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昆会议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京都议定书》是目前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它为近40个发达国家及欧盟设立了强制性减排温室气体目标，其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到期，届时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作出第二个承诺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出,与1990年的水平相比,到2020年发达国家应承诺至少削减总排放量的40%-45%。但一些发达国家拒绝继续讨论《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承诺减排的内容。什么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对的问题，但当下的气候变化主要是发达国家在长期工业化过程中排放二氧化碳造成的。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在人类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总排放量的77%。因此《京都议定书》确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规定发达国家应承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而没有严格规定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为何要坚持“双轨制”？2007年，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了《巴厘路线图》，决定在公约框架下成立“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AWG-LCA），讨论如何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到减排的体系中来。由于美国虽然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但还是《公约》的缔约国，所以该工作组的另一项任务是把美国拉进来，希望能让美国比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来减排。《巴厘路线图》还规定，关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讨论仍将继续，负责这项谈判的是“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AWG-KP）。从此，气候谈判变为了“双轨”。发达国家更看重前者，因为这是唯一可以把其他主要排放国包括进来的谈判工作组。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支持双轨制，就是公约与议定书共存，这样发达国家必须进行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减排，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喘口气。(新京报)作为腾讯绿色特约观察员，有着多年联合国气候谈判经验的杨爱伦在第一时间发出对本次坎昆联合国气候大会闭幕的评论：大会在一片对多边气候谈判前景的质疑声中开始，各国政府用实际成果证明了我们是可以通过合作，达成全球共识的。继去年的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国际气候谈判气氛持续低迷。坎昆大会取得的进展难能可贵，将信心重新带回了气候谈判桌上，为明年在南非召开的德班大会奠定了的基础。坎昆大会在成立全球绿色气候基金、技术转让、森林保护、提高数据透明度等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在另一些关键问题上却未能实现突破——京都议定书依然前途不明，发达国家减排目标过低，气候资金的真正落实，等等。全球气候合作现在从哥本哈根的瓦砾上艰难的迈出了一步，但离达成有效的气候保护协议还有一大段波折长路要走。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的负面影响，坎昆大会可能可以取得更多的成绩。日本和俄罗斯在《京都议定书》延续这个问题上设置障碍，使得《议定书》的未来悬而未决。美国作为对气候变化问题负最大责任的国家，却在国际谈判中继续扮演着最不负责任的角色，弱化了坎昆大会在各个方面的成果，给气候拯救之路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参加坎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会后向记者提供的书面材料中说，本次会议的成果体现在，一是坚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确保了明年的谈判继续按照“巴厘路线图”确定的双轨方式进行；二是就适应、技术转让、资金和能力建设等发展中国家关心问题的谈判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谈判进程继续向前，向国际社会发出了比较积极的信号。坎昆气候会议发达国家要为减排买单坎昆会议已经在12月11日闭幕，相比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今年的坎昆气候大会是一次触底反弹的会议。190多个国家的官员、非政府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记者齐聚坎昆，共商气候变化问题。虽然各国“唇枪舌战”意见难以完全统一，但明确了发达国家应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虽然没有具体强制性法律协议的约束，各国因为有了利益驱动，实际上已经在向着全球减排的目标前行。哥本哈根会议的不成功让各国信心大失，如果信心不被重新树立，那么人类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必然会更加失去方向。尽管这次坎昆会议反弹力度不大，但却让全世界重拾对联合国主导的多边谈判机制的信心，使得全球气候谈判回归到了正常的轨道。20年的国际气候谈判，其实是一笔糊涂账。从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再到“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除了像中国、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真正重视气候变化，采取了切实的行动减缓气候变化之外，发达国家鲜见真正作为。美国一直拒绝参与有约束力的国际行动，日本等国除了空喊口号之外再无行动；欧盟虽有行动，甚至承担并完成了《京都议定书》的承诺，但细究之下，这些所谓的减排，绝大部分是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实行CDM（清洁发展机制，核心是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抵销额的转让与获得）完成的。它重申了双轨制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保住了“巴厘路线图”。坎昆会议与哥本哈根会议最大的区别就是，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人们都希望最终能够签署一项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来决定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而坎昆的目标是各方能够通过一项一揽子平衡协议，其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则不再苛求。”由于去年哥本哈根会议在某种意义上的成功或失败，成功是因为很热闹，失败是因为没有任何收获。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于今年的坎昆会议普遍认为是更为客观，更为务实。11月29日至12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在墨西哥坎昆举行总的来说，坎昆会议守住了“既有共识”与“谈判底线”，坚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会议重申了2012年之后的《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强调“及时确保第一承诺期与第二承诺期之间不会出现空当”，主张发达国家在2012年年底“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后，仍应继续承担温室气体量化减排义务。会议认为，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优先事务，发达国家须根据其“历史责任”带头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及能力建设支持。从会后的反映看，与会各方对会议取得的“重要但有限”成果普遍“满意”。东道国墨西哥指决议“开启了气候变化合作新时代”，美国认为决议“指引了前进的方向”，欧盟认为决议标志着“向全面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行动框架迈出重要一步”，联合国秘书长盛赞会议取得了“世界急需的巨大成功”，中方表示决议“均衡地反映了各方意见”。然而，会议未能完成“巴厘路线图”的谈判，且对“第二承诺期”语焉不详，加之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大限临近，使得2011年南非德班世界气候大会“时间紧”、“任务重”，各方届时仍将面临一场硬仗、恶仗。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一面坚持自主自愿减排“不动摇”，一面扎根于团结发展中国家，提出“四点建议”、多方斡旋、从容开展“维权”斗争，发挥了建设性的引领作用。会议恰逢中国的“十一五”与“十二五”交替之际，中国以实际行动为应对气候变化作贡献，不仅在“十一五”期间减少了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而且明确了到2020年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展望2011年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与构建“气候新秩序”，各方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仍将激烈较量。其要害在于，要不要及如何坚持《议定书》及其“第二承诺期”？要不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不要坚持“双轨制”（发达国家继续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对此，发达国家有可能极力推卸责任、对已作承诺出尔反尔，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出现分化，谈判形势依然复杂严峻。2010年坎昆会议的主要议题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哥本哈根协议》法律化，哥本哈根大会后，联合国成立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工作组，182个国家开始实质性协商。今年5月首轮协商在德国波恩启动，各方对工作组主席提出的“谈判案文”意见不一。“案文”加入了《哥本哈根协议》，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严厉批评。至于在《哥本哈根协议》法律化方面，美国以尚未立法而告吹。二是各国减排目标的确立，从《京都议定书》的存废之争来年，2012后减排目标的确立并不明晰。三是发达国家转让新技术问题，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投入了大量资金，且卓有成效。他们将此视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另一制高点。他们不愿转让各种新技术，认为这是长期研究的成果，且掌握在私人大企业、大公司中，国家无权勒令其免费转让。其实，这也是发达国家阻遏新兴经济体继续发展的手段之一。但从知识产权的保护及国家经济利益等方面来说，真正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还很遥远。四是如何保障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及时到位。从目前欧盟的立场与表态来看，资金援助机制的建立应该是有希望的。从坎昆现场的情况来看，由于核心僵局涉及各国根本利益，会议一时还无法立即取得突破。从目前看，以下四大僵局短期内都难以突破：一、减排目标难以达成共识，各方都采取了减排承诺的低预期，发达国家提出的2020年中期减排目标与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的减排40%的目标相距甚远。二、责任区分上，发达国家依然在“四处游离”，试图再次偏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使原本的双轨谈判进程缺乏互信基础。三、长期资金援助依旧是“一纸空文”。按《哥本哈根协定》，发达国家要在2012年前每年筹措10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四、美方减排意愿与承诺难有“定心丸”。对各方来说，美国根本无法作出任何有效承诺，尤其是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之后，参众两院反对全球变暖观点势力上升，奥巴马极力推动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表示，坎昆会议有可能达成某项协议，这也是坎昆将取得的“具体成果”，其中可能包括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技术转让、森林保护，以及建立一个新的基金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长期资金支持等内容。在会议期间，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坎昆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多次重申中国坚定捍卫《京都议定书》的立场。解振华说，本次气候大会取得了成功，《京都议定书》得到了坚持。各国就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分配的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责任划分问题，发达国家不愿意为全球气候变暖承担过多责任，而且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及技术支持上，不愿意无偿帮助，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在技术，资金和本身的人口及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上无法做更多的调和。国际上第二个挑战就是低碳，因为中国和美国现在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2007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288亿吨，到2020年可能增至330亿吨，经过艰苦的努力，到2030年要争取减少至264亿吨。我国2007年是60亿吨。随着我国的发展，尽管我们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的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40％到45％，但因为我国GDP增长肯定要超过一倍，所以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肯定要增加，这就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哥本哈根会议虽然开过了，但在很多问题上还是有争议。因为，第一，中国在历史上排放量只占世界9％，过去你们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里排了二氧化碳，现在你们过了工业化时期，你们排少了，现在来限制我们，要我们承担责任，这就不合理了，因为我们还在发展。第二，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你们不是讲人权吗？那每个人应当有相同的排放权。第三，很多外国公司都将生产装置迁到中国来，但实际产品出口到国外，利润是你们拿了，二氧化碳排放却要算在我们的账上。你们得了名声，我们受到责备。当然尽管有以上一些理由，为了发展绿色经济，为了进一步保护世界环境，我国还是在不断努力。根据今年3月份在伦敦召开的新能源财经峰会的统计，中国新能源投资年均增长率为43％，去年投资占世界第一位。在成立全球绿色气候基金、技术转让、森林保护、提高数据透明度等技术议题上，坎昆取得了进展，但在更为关键的问题上却仍裹足不前—各界最为关心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依然前途不明；发达国家究竟应减排多少的核心问题，被延后到明年南非会议继续谈判；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技术以及能力建设，更多还是老调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