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公共事业管理的“求心力”与“远心力”陈永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当今社会关注公共事业及其管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关注公共事业及其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对公共事业进行有效治理的管理活动，也是值得重视研究如何去解决公共问题的一门应用性科学。教育事业因是国家、民族、社会奠基与发展性事业，也应视为当今公共事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是立国之本，科教才能兴国。本人在日留学进修期间，参加过一次高层次的“日英经济研讨会”。主席台正中分别悬挂着日本和英国两国的国旗，望着这两面国旗，似乎觉得可从中得到些什么启示：英国的“米字旗”好像是西方“十字架”文化的一种象征，其所偏重的是“远心力”的文化；而日本自古以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国旗就体现出一种东方“圆形文化”（即“求心力”文化）之色彩。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之所以能在浩瀚宇宙历经亿万年正常运转，关键是准确以太阳为中心运转的位置与速度、保持着“求心力”与“远心力”之平衡。这一原理不仅对地球存在可说是天经地义，而且对人类社会发展也同样是规律法则。所谓“求心力”意为向心力，群力向中心集聚求同合一管理；所谓“远心力”即指离心力，众力离中心远去各行其是经营。传统的中华文化是讲求“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的“大一统”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圆形文化”，是“求心力”的文化，我国传统的太极图案就是这种“圆形文化”理念的例证之一。从当今世界公共事业管理而论，曾仕强先生把各种管理思维归为以下三种：AB式的管理思维其特色在于是非分明，讲求有力制衡，以美国式管理为代表。有一定的途径可循，权利义务相当明确，尊重专业，很容易学习。一旦形成习惯，便不知不觉地脑筋僵化，应变力减退。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难以适应而兵败如山倒，因此要有反败为胜的心理准备，随时面对挫折，承受很大的压力。甲乙式的管理思维其特性在于是非难明，不希望明显的制衡，以中国式管理为代表。没有一定的途径可循，注重个人义务，力求善尽责任。不容易学习，却愈学愈管用。促进脑筋灵活，增强应变力，能在动态中维持均衡。不论内外环境如何改变，总能随遇而安。具有立于不败之地的效能，不必承受什么压力。大和式的管理思维顾名思义，以日本式管理为代表。绝对服从上级命令，对外抗争，对内互助，以关怀消弭制衡，注重团体权益和荣誉，不容许个人有任何突出表现。容易学习，却很难真正做到，所以往往流于形式。决策错误时所付出的代价太大，团体施加给个人的压力很大，并非一般人所能够承受。AB式思维与甲乙式思维美国式管理引起了现代管理的浪潮，以致很多人误以为现代化管理便是美国式管理，因此认为，与国际接轨就应该接受美国式管理的思维，徒然使管理陷入全盘西化的困境。甲乙式思维实际包含AB式思维，所以学起来很快，也觉得颇有道理。到了脑筋僵化，应变力衰退，压力加大，恐怕就难以挽回了。甲乙式思维与大和式思维日本与我国为邻，“同文同种”，使我们误以为日本人能，我们应该也能，因此日本式管理，也得以毫无抗拒地入侵，不像当年日军侵华那样，激起大家的奋力抵抗。日本式的服务，到处可见，使年轻人误认为满口“欢迎光临”，见面深深鞠躬，是对待顾客的必须态度。中国人的“实质性”与“应变性”，逐渐被日本式“形式性”与“一致性”所取代。我们的后代子孙，即将以集体代替个人，成为盲目服从的一群，我们岂能安心？中、美、日三种不同的管理思维中、美、日三种不同的管理思维，正在我们的管理界交错运用。如果以甲乙式为主流，尚能随时变成AB式或大和式，产生统整的和谐。若是以AB式或大和式，则中华文化的特性丧失，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命运，便会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全球化趋势引起各地区本土化的危机意识。深怕全球化的结果消减了本土的文化。如何化解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与冲突？中、美、日三种不同的管理思维过去，这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各自在不同的区域内发展，彼此不了解，也彼此不兼容，所以日本打中国，而美国打日本，形成区域对区域的战争。现代交通发达，信息传播迅速。这三种思维方式互相交流，已经在同一区域并存，因而造成了内部的不协调。以台湾地区为例，接受日本统治五十年，被拼命灌输皇民化思想，后又受美国影响五十年，盲目输入AB式思维法。但是，本身是中国人，满脑子隐而不显的甲乙式逻辑，根本消除不掉。这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台湾地区各界互相激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时呈现，怎么能不乱呢？又怎么能不纷争不断呢？中、美、日三种不同的管理思维这三种思维方式，各有利弊，无所谓好坏。而偏偏人类的毛病是“自以为是”。一方面自己认为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一开口就说什么“施肥必须分明。含含糊糊，不是不负责任，便是能力很差”。一方面则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你看人家日本人，团队精神多高，不像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实际上，人不是神明，怎么可能样样明辨是非呢？何况自己所看到的，很可能是“瞎子摸象”，只看到“中国人像一盘散沙”的一面，却看不出“中国人宗族之间的械斗，好像也非常团结”。总之，三种思维方式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并不是一般人所指称的“AB式较为现代化”，或者“日本人比中国人出色”。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2004年“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演讲时指出：“我认为中国崛起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韧性，另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人本文化，而西方文化是神本文化。两个文化起点不一样，所以会产生很大差别。人本文化是融合凝聚的文化，神本文化是分割竞争的文化。能够忍耐才能够有韧性，我认为中华民族能够在过去50多年有这么大的成就，是有非常长远的道理，这其中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韧”性。这是别的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做不到的。别的文化比如印度文化，别的政治制度比如巴西的民主，都不会产生中国式的韧性。所以在建国初“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中华民族能够发展“两弹一星”等，为什么？人本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坚韧、温顺、勤俭的民风，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这些加起来就造就了中国今天崛起的奇迹。“我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很有信心。”杨振宁又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向《易经》“开火”，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杨振宁认为，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是把归纳法和推演法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中华文化的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但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明朝末年的学者徐光启第一个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史上一大贡献，第一次把推演法变成规律化。徐光启翻译后了解到，推演法的一个精髓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是摆事实，次序没关系，重要的是最后结论。“求心力”与“远心力”平衡原理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运作、经济发展、教育管理，都摆脱不了或者必须受到“求心力”与“远心力”平衡原理的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实也充分印证了“求心力”与“远心力”平衡的原理。传统的东方文化圈营造新的东方文化圈营造信息时代和谐共存的新文化圈政治运作的“求心力”与“远心力”就政治运作而言，“求心力”可谓中央集权制，“远心力”则是地方分权制。政治运作不是因中央集权制还是地方分权制就可分辨优劣，而是两种体制各有利弊春秋。关键在于“求心力”和“远心力”能否平衡及其适时适度。经世济民的“求心力”与“远心力”从经济发展来看，“求心力”可谓计划经济，“远心力”则是市场经济。并不能以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就可作为评判是非标准。重要的是看国民经济政策“求心力”和“远心力”能否因时因地趋于平衡或适度超前。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信奉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的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相信市场的自发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是有效的、最公正的，政府对社会生活、经济运行干预得越少越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信念。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主张用政府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代替“看不见的手”，他把西方经济的根本病因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强调要靠政府强有力的手来增加有效需求。此后，国家显示在经济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继而国家的影响和控制向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渗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求心力”），从小小的火柴到当时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都要凭票供应，以计划完全取代市场的作用，最终使得我国的经济走到将要崩溃的边缘，因此，不得不反思以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及其方式，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引进市场竞争机制（“远心力”），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使得我国的经济腾飞，再创辉煌。教育管理的“求心力”与“远心力”与政治运作和经济发展如出一辙，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管理也同样受到“求心力”和“远心力”影响与制约。从教育运作而言，有中央教育管理体制和地方教育管理体制之分；就教育形式来论，有班级授课制→以教师为中心的“传道、授业、解惑”和“儿童中心论”→“以学生为本”之别。长期以来，欧洲推崇的是夸美纽斯（JohannAmosComenius，1592—1670）为代表的班级授课制，这一理论把儿童从分散的家庭教育导向统一、集中的课堂教育。19世纪以来偏重“求心力”欧洲传统教学，逐渐被美国杜威（JohnDewey，1859—1952）向往“远心力”的“以儿童为中心”否定。杜威提倡的“儿童中心论”又被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后来者所否定，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好像就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之中时起时伏，连续不断地探寻“求心力”和“远心力”平衡的结合点或最佳处，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教育改革旨在尽力向上螺旋式发展，如美国教育管理经营近年来强调兼顾平等又讲效益的优质教育，这是一种超越过去单纯求平等或论效率的融合与升华。我国“求心力”标志象征—“三个中心”面对发达国家教育改革取向，我国长期以来难以正确理解和有效把握“求心力”和“远心力”平衡利害关系的教育改革，结果往往是雷声大而雨点小。由于过度偏爱“求心力”，教育改革摆脱不了自上而下、君临天下、发号施令的传统思维和惯行模式。作为“求心力”标志性象征的“三个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科书为中心）在每次教育改革的风口浪尖受到指责和批判，但又似乎还没动摇“三个中心”正稳坐在学校教育宝座的实际地位。我国传统文化偏爱“求心力”我国长期受到中央集权政治运作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在政治优先的前提下一直对“远心力”缺乏正确理解甚至还带有些偏见，导致社会各层面“求心力”基础坚如磐石。求心力式教育我国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包括研究生教育偏爱求同规范，从办学体制到教学组织形式仍旧沿袭传统惯例；教师还是高高地站在讲台上，习惯以教科书为中心，课堂教学注重知识灌输和成绩至上；学生只被视为塑造和教育对象，忽视应有“远心力”式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发展；过于统一严厉规范的教育管理模式阻碍营造宽松愉快的校园文化。学校教育的对象是人，人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增强最富有生命力的决定因素，也是生活在群体社会需要不断得到充实完善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因此，人的身心健康发展需要“求心力”（群体规范准则）和“远心力”（个性自由自主）平衡和谐向上，如果没有个人“远心力”（兴趣爱好、个性特长、创造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也就谈不上整个社会的积极向上全面地良性发展。求心力与远心力协调的教育教育管理“求心力”和“远心力”之关系综观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的教育管理犹如太阳底下的一面三棱镜，通过不同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教育水平折射出不同的光泽。讲究“求心力”（中央集权，统一规范）的国家（如法国）开始重视教育发展的多样化、个性化，而惯行“远心力”（地方分权，自由开放）的国家（如美国）却在大力宣传和推行中小学教育的统一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