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管理支出

根据官方的最新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财政收入35470亿元，同比增长30.8%，比去年前六个月的收入还要多2000亿。即使按保守的估算，2010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额将达到8万亿。如果这一数字得以实现，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放在前几年，这应该是一则令国人振奋的好消息，不过这一次的舆论反应却有些不同，包括央视在内的诸多媒体都对我国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表示了担忧和质疑。国家财政富了，岁入达到了8万亿，为什么公众和舆论都不为之欢呼呢？在2009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此次舆论对8万亿财政收入的担忧和质疑，其实质也是这一数据所引发的对于“社会结构和公平正义”的质疑。首先是财政收入增长过快有可能加剧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2003年至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连续突破2万亿、3万亿、5万亿、6万亿大关，绝大多数年份的增长都在20%以上，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速，更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速。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必然意味着民间企业和民众收入部分的相对减少，在过去22年间，中国人的劳动报酬占GDP比例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在当下内需低迷、经济结构失衡突出的时期，政府收入的剧增只会进一步增加投资，挤压民间消费，这显然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公众的质疑还来自于国家的高税收并没有带来高福利和满意的公共服务。中国的财政收入占到了GDP的30%以上，而财政收入最高的美国，其联邦财政收入只有GDP的16%。而且，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国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公共服务，其他都用于行政开支和为国有企业补窟窿。不仅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欠账，而且一些真正该花钱建设的公共工程和设施也无法令人满意。最近，我国南方多省遭受暴雨大风袭击，引发了一系列的山体滑坡、溃坝等重大灾害，其中就暴露出了许多市政防灾工程的严重不足。发生严重溃坝灾情的江苏省抚州市对媒体表示,如果有300万,唱凯提就可以得到及时的加固,而此次垮堤造成的损失却是10个亿。福利和公共产品支出偏低，而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却畸高。以2006年为例，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美国最高，也只有9.9%。公众眼看着税费高企但感觉不到这些钱化为了福利，加上行政管理费用以及一直不对外公开的“三公费用”方面的支出极其庞大，公众自然对这样的财政收入增长少了几分喜悦和激动。现代经济活动讲究平衡和共赢，只有实体经济持续繁荣，国家的财政收入才有可能实现稳定的增长。如果政府在财税方面索取过度，必将伤害实体经济、伤害民间消费，最终也必然使财政收入的来源枯竭，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目前是中国经济实现产业升级、进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政府理应对民间让利，果断采取减税等措施，让一直复苏乏力的实体经济休养生息。除了减税，政府花钱的预算审计机制的改革也势在必行。首先是预算与“三公费用”的信息公开。如此巨额的财政收入，谁花出去的，花到哪里了，这不能是一笔糊涂账。时至今日，“三公费用”等政府预算与支出信息还没有公开，从常理和世界各国的惯例来讲，都已经说不过去。另外还有审计系统，国家财政的审计工作理应归为人大，而现在审计系统由国务院管辖，按照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的叶青的说法，这是“自己审自己，可以公布的问题有一定的限制。”随着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的积累，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明白，政府的强大不等于国家的强大，更不等于民众福利的增加。政府也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其中甚至可能与民众的利益相冲突。政府的财政收支必须被置于国民的强大而健全的监督制约之下，否则政府掌握的钱再多，也非国民之幸。关键字：行政管理支出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效率优化摘要：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政府职能的形式不断转变，行政队伍的人数不断增加，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呈快速增长趋势。行政支出的直线上升加重了财政的负担，造成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提高财政风险的几率。此外，还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官员腐败、滥用权利等的产生。本文从财政支出学角度出发，结合实际，论述我国行政支出的现状、原因、解决方案，以期为相关领域问题的研究和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费用逐年增长。突出表现在：预算外支出不断增加；“三乱”现象日趋严重；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步步攀升。有关专家针对这些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部分认为：由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职权范围的不断扩大势必导致行政费用的增加。同时，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各种建设蒸蒸日上，由此相关的行政费用飞速增长也就不足为奇。而另一部分则对此持质疑态度，他们认为，行政费用增加的确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增长过快以及不均衡增长就属于不正常现象。目前，我国正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各种文明建设是重头戏，因此，必须给过度增长的行政费用泼泼冷水，降降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效率的提高以及把腐败扼杀在萌芽状态。学界的争论不一，使得研究此课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以上两方面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们应该从一个更全面、更长远的角度看问题，即应把是否增加行政费用同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同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联系起来，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联系起来。把判断行政费用高低与否的标准变成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而不是官员的政绩需要或是一些浮于表面的数据指标。一、行政管理支出现状我国行政改革已有20多年的历史，20多年来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精简机构等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却仍然存在行政支出扩张、预算软约束化，行政支出存在“越位”和“缺位”等问题，由此带来了财政预算赤字的增加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艰难。到2003年，行政支出已在公共支出中占到19％。跟改革开放前相比，行政管理经费（亿元）本身的增长快：1950年为13.13，1970年为32.00，1978年为52.90，1985年为171.06，1995年为996.54，2003年达到4691.26。改革开放以来，竟增长了87倍，年均增长3.5倍。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占财政总支出比重，逐年上升：1978年仅为4.71％，1985年为8.53％，1995年为14.6％，2003年达到19.03％的高度。25年来每年平均提高0.57个百分点。这一水平在财政总支出的五大类型支出中比重排列在第三位，以2003年为例，经济建设费占30.05％，社会文教费占26.24％，行政管理费占19.0%，国防费占7.74％，其他经费占16.91％。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晰地看到，控制行政费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同时，考虑我国现阶段的情况，必须控制行政费用的增长，把更多的财政支出倾向于科研教育经费和农业投入。笔者认为，只有这样，财政结构才会日趋科学化、合理化、制度化；国家的各项事业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财政风险指数才能降到最低限度。而跟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或同阶段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各国一般公务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数据采取从低到高排序如下：日本（1993年）为2.38％，英国（1999年）为4.19％，韩国（1997年）为5.06％，印度（2000年）为6.3％，法国（1997年）为6.5％，加拿大（2000年）为7.1％，俄罗斯（2000年）为7.6％，美国（2000年）为9.9％，巴西（1998年）为14.16％。以美国为例，其国内是三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政府职能可以说比我国完善，管理的社会事务也非常多：大到立法选举，小到居民违反交通规则，“事无巨细，皆辖之。”可美国的行政费用并非同其军事支出一般高涨。2000年，美国行政支出占其财政支出9.9%，而我国竟然高达17.4%，几乎是美国两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一方面是美国的行政效率较高；另一方面，美国各级政府树立了廉洁行政的良好风尚。反观我国，虽然政府机构改革早已启动，精简了部分机构和人员，但仍然存在官员冗杂，人浮于事的现象。这不仅导致政府行政效率相对较低，而且加重了财政的负担。当然，官民比例的不断增加，也是我国行政费用不断攀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200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实际比例高达1：18，真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官民之比也仅为1﹕981，已经形成一种“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现象。而同期美国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官民比例仅为1对94。二、现状原因分析当前的问题在于，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政府机器庞大，机构臃肿重叠，财政养人过多，行政管理费呈现出加速膨胀的态势，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从中央财政看，尤其是从地方财政看，收支矛盾比较突出，其他一些重点建设支出、社会公益性的重要支出缺乏必要的财力保障，这与财政养人过多、行政费用膨胀具有直接的关系。首先，经济的增长使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相应增加，于是行政管理支出就产生了扩张的可能；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行政管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又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二者相互促进。众所周知，行政机构是政府的组成部分，而政府作为公共商品的提供者，必须尽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不断提高，因此在公共支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行政管理支出也不可避免地攀升。这一点无可厚非，要想高产出，还真得高投入。当然，高投入的方向要对，渠道要正。其次，政府机构的膨胀、编制的扩张、人员配置增加、工资及办公设施的标准提高，都势必造成行政管理支出“水涨船高”。而且，由于机构和人员数量增加所导致的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具有“刚性”，因此在实际中难以压缩。2000年以来，我国政府实行工资改革，逐步增加了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提倡“高薪养廉”；并且，各级政府用于提供公共商品和社会福利的成本进一步提高；再者，由于近年来人口流动频繁，使得各级政府管理当地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秩序、治理社会环境时的行政支出增多。以上三方面都势必直接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攀升。对此，笔者认为历史经验可以作为“前车之鉴”，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北宋王朝成立时，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防止统军大将拥兵自重，功高欺主，于是选派大量文官到地方各州府担任最高行政长官——知州。同时为了收归财权和司法权，又向各地增派了转运使和通判。一时间，北宋官员数量激增，给当时的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而且进一步导致地方实力空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最后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再次，行政管理支出中的项目涵盖范围不明确。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超标购房、超标购车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讲排场、铺张浪费、公款消费的不良风气，导致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如在去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教授就曾发表“公车改革”提案，目的就是为了降低行政成本，节约行政支出。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政府运作模式，只考虑社会效益，而忽略了项目的实际成本。政府中一些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业绩，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造所谓的“标志工程”、“形象工程”，其中一部分不具任何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造成了财政资金的巨额浪费。最后，政府的行政支出预算编制仍没有完全摆脱“基数＋增长”的传统做法。“基数＋增长”方法使以前年度的不合理因素延续下来，容易形成支出上的“越位”和“缺位”、浪费与紧缺并存，会加剧各部门的苦乐不均。因此打破基数法，实行部门预算和零基预算，已成为行政预算管理改革的重点。目前我行政支出预算编制是以定员、定额、定标准为起点的零基预算编制，但在实行过程中有些地方并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零基预算。当然，行政经费的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传统观念都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政治气氛很浓厚的国家，权力相对集中，“官本位”的意识也是深深的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