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发言概要东亚的“市民社会”：问题与课题

会议发言概要东亚的“市民社会”：问题与课题陈映芳(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法政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一、“市民社会”与“东亚”东亚各国学者共同面对的课题：对“市民社会”理论与现状的重新认识和解释，对发展道路及模式的探索。二、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几点思考1，中国社会的演变：现状及问题2，研究者的课题战后日本的市民社会畑山敏夫（佐賀大学経済学部教授）现代社会国家和市场一起渐渐开始强调市民社会的作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欧美围绕着社会的新论点（环境·都市·女性·教育·文化·食品的安全性·少数派的权利等），市民开展起自主性的活动，这些活动是作为新社会运动正获得着巨大的影响力。另外，在欧洲市民们自发性结社的作用也倍受关注。而且，在日本也有以市民为中心的自主性的活动非常活跃。经过以阪神淡路大地震为始端的“志愿者元年”，终于在1998年“特定非营利活动推进法”成立。而且，近年NGO（非政府组织）·NPO（非营利组织）的数量突飞猛进。在各地支援NPO活动的中心正在不断设立。在这种状况下，进入90年代以后，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日本国内，“市民社会”论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上的勃勃生机，这正是“市民社会论的文艺复兴”的景象。这样的动向，从1989开始在东欧，由市民发起的变革而得出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影响着社会。特别是，第一，在先进社会从经济繁荣中能看到其中阴影，从而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的发生。民众对社会制度的信赖而随之动摇，现有的政治力量会使统治能力不断的降低。就在这种时期，将市民社会主导权充分利用发挥，这可以说是市民社会的“公共性”的再建战略。第二，如果忽视“全球化”这一国际性的趋势，在现代社会中“市民社会论的文艺复兴”这一理论是无法理解的。全球性的（全世界规模）资本主义的开展正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超越过境的一系列的问题。国际性劳动力的移动，金融交易，恐怖事件和战争，地球环境问题，农业，食品，人口问题等有待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虽然国民国家把解决这些问题放在当前首要位置，但也正暴露其能力极限。在这种状况下，由国际性市民的活动来改正全球化的弊端的动向正在出现表面化现象。这种状况下，市民社会开始走向成熟，我们正在构想能够控制国家.市场的民主主义模型。在这种场合，我们把市民概括成，自立的民众们为互相平等·自由·公正的关系行动起来构成公共关系，将自治作为社会运营的基本，这一作为目标的自发性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角度来审视过去的日本，特别是，战前的日本国家是中心的存在，而市民社会是不存在的。但是，战后的日本曾经把经济成长作为国家目标。然而，现在已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中，提倡国家作用的缩小等新自由主义的言论冲击着先进社会。就在这时，市民社会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从“人的解放”到“市民社会”――当代中国主体性话语的变迁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历史系教授）中国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重建人的主体性。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之中，革命的乌托邦理想和实践事业作为终极的价值，成为至高无上的主体，而个人只是整个革命机器中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因此产生了种种非人道和反人道的悲剧。于是，作为对传统社会主义理念和实践的否定，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都将弘扬人道主义、肯定人的主体性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之一。80年代中国的启蒙者所理解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所理解的人：人，既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又是情感的、充满了各种合理的自然欲望。这样的人，是一个所谓“大写的人”，人就是其目的本身，具有不证自明的本体论地位，在人之上没有更高的目的。这样的人，超越于家国、阶级和各种自然社会关系，内含着普遍的人性，他具有自主的意志和无限的自我创造能力，唯一需要的是要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归自我的本性。这是在审美和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人，是被抽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人。这样的抽离，不是偶然的，正是为了突出人的至高无上的主体性，突破传统的集权体制套在人身心上的各种枷锁。90年代以后，随着新启蒙运动的逐渐解体，原来作为内在和谐的作为主体性的人，也发生了一系列的解体，先是人的精神灵魂与他的世俗肉体发生了分裂，随后，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被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被还原为不同的具有鲜明现实身份的公民、国民、市民等等。最后，在对发展主义、现代化和启蒙运动的反思之中，作为主体性的人也受到了置疑，人被重新置于一个与自然、世界、终极的存在的互动关系中重新理解。人的解体同时也意味着“人的现代化”的幻灭。上面提到，80年代关于人的论述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理论预设，即传统/现代的二元分析框架，而且受到了历史目的论的支配：从传统的非人（奴隶）走向现代的自由人。然而，在走向所谓现代的过程之中，人却发生了新的异化，每一种解放都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压抑。只有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在确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之下，才有可能来讨论人在多大的意义上获得了自由和解放，是什么样的自由，何种程度的解放？于是，从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人的讨论的背后的理论预设，不再是所谓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目的论，而变为社会/国家的二元分析框架。在80年代的中国思想中，作为个人对立面的，是所谓的国家，国家成为个人的主要压迫者。在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体制里面，国家垄断了社会的最主要的资源，因而并没有社会。即使有的话，作为个人来说，也是在个人的对立面，是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延伸的一部分。这种个人/国家（含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到90年代发生了变化，变化的核心是社会的出现。随着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体制的松动，一个以市场为轴心的私人社会渐渐在中国出现，那么，社会对于国家和个人而言，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社会的出现，使得国家与个人不再是两个抽象的符号，而具有了具体的历史语境。个人被重新置于社会/国家的框架里面来加以考察。80年代的主题是所谓人的解放，人从各种网罗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对自由的理解核心是解放。事实上，80年代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时代，这个抽象的、自由的、摆脱了各种束缚的人，因而也是以知识分子形象的自我理解来设计和想象的，而到了90年代，当社会从国家中部分地游离出来，以市场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世俗法则时，80年代的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就转化为社会与国家的想象性二分，而在这样一个市场社会中，社会的中心在一些思想者看来，当然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因此而形成了一场市民社会的大讨论。90年代初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为主要阵地的市民社会讨论，证明了80年代围绕着个人/国家的问题意识，到90年代已经转化为社会/国家的问题意识。个人所面对的，是一个比过去远为复杂的社会与国家。在市民社会理论看来，市民社会构成了抵抗国家侵犯个人的屏障，个人只有组织为自主性的社会，才能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社会与国家都不是自明性的概念，二者之间是相互渗透的，国家参与了社会的建构，自然也参与了各种人之身份的建构。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当中，个人与国家是同时诞生的，二者之间在一开始并不存在后来所具有的那种冲突和紧张关系，它们是早期中国现代化的同一个过程。刘禾在分析现代中国的个人主义话语时指出：“个人必须首先从他所在的家族、宗族或其它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便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个人主义话语恰好扮演着这样一个“解放者“的角色。而在他们看来，70年代末当代改革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必须置于新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中得以理解。显然，在对待个人、社会、国家的关系之中，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理解。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个人与社会为一边，而国家为另一边，个人通过建立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市民社会，抵御传统集权国家对个人的侵犯；而在新左派看来，我们所面对的国家，已经不是纯粹外在的异化的国家，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与个人共同建构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而这样的国家也参与建构了社会本身。因此要从国家与社会、权力与资本的相互渗透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关系中来重新理解人的自由。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分歧，我们还是可以看到90年代思想的重大变化。在80年代中，所谓人是一个游离于具体社会关系、并且与国家对立的抽象的个人。到90年代，核心的问题不再是抽象的人性解放，而是放在具体的国家与社会脉络之中，来理解人的自由。这样，国家与社会就替代人，成为主题。人也就从抽象的人，还原为具体的人，人的自由就与具体的法治、制度和全球化资本主义关系相关。当人以不同的方式被置于国家与社会的脉络之中的时候，他不再是过去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社会政治身份：市民、国民或公民。争取人的自由，也就是获得合法的、平等的身份资格。韩国的市民运动李愚贤（韩国明知大学校大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经济政策论）1．韩国市民运动的崛起和成长韩国的70年代被称作以学生运动和劳动运动为中心反政府斗争的时代。1980年的光州抗争以来，压抑的状态当中，具有政治斗争性的民主运动变成了支配社会运动的主线。可是到了1987年6月的民主抗争以后，政治变动的同时，出现了把开放、合法的活动空间积极活用起来的市民运动。在野运动和民众运动区分开来的市民运动在1987年6月以后结成了经实连（经济正义实践连合）。也就是说6月抗争后韩国社会在多元化，民主化的条件和时代潮流中诞生了。所以，在讲述韩国社会的市民运动的时候，有明确的社会改革目标的经实连可以被说成是它的起点。当然同YMCA（Youngman’sChristianAssociation）,以及和YMCA历史相仿的NGO也曾经有过，但是从运动的性质上讲只是把社会改革作为标语，运动本身有局限性。在韩国市民运动崛起的背景如下：首先从政治方面来看，尽管存在着市民社会对政党改革的要求，可是仍存在着政党改革的落后，政治民主化根本没有得到发展的背景。也就是说，市民团体取代即存的政党，展开了担当「准政党」，发挥一定的作用的局面。从经济方面来看，有在高度成长和实质薪金上升的同时，中间层和劳动阶层的物质方面得到改善，提高物质基础的动向。物质基础的提高引起了一般市民对环境，女性，教育，地方自治，医疗，交通，人权等以往的社会运动中被忽略的问题的关心。因此也产生了许多将这些问题作为研讨中心的市民团体。进入1990年代，市民运动有了飞跃性的成长。社会运动团体由过去的权威主义政权的下台和树立民主政权目标的基础上转变成了，以环境，教育，女性，地方自治，医疗，交通，人权等新的问题为中心，确立了以全面构造改革相比，追求渐进的制度改革的方向。改革的主体也由劳动者，农民，学生等转变以白领，知识分子，主妇为中心。运动的方式也开始强调使用罢工，示威，静坐，演讲会，广告宣传等合法的手段。市民运动通过充实的活动在各领域的维护市民权利，社会弱者等上得到了较好的预期效果。2市民运动的变迁市民运动在2000年以后，从关注生活政治领域的观点来看被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社课题（目标）。在生活政治这一说法上，不仅包括议题而且含有市民运动的根据在“生活”中的意思。从在最近的市民社会中提到的论点来看，提议已和1990年代有所不同。添加了反对向伊拉克派兵、以及和平运动、环境破坏、移住劳动者问题，反对押指印和保护个人隐私等运动。这些课题是表现国民国家和人权，反战运动和国家利益，生态和开发，亚洲和非洲这些即存范例的纠葛和对立。有很快得到社会的认同的，也有因为以进步和保守的形式而产生对立的课题。还有新贫困层的问题、移住劳动者的人权问题、亚洲团结活动、布什落选运动等是对国际化弊病的理解，从全球化的观点来解决的新尝试。这样不断成长的市民运动在创造新的议题，这就是和1990年代的市民运动价值观的不同点。3市民运动的课题今天的韩国市民运动家们成为了能对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尖子力量。尽管是这样市民活动家也不是一种有魅力的职业。在讲演会上市民运动家总会被问到“你什么时候进政治界呢”的问题。市民运动家这个职业被世人认为是进入政治界的一个中转点。这种意识潮流不是一个好现象。一面不属于现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