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影响与民营企业竞争力提升张军

1分报告之三外部环境影响与民营企业竞争力提升张军中国民营企业在经历了改革开放20多年发展后，目前已成为国民经济中一支重要力量。有关数据显示，我国GDP的55.6%、工业新增产值的74.7%、社会销售额的58.9%、税收的46.2%和出口总额的62.3%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已超过75%以上的就业岗位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约65%的专利是由中小企业发明的，75%以上的技术创新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80%以上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开发的。中小企业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1民营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默默无闻到异军突起，它们竞争力的不断提高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形成，离不开民营企业外部发展环境的改善和由此产生的积极影响。民营企业要想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或者使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必须有一个与竞争力发展相适应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制度、政策和市场环境等等。一制度、政策环境与竞争力国民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增长方式的形成，也可以看成是竞争力的形成与不同阶段的制度和政策推动有直接关系。比如说，在英国工业化初期阶段，当纺织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羊毛原料时，就出现了被马克思称为“羊吃人”的土地占有制度和政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土地兼并，满足了英国纺织工业发展及其竞争力提升的需要。再比如说，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和管理投入时，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改变了国民经济依靠土地和资本要素推动的增长方式，因而也让职业经理人和企业高管人员成了资本所有者、企业的股东。这些制度和政策的推出，极大推动了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因此，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从转型国家，在考察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和发展时，制度和政策对企业竞争力的形成都具有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中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全面转型的阶段，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和提高，当然也离不开制度和政策环境的影响。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不仅有助于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形成，而且有助于民营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一）转型经济下的制度、政策与企业竞争力制度和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产权制度形式的选择与偏好方面。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影响人的行为决定、资源配置与经济绩效的诸制度变量中，产权的功能极其重要。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是否能为在其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同时，它还要受到政府1《我国民营企业对社会贡献日益增大》，2004年7月28日第一版《人民政协报》。2对所有制偏好等方面的影响。2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制度和政策对转型经济国家中的民营企业发展及竞争力的形成与提高至关重要。1.公有制与民营企业所有制产权制度绩效比较由于制度具有消除或减缓稀缺性的功能，因而，制度本身便成了重要的资源。既然制度是一种重要资源，使用这种稀缺资源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使用成本，并产生制度收益。近几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国有企业的制度成本远远高于民营企业，而制度收益远远低于民营企业。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产权遇到了不能将外部性问题转变为内在化激励的障碍。按照国有企业产权的理论设计，在国有企业产权组织内的每一个成员，其自身利益都是相同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因此，每一个成员分享公有经济的权利也是平等的。在这样的经济组织里，对使用共有权利的监督和在成员之间开展的谈判成本就应该为零。也就是说，成员之间不存在一成员有超出其他成员更多利益追求的现象。然而，现实中的国有企业内部成员之间是不可能真正做到这些的。由于不同成员在追求利益方面不可能是一样的，因此，就造成了个别成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产生的成本要由其它成员来承担的现象。同时，个别成员努力创造的成果和收益，也不能通过制度安排来防止别人分享，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出工不出力的人一样能得到与出大力的人同样的收益。这就造成了一个很突出的外部性问题。而在全体成员之间解决这种外部性问题的行动谈判和监督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容易产生激励机制的缺失。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还存在着另一个突出问题，即由国家委派的管理者，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权力，管理好坏与管理者本人经济利益也不存在密切联系，因此，大大降低了管理者本人在管理方面的激励冲动，并在某些方面为管理者的政治投机开了方便之门。而在这方面，国家的监督成本也很高。管理者的这种行为，也会强化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外部性现象，并加大其运行的制度成本和降低制度收益，弱化国有企业的竞争力。相对于国有企业存在的上述制度缺陷，民营企业由于企业产权是清晰的，企业所有者要为自己的经济行为负责，因此，在做出重大决策时，成本和收益是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一切经济活动都围绕着使产权价值最大化来安排，所以，国有企业存在的外部性问题，不仅不会在民营企业中出现，相反，还会被内在化并变为民营企业的激励。因此，民营企业要比国有企业的制度绩效好。2.制度与政策转化为竞争力的理论解释民营企业虽然具有比国有企业更好的制度绩效，但长期以来政府的制度与政策供给，并未给民营企业提供一个必要的和足够的生存空间。只是到了1978年以后，民营企业才逐渐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有了较大和较快发展。民营企业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外部环境中制度供给因素对竞争力的影响十分重要。民营企业正是在将外部制度供给转化为企业内部竞争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才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早期民营企业竞争力主要受产品价格的影响，或者说是受产品生产要素价格的影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要素价格对提高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十分突出。下面是一个产品要素价格影响产品市场价格，从而影响收入和竞争力的图示（图1）。P民要素成本代表民营企业生产要素价格，主要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工资；2[美]R·科斯等：《财权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三版，第6页。3P公要素成本代表国有企业生产要素价格，主要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工资；P民产品价格代表民营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P公产品价格代表国有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假定民营企业在土地使用价格上与国有企业的土地使用价格一致（在民营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种假定是有根据和站得住脚的），那么，资金使用成本和劳动力工资价格，就成了导致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生产成本差异的主要原因。民营企业的资金组织和使用成本，除了在诸如温州和台州这样的地方主要依靠民间金融解决、从而显得比较高外，在多数地区，其组织和使用成本不会高于国有企业，大多数民营企业主要还是依靠自有资金起步，或借助集体资金求发展。因此，劳动力工资价格就成为影响两者产品成本的主要因素。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几乎处在无限供给状态，充分的劳动力供给直接导致民营企业可以用很低的价格雇佣到所需要的劳动力，加上这些劳动力缺少国有企业劳动力具有的各种补贴，无论是名义工资还是实际工资都低于国有企业。所以，民营企业的生产要素成本要大大低于国有企业。这样一来，民营企业可以用比国有企业低的产品销售价格出售其产品，用价格优势与国有企业进行竞争，并弥补其在早期起步发展阶段上其他方面的竞争力不足。所以，当改革开放破除计划经济追求的“一大二公”发展模式后，外部制度与政策环境的变化，即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看成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等等，便给了民营企业一个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使其能够在制度和政策的框架内，将制度成本转变为制度收益，并利用自己的竞争优势不断发展。图3-1要素价格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PP公产品价格P民产品价格P公要素成本P民要素成本OQ（二）制度、政策差异与不同地区民营企业竞争力政府是制度和政策的唯一供给者，因此，政府在所有制选择上的偏好，对政府的制度和政策供给有很大影响。中央政府是层级最高和最具有权威的制度和政4策供给政府，地方政府出台的制度和政策，要符合中央政府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不等于说地方政府在制度和政策供给上就没有自主性，地方政府制度和政策供给源于对中央政府制度和政策的理解。因此，我们看到，即使是像发展民营经济这样一个中央政府给出的制度和政策，地方政府在执行起来和出台相应的地方发展政策上，也都表现出了很大的不一致。浙江和广东是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比较快，民营企业竞争力总体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例如，在2003年由全国工商联评选出来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就占了33%1。但是，两省民营企业发展所处环境十分不同，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与政策选择差异也十分明显。1.制度、政策环境与竞争力：广东与浙江的比较广东民营企业外部发展环境中，制度与政策选择一开始就受到对外开放的影响，主要是境外“三来一补型”和“三资型”企业大量涌入珠江三角洲，并从两个方面改善了民营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其中之一就是推动了广东当地政府思想观念的转变。“三来一补型”和“三资型”企业是在全球范围内资源重新配置（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进入广东的，它们在客观上要求广东在制度和政策环境供给上能与招商引资的国际惯例接轨。与国际惯例接轨，不仅要在引资的硬件环境上做到“三通一平”，而且要求政府清理阻碍招商引资的不合理制度和政策，并实行更有利于投资者利益的政策与措施。比如，降低投资者的土地使用价格，实行有限时间的税收减免政策，为满足投资者对劳动力的需求制定劳动力流动管理办法，在大量吸引外省劳动力进入的同时对人口流动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更为重要的是，当地政府的观念发生了彻底转变，从领导经济转到了为经济发展服务。在“三来一补型”和“三资型”企业发展的推动下，广东民营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对竞争力的影响表现得十分突出和重要，但又与我国其它省市区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民营企业发展一开始就处于一个宽松环境。包括广东省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都对发展民营企业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广东省就出台了鼓励发展以“三来一补”和“三资型”企业为主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比其它省市区早了大约十年。这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民营企业产权架构清晰，内部管理规范。境外投资者到广东投资办企业，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而且在产权架构及规范管理方面也为当地民营企业树立了榜样。因此，广东民营企业不仅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就基本理顺了产权关系，而且注意到了企业内部管理的规范性和与国际管理惯例接轨的问题。而这两方面对于提高广东民营企业的竞争力都是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三，市场环境压力要求广东民营企业自觉地和不断地提高自身竞争能力。广东民营企业外向型特征较明显，企业必须为国际市场配套生产。然而，国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它从外部推动了广东民营企业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广东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浙江民营企业发展是在全国对“温州模式”的不断争论中走过来的，而“温州模式”是以个体和私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初期，对农村经济发展道路是选择“苏南模式”还是选择“温州模式”曾进行过大讨论，但浙江省采取的是不讨论、看发展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全国上下都对“苏南模式”持肯定呼声的环境下实际上有中间偏右的倾向。正是这种不讨论、看发展的“无为而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序揭晓行业和地区分布差异明显》，2004年8月27日《人民政协报》。5治”的态度，为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外部制度和政策环境，并从以下几方面对民营企业竞争力产生了影响：第一，政府“无为而治”政策，为民营企业产权形式提供了灵活选择空间。除了出现以个体和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台民营所有制产权模式外，在一些地区，还允许带红帽子的形为集体所有制、实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甚至个体和私人所有制的民营产权关系的存在。这些产权关系适应了当地、当时企业竞争力发展的要求。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既没有否定也没有鼓励“温州模式”，，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一些民营资本在进行产权模式的选择时不得已为自己戴上了一顶“红帽子”。正是这样一顶“红帽子”，模糊了本应清晰的产权关系，尽管当时并未对企业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但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产权不清问题还是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对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阻碍作用，也才有了后来的企业转制。第二，政府“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