降低环境成本的影响仅仅是潜在的(Jaffe&Peterso，1995;Palmeretal，1995)，因此，环保对竞争力的有利影响也只是潜在的，能否转化为现实还依赖于其他许多因素。而且有利影响在有些企业或产业中适用，但并非普遍现象。污染晕轮效应一(Pollutionhalo)KevubGrey和DuncanBrank(2002)提出的FDI能够产生环境正效应的理论。该假说的主要思想是:在国内面对更为刚性的环境规制的跨国公司会把更新更清洁的技术和环境管理制度传播到东道国，而且跨国公司更容易受到来自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股民和消费者等各种渠道的压力的影响。基于跨国公司提高效率和传播知识的资源条件以及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外商直接投资会提高产业环境标准。•“陷入泥潭”假说(Zarsky，1994)•无论哪个国家都不愿意采取对其竞争力产生潜在威胁的单边行动，结果是环境标准的总体水平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市场就成为推动环境质量上升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在消费者、商业团体、民间组织和技术进步的有限推动下，环境标准缓慢地提高，环境破坏的状况在一段时期内很难得到改进。不仅如此，即使单纯地引进最优的环境标准也变得极为困难，因为相关产业利益集团和工人的集中度高并且组织良好，而环境破坏的受害者们过于分散，很难组成有效的游说力量，所以政策制定者更多地受到来自于利益相关的商业团体、公众、媒体、工会和区域组织的以倡议、游说、科学研究等形式出现的种种压力，其最终的政策选择可能就是维持现状而不做出任何改进。三，对外贸易和FDI对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一，技术手段：•第一种方法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以下简称CGE模型)。许多贸易的环境和福利效果的经验估计都是借助于CGE模型完成的。CGE模型是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根据生产与污染相互作用的关系而推导出来的。它本质上是一个多部门、多市场的微观模型，但同时也包含了一定的宏观经济内容。•第二种方法是Antweiler等人(2001)提出的，将污染要素引入标准的贸易模型中。在研究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时，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中，从HOS理论出发，假设在一个小的开放经济体内，生产两种产品，一种为产生污染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另一种为不产生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厂商在生产过程中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必须要减少污染，而减少污染同样需要消耗生产要素，因此在模型中将产生污染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一部分看成是用来减少污染的。这个模型把污染指标与实际可测的经济要素联系起来，以描述贸易开放度与污染浓度之间的关系，量化了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对贸易的影响。•第三种方法是利用南北贸易模型，Copeland&Taylor(1995)对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跨国界污染的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建立了一个多商品、多国家的一般均衡模型，在模型中所有国家被分为南方发展中国家和北方发达国家两个部分，产品根据污染程度分为不同等级，环境污染是全球性的而非地区性的。这个模型称为南北贸易模型。•第四种方法是Balassa(1965)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lndex，简称RCA指数)。RCA指数是用一国某产业出口相对总额(某产业出口总额占世界该产业出口总额的比重)与其全部出口相对总额(一国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之比，如果该指数大于l，那么该国在这一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通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可以分析污染产业转移以及污染天堂假说等问题。各种回归分析也是常用的分析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回归分析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贸易与环境研究的实证领域。我国的实证分析现状•自Grossman&Krueger(1991)建立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的基本框架后，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来分析贸易和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己成为实证研究中的重要方面。我国已有的实证分析•一，文献综述•夏友富(1995.2;1999.3)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的污染密集产业，存在跨国公司参与国外危险废物进口和转移有害技术、设备和产品的现象。同时，上述跨国公司的来源地集中在港澳台地区。•Dean(2002)分析了自由贸易对中国水环境的影响，选取中国1987一1995年各省的数据，通过2个联立方程对水污染和收入增长进行估测，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的结构效应为正，即对环境产生消极的影响;但收入增加引起的技术效应为负，即贸易自由化的技术效应有利于减少水污染，而且，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技术效应导致的水污染的减少程度大于结构效应引起的水污染的上升，因此，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水污染下降。•兰天(2004)利用同样的模型，以二氧化碳为环境指标利用1995一2001年我国各省的面板数据分析贸易开放度对环境的影响，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朱启荣(2007）对我国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变化是导致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变化的原因，同时，出口贸易规模与工业排放量呈正相关，所以，我国出口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就地区的情况看，东部地区出口贸易额对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弹性明显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我国各地区治理环境污染的各种投入与其出口贸易额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但是这些研究只考察了贸易规模变化对于环境的影响，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影响。•张连众等人(2003)则采用Antweiler等人(2001)建立的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的一般均衡模型，利用中国2000年31个省(市)的二氧化硫排放数据，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污染的规模效应、组成效应(即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回归结果显示，规模效应将加剧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而组成效应和技术效应将降低我国的环境污染程度，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张志辉(2006)根据产值排放水平将我国污染行业分为污染密集型，中度污染和低污染行业，通过对我国各类工业制品的出口竞争指数和贸易专业化指数的分析比较，指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并没有专业化于污染密集产品的生产，而是主要专业化于低污染型产品的生产，在污染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并不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在我国污染密集型产品贸易中进口大于出口，属于净进口型贸易，因此我国不会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杨海生(2005)选取1990一2002年中国30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