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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号】1-826【原文出处】中国经济问题【原刊地名】福州【原刊期号】200306【原刊页号】3～9【分类号】F31【分类名】工业企业管理【复印期号】200403【标题】产业集群环境下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分析【作者】胡刚【作者简介】胡刚，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邮编：361005【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位于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间因在时空上的紧密联系性，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内外在因素的紧密相关性，使在企业管理中日益受到关注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产业集群的环境中有着更为广阔的实现基础。【摘要题】改革探索【关键词】产业集群/集群环境/利益相关者【正文】一、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研究现状在传统的企业理论中，有关企业投资收益分配问题，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以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两权分离理论为基础的所谓股东利益至上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资本的投入者就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是权益资本投入者的企业，所以企业经营应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进行运作。与此相对应的企业治理制度就是“股东治理”结构模式。然而，随着企业经营内外部条件的发展变化，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英国等长期奉行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的国家中开始出现了质疑于股东利益至上理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在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之后，90年代以来日益受到理论和实业界的重视。与股东利益至上观点不同之处在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观点在扬弃股东至上主义的基础上，强调以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服务为根本目标。其根据是，作为以不同的契约形式而相联结的企业，是各个合作所有者的资源通过合约而形成的相关集合。因此，任何一个企业毫无例外地在考虑所有者权益问题时不能仅仅关注股东的利益。凡是与企业产生利益关系，从而与企业发生双向影响的个人和团体，都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创始人弗里曼的解释：“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公司中存有利益或具有索取权的群体。更确切地说，我把供应商、客户、雇员、股东、当地的社区以及处于代理人角色的管理者包括到这一群体里。”（注：弗里曼和里德：《股东与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的一种新观点》，载《加利福尼亚管理评论》，1983年第25卷，第865页。转引自沈艺峰等：《论公司社会责任与相关利益者理论的全面结合趋势》，载《中国经济问题》2003年第2期。）利益相关者范畴的扩大，或者说，广义的利益相关者概念，相应地要求企业治理结构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为企业利益相关者参与分配企业剩余服务为目标来进行设计。按照“股东至上”的逻辑而安排的企业治理结构是一种单边的治理结构，它在业主制、合伙制及一些股东主导型公司这类古典企业中已存在了几百年。而且，由于特定的市场、法规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原因，在英美国家的企业中很长一段时期仍然奉行着视处理所有者（股东）和经营者（经理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为公司治理首要问题的这种治理模式。但是，几乎所有关于相关利益者的研究均表明，在现代微观经济领域里，这种企业制度的地位正在日渐式微。包括英美国家在内的许多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环境中，随着股权的不断分散、企业间相互参股的增加、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知识资本在企业的经营中的日益重要等原因，使企业几乎成了“社会的企业”，那些更注重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长期合作，能考虑到利益相关者广泛利益的企业更有可能成功地创造出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彼此相互强化，从而进一步赢得相关利益者的忠心，提高企业活力。同时，社会和商业透明度能够带来更加显著的组织个性和更高的效率。杨瑞龙和周业安将这种双边或多边式的合作模式称为“共同治理”，该模式在日本和德国的企业中率先进行了尝试并获得比较好的效果，目前已逐渐成为包括英美国家在内的各国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现实选择。（注：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约翰·P·科特和詹姆斯·L·赫斯特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关心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企业能比排斥利益相关者的企业做的更好。他们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比较了两类公司的业绩，一类公司比较注重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另一类则只重视传统的股东价值。他们发现，在11年的时间里，同样强调员工、客户和股东利益的大公司的销售额和就业情况分别是强调股东利益至上的公司的4倍和8倍。此外，在对英国一些遵循尊重利益相关者原则的公司进行研究后，克莱因沃特·本森也发现，32种上市股票在3年半时间内增长了90％，而所有股票只平均上涨38％。（注：大卫·威勒、玛丽亚·西兰琶著，张丽华译：《利益相关者公司—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之蓝图》，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版，第66页。）可见，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实践效果上优于股东至上理论在世界范围内正日益被更多的人所接受。目前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重点是在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上，即哪些是组织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哪些属次要的利益相关者。例如有研究将之划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利益相关者，第一级和第二级利益相关者，潜在的和真实的利益相关者，自愿和非自愿利益相关者等，不一而足。关于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据称有近30种之多（注：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因此，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利益相关者概念，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与主张利益相关者观点的研究者各自的学术研究背景不同有关。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利益相关者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即是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工具主义的方法，还是规范主义的方法，抑或兼而有之的“一体化”的方法等。此外，与利益相关者理论有密切联系的一个研究领域就是公司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融合问题，这类研究的出发点是考虑如何通过两种原来相对独立的理论之间的结合，使彼此原有概念更为清晰化，并尝试在研究方法上能够相互借鉴。（注：关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的动态，参见沈艺峰等：《相关利益者理论研究传统之探讨》，载《中国经济问题》2003年第3期。）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即从特殊外部环境的角度，探讨在什么样的产业组织形态的市场环境下，能促使企业更注重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经营和进行业绩的评价。因为迄今为止，在分析利益相关者形成的外部环境时，如前所述，即使考虑到因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形成的股权分散、相互参股、战略伙伴关系以及知识资本作用等促使企业日益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外部环境因素，大多也是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角度来考察的。或者说，这种分析所包含的一个前提假设是，除了体制差别（如所有制差别）以及经济制度安排上的某些差别（如英、美和日、德的差别）所造成的对企业利益相关者态度的区别外，只要是市场化或正在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在利益相关者问题上，其所有的企业都面临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外部环境，因此都必须，也必然要重视利益相关者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分析虽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但在具体环境上，或者说在一个国家的地理范围内的，除了所有制和制度安排的因素外，特殊的产业组织结构环境也是造成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态度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处在不同的产业组织结构环境下的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也会存在程度上的差别。二、产业集群环境分析明确地说，这里所指的产业组织结构环境即产业集群环境。根据波特的定义，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它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例如，包括零部件、机器和服务等专业化投入的供应商和专业化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向下游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从侧面还可扩展到辅助性或互补产品的制造商，以及以技能技术要素投入的相关产业公司。此外，还包括专业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如大学、标准的制定机构、智囊团、职业培训中心、各类中介性组织和贸易联盟等。（注：迈克·E。波特（郑海燕译）：《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关于产业集群环境形成的原因，国外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从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国内也有研究者分别对这些基于不同专业背景的产业集群理论进行了介绍。但迄今为止，把企业集群理论和概念综合起来进行分析的文献即使在国际上亦屈指可数。而王辑慈等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率先尝试，使本文的比较研究有本可依。（注：下述有关理论，请参见王辑慈等著：《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综观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史可以发现，相关理论与企业理论类似，也经历了一个从仅注重经济方面的分析到经济和社会、人文制度并重的过程。早期论及产业集群的理论中，在涉及微观企业间以及和聚集区的关系时，多围绕着纯经济学分析的一条主线。例如，作为聚集经济古典基石的产业区位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其微观研究大都是将诸如运输成本最低、工资成本最低等单项成本因素作为影响产业区位的关键变量；50年代以后，则用多种成本因素综合分析法或投入产出分析法代替对单一成本因素的考察。再如，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地区要获得经济增长，关键是在本地区建立起一系列的推动性产业，它不仅本身迅速增长，并且通过列昂惕夫乘数效应和极化效应来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增长。而区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则强调以计划的手段在一个工业点或一个完整的地区内，根据经济、地理等自然条件来配置企业，由此形成一种综合体式的相互制约的经济结合。以韦伯为代表的古典产业聚集理论虽然研究的出发点是微观企业，认为企业在对决定性等差费用进行权衡之后，会自发地或自下而上地产生对聚集好处（利益增大，成本节省）的追求，目的是企业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但王辑慈等人的研究却认为，该理论实际上几乎不具有具体操作的可能，因此，应该说只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而增长极理论和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则更多地是从区域经济或宏观经济的角度，而不是从企业的角度来探讨聚集现象的。这种聚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聚集，从根本上说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克鲁格曼开创的新经济地理模型，是在主流经济学关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之上，引入了空间的概念，并从理论上证明了工业生产活动倾向于空间聚集的一般性趋势。而且，不同的企业群体和相关活动又倾向于集结在不同的区域，从而为人为的产业扶持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显然，该理论同样强调聚集环境的产生源于纯经济因素，特别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因素。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波特为代表的企业集群学派，从培育国家竞争优势产业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集群环境产生的原因。从波特著名的“菱形（钻石）结构”理论中可以发现，虽然该理论从企业战略的角度，在分析企业关系以及和集群环境关系时也提到合作的重要性，并从获取雇员、供应商、专业化信息、互补性、机构和公共物品、业务创新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但应该说，这不是其研究的重点，该理论更强调的是，对区位作用的认识，应从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转移到生产率和生产率的增长上来，从而形成区域性产业竞争优势，最终形成国家竞争优势。同样地，集群理论受到最多的批评是，在对集群环境下企业的竞争和合作关系的平衡、生产的社会根植性以及网络的复杂性等方面并未深入探讨，甚至是有意回避。然而，近些年来，对产业区位环境形成因素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开始从原来对运输成本、企业间的物质投入产出关系等的关注转向对所处的制度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关注。其中，以企业网络理论和新产业区理论最具代表性。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微观经济学领域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企业网络理论，舍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抽象、等同于生产函数的传统观点，也跳出现代企业理论中有关企业与市场“二分法”的范式假定，将企业的社会经济活动置于更加现实和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进行分析。企业网络理论在秉承经济学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重要性概念的基础上，引入新经济社会学关于“弱嵌入”的概念以及社会资本概念，认为企业的经济行为是植根于社会和制度文化之中的。集群环境的产生，是因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活动。由于“资源依赖”，企业必须跨越自身的边界，实现企业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企业行为既不是由企业内部要素，也不是由供求所导致的价格机制所决定，而主要是由企业间以及与其所依附的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