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召开的时代背景和精神实质

古田会议召开的时代背景和精神实质古田是上杭县东北部的一个小镇，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重要的记载。1929年5月，红四军首次入闽，古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二次来到古田，在古田溪背村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解决了党和党的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成为我党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召开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一、古田会议召开的时代背景（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形势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内军阀混战频繁，可以说是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积贫积弱。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引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广为流传。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们深入工人中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宣传，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1924年到1927年，爆发了大革命，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在1927年，一场又长又狠的倒春寒，突然袭击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也撕下了伪装的面纱，汪蒋合流，实行白色恐怖，血腥镇压革命运动，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共产党高举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先后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和大大小小的武装暴动，这些起义和暴动遭到了蒋介石反革命军事镇压，更为严峻的事实是，当时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历史证明，“左”的错误思想是革命和建设遭到挫折甚至失败的重要因素。为了让大家加深对“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印象，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1928年3月，宁汉战争结束，湘粤军阀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指令，纠集了7个师的强大兵力，从湖南衡阳和广东乐昌两个方向夹击，进逼湘南。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主张用赤色恐怖去刺激中国文化落后的农民出来革命，使他们与豪绅资产阶级毫无妥协。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杀人放火，手段残忍，造成恐怖现象，称为赤色恐怖。湖南省委特派员席克思，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等人甚至提出了“左”的不可复加的“焦土政策”，提出的口号让人不寒而栗——“烧烧烧，杀杀杀，干干干”。席克思等人要求革命武装将宜章至耒阳之间400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5里内的房屋烧毁——不管是土豪劣绅的豪宅，还是平民百姓的茅屋。烧毁房屋后怎么办?好办，所有人员和财物搬迁至偏远的农村，席克思等人天真地认为这种“焦土政策”使得老百姓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就会变得更革命。然而事与愿违，“左”的行为让幼稚的共产党饱尝了民心失向的痛楚。世世代代以土地为命根、恋守家园的农民对“焦土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国民党正好利用了农民的这种不满情绪，挑动农民叛乱，许多共产党员被残酷地杀害了,著名烈士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在前往处理农民骚乱的时候遭到叛乱农民的残害。胸前被捅了四刀，肩上、腿上伤痕累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革命失掉了群众，失掉了立足的根基。但是，盲目暴动带来的惨痛失败，毕竟帮助中国共产党开始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题。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苏联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次重要转变。中国共产党处于历史大变动的年代，面对着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拿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过去总是把革命活动的重点放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反动统治者不可能普遍地牢牢控制全国极为广大的农村。在这种情况下，党只能把革命活动的重点首先转移到农村中去，农民问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二）红四军入闽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1927年9月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按原定计划是攻打长沙，但在起义发动不久，面对强大的敌人，起义军遭受很大的挫折，原定计划无法实现，毛泽东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向敌人控制力量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找立足之地，以保存力量，再图发展。他带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提出了举世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班排有党小组，连队建党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各级党组织书记任党代表。这就在红军中建起严整的组织体系,为党从思想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确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重要原则——“党指挥枪”，真正开始使人民的军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1927年10月，起义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1万余人，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两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七百多人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一时间山上红旗招展，人强马壮，先后建立起遂川、宁冈、永新、莲花等七个县工农兵政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作为革命根据地在建立革命武装，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有它的弱点：第一、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朱毛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原来的两千人增加到一万多人。随着红军人数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对这个地区反复“进剿”和严密封锁，经济上的困难日趋严重，连军民的日常衣食用品也难以保持必要的供应。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都无法徙涉，向南向北也不易发展，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1929年1月，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在宁冈县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一部红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向赣南出击，1929年2月，红四军主力在赣南瑞金的大柏地伏击，取得大捷，扭转了红军被动局面，开始在赣南站住脚跟。不久，红四军转兵东固，得知井冈山已失守。在中共福建党组织的建议下，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挥师入闽。闽西是革命的一块沃土，早在1926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又为闽西培养了党和农民运动的主干。此时的闽西，犹如布满干柴的火药桶。1928年3-6月，先后爆发了龙岩后田、平和长乐、上杭蛟洋、永定金沙等四大暴动，一拨又一拨农民赤卫军攻城掠地。7月，成立了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使闽西革命有了重心骨，这一切，都为红四军进入闽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岭寨消灭了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两千多人，旅长郭凤鸣被击毙，红四军乘胜解放了长汀城，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最为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土地分配问题，闽西的分田地政策打破了以往只分给贫农的界限，同时分给地主、富农、中农，为中国革命争取最大程度的人民群众支持。新的土地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当地人民支持革命的积极性。首次筹集5万银元的大宗款项和物资，赶制了4000套军装，第一次让红四军全体官兵穿上崭新的统一军服，第一次给红军官兵“发了饷”。穿上统一的军装后，全军焕然一新，斗志昂扬。3月20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公开的赤色割据局面，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为后来的中央苏区勾画了宏伟的蓝图。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和中心区。随后，蒋、桂军阀混战爆发。1929年4月，红四军趁蒋桂战争爆发之际，返回赣南开展游击战争。5月，红四军第二次由赣入闽，翻越武夷山，横渡汀江，三次攻克闽西重镇龙岩城，消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两千多人。经过几个月的斗争，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区域延伸至连城、长汀、武平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建立了各级红色政权，约有80万群众分到了土地，党的组织得到了空前发展，闽西中共党员发展到3000多人，占当时福建全省党员的五分之四以上。到1929年11月底，闽西已建立4个县、50多个区、4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闽西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古田会议的召开直接创造了有力的条件。（三）党和军队建设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是由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创建的。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就其社会成分而言，都是或曾经是学校职员或青年学生，属知识分子阶层，没有一位是工人。党成立后，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党在领导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注意发展工人党员，党员队伍的成分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的报告中指出，全党现在共有党员427人，其中工人党员164人（占38%）。在注重发展工人党员、壮大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中共三大和四大通过的党章和决议案先后明确规定，可以吸收非劳动者中的优秀分子和农民、知识分子中的革命分子入党。1927年4月中共五大时，党的队伍发展到57000多人，其中，工人占50.8%，农民18.7%，知识分子19.1%，军人3.1%，中小商人0.5%，其他成分7.8%。这是党的历史上工人成分的党员比重最大的时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和党的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党的组织在城市中的复兴和发展十分艰难；更由于毛泽东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党在农村的工作发展迅速，农民党员在全党党员中的比重逐渐增大。中共六大召开时，全党党员人数40000多人，其中农民党员占了76％，而工人党员仅占10％（而且大多是失业的及小企业的工人）。比较1927年党的五大和1928年党的六大的党员成分，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一年间，党员成分由工人占50.8%、农民占18.7%变为农民占76.6%、工人只占10.9%。党员成分的这种构成，在红军中尤其突出。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组织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另外还有一些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约有4000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2%。我们看1929年5月红四军党员成份表，这些党员成分比重分别为，工人占23.4%、农民47%、小商人8%、学生14%、其他7%。当时，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的某些领导人，为之忧心忡忡，担心中国共产党离城市产业工人太远，党会失去无产阶级基础，成为小资产阶级农民党，这种担心有一定的合理性。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加入到共产党内，一方面扩大了党的队伍，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确实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带到了党内，造成了党内思想的混乱，对共产党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例如，我们红四军的党内存在着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跟我们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是分不开的。譬如说，在古田会议之前，因为红军中很多人是从旧式军队军阀里面瓦解分化过来，那么，在他们中间就存在着大量的单纯军事观点。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平常一些情况下，不一定能够反映出来，那么到战争或者胜利之后，红军在一种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反映出来了。1929年3月，红四军打下闽西重镇汀州城后，斗争环境和物质条件大为改善。但是，一些青年士兵面对城市的灯红酒绿而无法自控，非无产阶级思想沉渣泛起，用刚发的零用钱大吃大喝，钱花完了就结伙私自去打土豪，甚至出现了赌博嫖娼、挟公款逃跑的现象。尚处在幼年时期的红军领导机关对党内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教育，因此，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和政治形势的变化，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滋生和发展，它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为了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统一认识，1929年5月底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