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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公共事业管理环境第一节公共事业管理环境的基本问题第一节公共事业管理环境的基本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事业管理的公共性水平的高低，即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好坏，取决于各自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要素，即公共事业管理主体存在的环境。一定的公共事业管理环境决定着其管理主客体的具体性质、管理的具体目标和方向，也决定着管理方式和方法的具体实施。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公共事业管理机构内部的各种关系和要素组合，以公共组织内部的结构、人员管理等名义出现。外部环境：公共事业管理机构之外的影响因素，如政治经济、地理、人口、文化、民族、宗教等。公共事业管理环境=外部环境，即公共管理主体系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的总和，或者说是直接、间接作用于公共事业管理主体及其活动方式、活动过程的外部要素总和。一、公共事业管理环境含义特征广泛性：自然的、文化的、历史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复杂性：开放系统差异性分类层次上：宏观、中观、微观国别区域上：国际与国内作用及影响上：积极与消极（良性与恶性）内容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二、公共事业管理环境的特征和类别甘肃省岷县小寨村，因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乞丐村”而闻名全国。甘肃，大山中的小寨村全貌。3月27日，大理巍山县，乡村最后的一塘水。2009年3月4日，石家庄，三元集团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患儿家属在原三鹿总部外举牌哭诉。当日，三元“联合竞拍体”在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对三鹿破产资产的竞拍中，以6.165亿的价格竞拍成功。一对失去亲人的祖孙。失去亲人的母子。山西省近期爆发造成近百名儿童死亡或发病的毒疫苗案，20日，来自山西各地的6名受害孩子家长打着“抗议卫生厅疫苗虚假调查”的横幅，跪在山西省卫生厅门前，等候相关领导和他们见面。第一，公共事业管理环境决定、制约公共事业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的根本性质、原则和职能内容以及管理的体制、方式、决策等，要适应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适应管理环境的现状要求）第二，公共事业管理对公共事业管理环境的利用和改造（根据外部环境所提供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心理等条件，不断自觉地纠正调整自己的管理行为、管理法规和管理方式）三、公共事业管理环境与公共事业管理的辩证关系转换过程公共组织决策者需求冷漠支持决定、计划和行动措施输出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环境输入反馈反馈第二节公共事业管理的生态和文化环境地理环境：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状况，包括地形、地貌、气候、土壤、水系、矿藏、人种等南方河流湖泊众多——防洪、修建水库和大坝；北方冬季寒冷——供暖；北方干旱少雨、草原沙化——防沙治沙；地震活跃带地区——地震监测、防震抗震孟德斯鸠的“地理因素说”：政体及其法律和自然状态有关系，包括各国气候、土地质量、形式与面积，以及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条件、精神条件与政治制度的适应，便是“法的精神”。“不与气候之弱点抗争者是坏的立法者”。非洲黑人：完全野蛮和不驯状态里的自然人、感官人，轻视人类生命之价值及其文明的法律和道德之意义。轻蔑人道，吞啖人肉，鲜人肉市场；父母子女相互贩卖；缺乏自制，为冲动所左右，蛮干骚动与浩劫，只表现为一种肉体的狂热、体力强大的勇敢，而非为某种思想或精神。《鲁滨逊河流记》《辛巴德航海记》美国为什么发动伊拉克战争？（能源争夺）一、地理环境经济环境：生产力的结构、性质（科技发展、国民收入等）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产权问题，私有与公有）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谋生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政府的形式人均GNP：中国约1000美元，香港10000美元以上，美国约23000美元为什么中国农民平均一天只收入8块钱，美国农民平均一天收入50美元？中国的农业仍然是吸纳人口最多、技术水平最低、基本靠天吃饭的产业，一家一户小农经济仍然是农村主要经营形式。GDP与GNP的区别GNP（grossnationalproduct），即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住机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年或季）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GDP（grossdomesticproduct），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值。GDP常常被看成显示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不是看他的GDP，而是要看国民的个人收入。二、经济环境GDP是与所谓国土原则联系在一起的。按照这一原则，凡是在本国领土上创造的收入，不管是不是本国国民所创造的，都被计入本国的GDP。GNP是与所谓国民原则联系在一起的，即凡是本国国民（包括本国公民以及常驻外国但未加入外国国籍的居民）所创造的收入，不管生产要素是否在国内，都被计入本国的GNP，而外国公司在该国子公司的利润收入则不应被记入该国的GNP。如果强调GNP则意味着本国企业、公民在国内或国外都实实在在地给自己挣了钱。2004年随着苏州经济一路高歌，GDP总量首超深圳，但这些掩盖不了新苏南模式的缺陷，被比喻为“只长骨头不长肉”，GDP上去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上去了，老百姓的口袋仍是鼓不起来，利润的大头被外企拿走，本地人拿的只是一点打工钱。2004年苏州的GDP是温州的两倍，但苏州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几乎只及温州的一半。看来，更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竞争实力的是GNP，而不是GDP。日本、韩国的产业的竞争力，就是靠本国企业支撑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不可能靠外资企业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我们必须适时地给予GNP以高度重视，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来自于本国、本地区的千千万万的企业家、优秀的企业家是经济竞争的根本源泉。我们的经济政策设计应当有利于企业家的脱颖而出和振兴成长。既然GNP是国内企业制造的，就应当对于国内资本包括国内民间资本的行业进入，区域流动的政策更为宽松。长期以来，在一些领域给予外资的政策优于我国民间资本的政策应当进行必要的反省。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美国是充分利用国内消费市场，把消费市场做起来，然后依靠它的技术驱动、消费拉动，这种经济是一种大国经济，而靠出口驱动和投资驱动的这样的经济是一个小国经济，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我们从上个世纪90代就讲启动消费，为什么这些年启而不动？原因就在于民营经济不发达，民营经济不发达，就业不充分，城市化程度不高，老百姓收入不高，第三产业搞不上去，只有依赖出口，依赖出口最后就让外国人赚钱，我们赚了一大笔美元，结果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我们的外汇就这么消失掉一些。所以，中国要走向一个大国的经济，应该发展民营经济。一个国家是消费驱动还是不是消费驱动？我们指得不是政府去消费，是指家庭去消费。从政府的消费来讲，它是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只有家庭消费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增长。周小川在2009年的时候，提到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没有增长，储蓄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政府和企业。国进民退引发的危机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最后还是国企化。2009年有四万亿财政下去，积极的财政政策，根据专家的调查，四万亿的财政多数到了国有企业的“铁工基”大项目当中，铁路、公路、基本建设等等。民营经济得到的部分扶持，不到10%。还不要忘了去年有一个前提就是将近十万亿的信贷，这将近十万亿的信贷，民营经济得到的不到30%，尤其中企业连5%都不到，小企业几乎是零。2008----2009年，以下这些行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国进民退，包括：石油、成品油的零售、高速公路、航空、煤炭、钢铁、快递业、房地产。北京、广州、深圳、重庆主要大城市的地王基本上是国有企业。60%的国有企业都在经营房地产，或者酒店业务。国有企业追求不是效益最大化，而是规模最大化。垄断型央企高收入已经成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主要原因，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总额的60%左右。国有企业的“执政基础”说李荣融：“把国有企业打造成共产党坚强执政的经济基础。”中石化的前老总陈同海：“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2010年两会某女政协委员：“民营经济吸收了2.5亿的农民工就业，人家算什么子？”关于执政基础，任何国家的任何党执政基础都是一样的，首先是税收，其次是民意，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不好，社会是否稳定，老百姓的收入有没有增加，这才是执政的基础。执政的基础跟国有企业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企业，政府把它做大的，基本上是大而不强，走不出去，像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不要说走向世界，就走出亚洲走到印度、日本去，都没有任何竞争力。制约民营经济的玻璃门、弹簧门和玻璃顶玻璃门、弹簧门、玻璃顶都妨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2000年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有60多个，而允许民资进入的行业不到40个，对外资设置的门槛比较低，而对于民资设置的门槛比较高。看见这个地方是没有门的，走到跟前就碰上了，这叫“玻璃门”；看起来这个门能进去，但是一推就被弹回来了，推得越深被弹得越远，实际上进不去，这是“弹簧门”；进去以后，无法站立，看着上面是没有东西的，但如果站起来，就会碰到玻璃，这是“玻璃顶”。改革开放以后，发展最快的四个省份是广东、江苏、福建、浙江，这四省为什么发展得快，因为民营经济比重上升得快，这四省的民营经济比重均超过80%。在香港、台湾大街小巷都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广告牌，如果这些广告牌放在中国，绝对被我们的城管强制性拆掉。实际上，这任何一个大大小小的广告牌背后，都是一个大大小小的公司，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企业支撑了香港、台湾经济的腾飞。自我就业在穷国家是最重要的一个就业来源。刘军宁：国进民退的“宪法依据”伴随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一系列政策调整，航空、钢铁、房地产、煤炭以及交通等多个领域也再次出现了经济资源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的现象。“国进民退”不再是单纯的企业行为和市场活动，而是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主导和介入，行政之手无一例外扮演了主导角色。按照现行宪法，一切好的东西、重要的东西都属于国家。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重要由国家与政府说了算。国企是国家与政府的嫡出之子，因此，国家把好东西交给亲儿子真是再正常不过了。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若严格依据这一条，私营企业是没有资格开矿的，开采权即便轮到集体，也轮不到私人。按照现行宪政，中国经济的性质是国有经济。国家与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去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是宪法赋予的责任。不发展国企，不用国企逐步取代民企，如何保住和发展国有经济？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按照这些规定，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主体。一旦国企与民企争利，国家将用行政手段保障国企立于不败之地，何错之有？不仅如此，若是国企与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还有权采取断然措施，恢复国企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只有把国企做大做强、把民企做小做弱，才能确保中国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而且，宪法还强烈暗示，中国走完初级阶段之后，国企与公有制还要有更大的发展。到那时国企与民企，就不是进与退的问题，而是有与无的问题。国进民退的五大严重后果第一国民福利的损失。哪个领域一旦出现垄断，紧接着的问题就是涨价，民营航空的涨价看起来是非常自然的，涨价完了以后，就是低效的服务，我们这个国家效率最低的、服务态度最差的就是贯以“人民”这两个字的东西。第二，市场经济的秩序无法建立。国有企业背后的股东是政府，我讲的政府是广义的政府，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党，甚至包括人大、法院、检察院，如果另外一个企业要和政府当股东的企业竞争，怎么竞争得过它？它有立法权、执法权、行政权，怎么和它竞争？第三，结构调整永无可能。胡德平在两会上的讲话，说民营解决精打细算，自然就是一种集约化的增长方式，国有企业有很宽松的银行支持，甚至还有财政补贴，国有企业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