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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发展与文化建设——读《改革政府》有感前些日子，我去参加了杭州文博会，我虽作为一个学生却也“认真投入”并在文博会推出的创意集市里摆了个小摊子展示并卖小小的创意产品，这更是让我深刻的体验了一把文化的力量。本届杭州文博会以“创意城市、休闲生活”为主题，以“一主二副”会场规模办展，参展商数量近1500家，杭州文博会参观人数达到40万人次。其中和平国际会展中心主会场设六个主题展馆、二十余个展区，开展三十多项论坛赛事和活动。杭州文博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二届杭州创意生活节，在全市范围设立活动点和体验点。此次文博会在品质上有新突破，大力弘扬“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城市精神，坚持细节为主，认真总结、听取各方面意见，精心组织，优化服务，完善政策。并积极邀请多加企业、机构特别是品牌企业、品牌机构参与文博会，聚集更多的名企、名社、名家、名人、名品，进一步提升了文博会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在参与文博会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市民的热情以及对文化创意产品的了解欲望与购买欲望，这更使得此次文博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促进了杭州文创产业发展，促进其经济转型升级。这次体验给我带来很多思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提升软实力对于国际竞争的重要意义，并试图从软实力的角度思考国家战略。党的十七大召开以后，我国学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软实力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认为文化是贯穿软实力的经纬，是维系软实力的灵魂。软实力之所以关乎民族兴衰、国家强弱、人民贫富，主要取决于其中的文化因素。文化大发展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改革开放已经让我们的经济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的地位、未来和它的思想文化发展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也到了必须要大力发展文化的时候。当前我们的创意产业发展还不够。从人类发展的新角度上说，中国作为一个有5000多年历史的多民族文化大国，它的文化对于人类新文化发展也起到非常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文化上的优势和目前的缺口。目前，文化需求也变成增加中国人精神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文化在整个道德水准上的提高也是重要元素。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应该像对待其他制造业，因为文化产业是不能量化的，属于创意产业，因此需要国家更多的政策扶持。这一点在我看完戴维·奥斯本的《改革政府》之后更是感受颇深。戴维·奥斯本，被誉为“政府再造大师”，是“重新设计政府联盟”的创办者及前任董事长、美国国家公共行政学会的研究员、美国进步政策学院的研究员与美国学校治理委员会州分会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多年来曾经担任耶鲁大学的客座讲师，还曾经担任旧金山的太平洋新闻社主编，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新共和》周刊的正式撰稿人。长期为包括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内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主要政府领导人和候选人担任顾问也曾被英国、巴西等国领导人聘为顾问。1992年，奥斯本与曾经担任过美国加利福尼亚维赛利亚市和俄亥俄州万达利亚市的城市经理、盖布勒集团（公营部门管理咨询公司MCR的分部）总裁的特德·盖布勒合作出版了《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者公营部门》。《改革政府》一书为广大读者具体生动地描述了美国的官僚主义弊端，同时，也通过实例说明：只要政府官员有事业和创新精神，是可以严格按照预算来投入公共服务与设施，为广大公众服务，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的。无论是在学校、贫民窟，还是在环境卫生治理等等方面都大有可为，而且削减税收、提高服务机构效率也是可为可行的。并提出了革命性的观念和措施来改革其政府，书中改革途径都是很值得其他国家和地方参考借鉴的。本书还对美国无论是公营部门还是私营公司十分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开出了十种“药方”，而作者提出最主要的办法就是用“企业家精神”来克服官僚主义，即政府要讲究实效，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政府要进行全面质量管理，利用业绩数据来确定问题之所在，向雇员提供可用的手段拉分析问题，找出其根源，制定解决办法，付之实施。我对书中的“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这两章的内容印象深刻。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即政府把公共服务对象重新界定为“顾客”，让顾客们来选择公共服务。政府经常调查顾客的需求，倾听顾客的意见，并及时做出灵敏反应，改善服务质量，建立一个真正方便公众的公众驱使型政府，而不是与之相反，仅仅方便机构运作的机构驱使型政府；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来进行变革，即政府工作运行主要依赖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政治机制，政府既不是置身于市场之外任由市场自由运行，也不是用行政计划替代市场运行，而是运用一系列促进市场运行的措施来规范市场，调动各社会组织与个人的积极性。这两大原则传递着一个核心思想，是对政府进行企业化的改造或改革，即“企业化政府”。而企业化政府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像企业那样来运作”。作者认为，政府和企业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机构组织。企业领导者的行为动机是获取利润，政府领导者的行为动机是再次被选上连任；企业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其顾客，而政府的大部分收入则来自其纳税人；企业的动力通常来自竞争，政府则来自种种垄断。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的实质仍是如何最妥善地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它对传统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行重新界定，认为政府不应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而应是讲究质量、追求效率的“企业型”组织，政府公务人员应是有责任心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既是提供政府收入的“纳税人”，也是享受政府以公共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工作应以公众的需求为导向，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市场机制有胜过行政机制的许多优点，诸如市场是分权的；市场在正常情况下是竞争型的；他给消费者以作出决定的权力；并且把资源和效果直接联系起来。市场对迅速发生的变化也反应敏捷，市场的重新规范可以使政府达到解决严重问题所必须具备的规模。计划多指行政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公共机构雇员的垄断性组织，它用政府拨款提供公益服务。但在与市场进行比较是行政计划就显现出一系列缺陷：计划首选民而不是顾客的推动；计划受政治而不是政策推动；政府机构不惜代价的全力保卫计划创造的“地盘”；计划倾向于创造分裂的服务系统；计划很难达到未取得重大影响所必需的规模；计划通常运用命令而不是奖励手段。面对以上的缺陷，政府必须从以下方面对市场进行重新规范：制定市场规则，向消费者提供信息，创造或扩大需求，促成私营部门供应商，创造市场机构填补市场缺口，促成建立新市场行情，改变公共投资政策等。而且市场不仅在私营部门出现，也在公共部门存在，如教育系统、职业训练系统、心理卫生系统，其同金融系统、银行和保健系统一样都是市场。如果把市场导向的思维应用到公共系统上，将在政府以市场为导向的变革中取得伟大胜利。行政环境的变化是导致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新的时代，行政系统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结构，以谋求与新环境的动态平衡。美国的原有行政系统是在工业化时代发展起来的官僚政治体制，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机构庞大、规章繁冗、浪费严重、效率低下，越来越让美国公众失去信心，各级政府于是被迫开始政府运行新模式的探索。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正好与信息社会的要求相适应，是时代变革的必然产物。正是这些引发了我的思考。在当今这样一个社会，在我国，怎么样的政府才是一个适应市场的政府？怎样的政府是受顾客驱使的？进入2011年，特别是两会之后，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各个省市，各个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的产业。因此我想，政府在不断进步的同时，是否应该特别重视文化的力量。而就我国的情况而言，顺应市场的政府也应该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政府！若是想做“改革政府”“提高政府”，就必须重视文化的力量。结合国情，可总结出国内文化产业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各个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把文化产业都列入到了政府的的重要工作日程。第二，是把文化产业的发展都纳入到了政府的经济决策当中去，同时都开始做文化产业规划。第三个特点是现在许多的民营经济，对文化产业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四是文化产业国际化越来越明显。今年上半年有一批企业已经开始把自己的产品向海外打，也有中国地方的一些项目，把海外的项目吸引过来。这种国际化的项目之间的对接，也越来越多。同时，一些文化产业政策，从中央政府的政策，到中央各个部门的政策，到各级政府的政策，都在陆陆续续的出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趋势。但我国我国文化建设领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理论武装在普遍推进的同时，也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声势轻实效的形式主义问题，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问题在相当多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中还没有真正解决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才能在凝聚人心、引导社会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思想理论界盲目追捧西方观点的倾向、噪音和杂音仍然有不少市场。从新闻媒体的角度看，虽然我国整体实力得到很大增强，但尚未出现能在国际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或媒体集团，“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新闻报道与信息传播的设备、技术以及手段、方式与国际一流媒体相比尚存在差距，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新闻媒体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仍然较弱。从占领国际话语权制高点的角度看，如何既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又能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赢得国际舆论的认同；如何既能维护中国尊严，又能树立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如何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广交世界各国朋友，还有很多经验教训可总结。另外，虽然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的硬实力发展很快，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与我国的硬实力相比，两者之间的落差还比较大，这种落差突出反映在文化产业领域。我国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不足4%，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平均达到10%以上，我国文化产业集约化程度低、文化出口能力弱，文化贸易逆差严重；我国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文化发展不平衡、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文化发展不平衡。其中最突出的是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在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和设施方面，城乡二元机制使我国公共文化投入长期向城市倾斜，优质教育资源、公共图书馆、公共博物馆、体育设施集中在城市，广大乡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严重稀缺，文化、教育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没有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文化水准的大幅提升，就没有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大幅提升。面对这样一个情况，政府又改如何做呢？一、要加快发展国家软实力，关键就在于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现在，我国正处在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的干扰，我们要努力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宝贵遗产，借鉴当今世界一切有价值的思想理论成果，深刻认识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辩证关系，高度重视和加快发展国家软实力。二、立足资源优势确立明晰的国家文化定位。一个国家只有具有特色鲜明、不可替代的文化定位才不会在世界竞争和发展中失去自己的位置。三、改革文化体制，创新文化机制，发展文化产业。1、这就要求政府转变文化管理职能，建立强有力宏观调控。首先要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通过“服务、咨询、监督、协调”等方式把文化市场的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2、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资融资体制，拓宽融资渠道，改变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和文化企业自身积累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要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鼓励外商资本、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加快建立和发展文化产业基金组织、文化投资公司和资本市场融资等多元投资主体，尤其是吸收民间资本的参与，同时要多给民营经济主体创造独立承办大型文化节目、文化活动的机会。3、要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积极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改造，建立文化单位注册登记制度，划分文化单位的类型与功能，合理分类指导。四、完善和落实文化政策，不断加大对文化发展的投入和扶持力度。一方面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形成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确保对文化建设的财政政投入逐年增长；同时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