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

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组成一个封闭的系统。人类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为自己生存和发展所用，然后将消费残余排放到环境中，周而复始以维持人类的生存。可以说，环境自始就存在，但成为问题是自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发展以后的事情。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应该说自从有了人类活动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不过在上百万年的时间当中，由于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社会交往的限制，这种破坏都仅仅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和程度内。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但是，在近100多年来，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全球的扩张，工业生产所造成的大规模的环境破坏在全球范围内急剧发展，出现了大气污染、温室效应、海洋环境恶化、森林减少、物种灭绝、土地荒漠化和沙漠化等严峻问题。虽然我们不能把环境恶化的责任简单归结到全球化上，然而，有目共睹的是，正是由于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才使得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可以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就了今天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二、环境恶化中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持续了四百多年的繁荣很难如此无限的发展下去，此论断基于其发展的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这四百年的繁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掠夺、殖民和利用先进技术开采欧美以外的资源的基础之上的。从地理上看，它并不是自给的，而是依赖开采全世界的资源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服务的。第二，在很重要的程度上，它是建立在开采非再生性资源和可耗尽资源的基础上的，在当时，资源保护并不重要，也可以认为，那是环境的边际效用比较低，没有保护的价值。相反，与新开采资源的成本相比，回收资源的费用太高，而且从物理定律的角度来看，也有很大的困难。但可耗尽资源的储量是有一定数量的，这种繁荣在时间上是不可能持久的。第三，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繁荣是建立在生态系统不断的和不可逆转的改变的基础上的，因而，这种繁荣从生态上也是不能自立的。这四百年的繁荣，给那些发达国家的人们带来了兴旺，人们可以不用担心基本生活需求，还可以消费奢侈品以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人们普遍接受教育，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人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机会，虽然他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他也能期望自己拥有的物质财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代价是什么呢？生态系统改变了，基因库减少；土地、空气和水污染剧增；大片良田被侵蚀；人类生活环境拥挤不堪；心理脆弱。人类的经验还不足以证明，一个人的满足程度与他的实际收入成正比这个经济学中的最基本的假定。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却没有从这四百年的繁荣中得到什么好处，人们过着悲惨的贫穷生活，营养不良，卫生条件极差，寿命很短。有些国家资源贫乏，另一些国家要么眼睁睁的看着外国公司掠夺走他们的大部分资源，仅仅对当地的劳工给一点报酬，要么就被迫用这些资源在有利于工业国家的国际财政制度下换取进口工业品。这四百年的发展，不仅减少了那些受益国家的可耗尽资源的储量，而且也给那些没有从中受益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不可避免的蒙上了一层阴影。三、全球化时代更加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危机发达国家在享受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诸多好处的同时，其结果一方面发达国家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贡献不可低估，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整个地球环境日益恶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可以说，发达国家对世界的贡献有多大，对世界的负面效应就有多大，甚至超过他们对世界的贡献。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污染转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害直接出口，即有害废弃物的贸易。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害之一。曾几何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这些垃圾，其中不乏化学性、放射性垃圾，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毁灭性灾难。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由于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和法规，比发展中国家严格的多，加之危险废物的处理费用十分昂贵，许多发达国家抓住发展中国家环保要求不高、法规不健全的缺陷，打着跨国公司的旗号，把发展中国家当作“污染避风港”，甚至干脆直接将有害废弃物倾销到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例，1989年，美国填埋危险废物的成本每吨为250美元，1992年则已达1200美元。相反，在发展中国家处理有害废弃物的成本要低的多。1986年到1988年，发达国家共有350万吨有害废物被运往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仅德国一个国家，每年就要运送60万吨危险废物到国外。二是发达国家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强行侵占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发达国家通过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心理，使其廉价出售本国的自然资源，以此保护发达国家本国的生态环境。以木材消费为例，发展中国家每年采伐1370万公顷森林，其中，极其珍贵的1290万公顷热带林全部消失在发展中国家。为此，发达国家振振有辞地指责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他们往往忘记了：发达国家才是消费热带林的最大主顾，发达国家的木材工业制品和消费量占世界的70%以上。以上这些都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方面所处的不利地位，而更主要的却是表面上看不到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就是淡化国家的边界，允许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生产、贸易、金融的一体化，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全球性经济联系逐步展开是个趋势，然而国际经济活动的背后是国家意志为主要推动力。自由主义理论以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为理论基础，实际上是一种旨在维持“西方（北方）工业，东方（南方）农业和原料”这样一种国际分工体系而提出的发展战略，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这是一种非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因而也是一种没有前途的发展战略。理由很简单。天然原料是有限的，而农业又要受土地和人口的限制，光靠农业和原料这点自然资源的“比较利益”，发展中国家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依赖初级产品造成的畸形工业结构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缺乏改革和调整的主要原因，经济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继续深入下去产生的就是一个畸形的国家工业结构——生产性的实体经济落后，外贸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发展中国家在畸形的工业结构下其中之一的严重的后果就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发展经济，说到根本，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是吸收污染的相对能力。发达国家凭借自由主义理念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已经占据了维持自身环境质量的有利地位。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个开放与封闭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封闭式不可能发展的，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封闭起来；另一方面开放就要生产污染，以环境恶化来换取经济发展。四、中国的出路本文以上包括了有两个基本的判断：一是从总体（包括时间和空间）上来说，全球的环境质量在现存体制下是不会有根本性好转的。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于某一部分国家或某一段时间可能存在，但从整体长远来看本人认为不存在一个恢复过程；二是发展中国家从整体上不能摆脱污染生产者的角色，因为这个角色在不断地受到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理念的强化。对于第一点，中国虽然可以做一些有益于全人类的事情，例如中国传统的经济哲学，对于缓解甚至解决环境问题应该发挥有益的作用。但是，要想推翻现行的制度基础进行制度再造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费力不讨好的，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对于第二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深陷其中，虽然说从整体上发展中国家不能摆脱污染生产者的地位，但并不否定个别国家通过一系列适当的国内和国际的经济政策，脱离弱势的一方加入强势的一方。世界经济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有一些，但不是很多，其中最典型的应该是日本，而东亚地区几个新兴的市场国家并没有本质上的转变。他们过度的开放使得跨国公司控制了这几个国家的工业资本和技术，本国的私人企业不可能在没有贸易保护的条件下也没有能力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制度性依赖自由贸易“理性的”政府当然也不可能实行贸易保护进行产业升级。最终的繁荣是通过贸易而并非高附加值的实体生产部门实现的。所以，中国的出路在日本模式而非“四小龙”模式。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日本的富强之路上一定形式的国家政策干预对于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升级是极为重要的，完全迷信自由主义的理念是祸国殃民的。所谓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在自由主义的土壤中自动完成产业升级。只要不能及时跟上国际产业升级的步伐，在当今国际经济关系的体制下就不可能摆脱“垃圾生产者”的角色定位。中国面临的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环境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涉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伦理以及地缘关系的综合问题。中国的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