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最早主动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是谁

遵义会议上最早主动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是谁？2010年06月16日13:07世纪风采【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181条文章摘自《世纪风采》2010年第6期作者：王鑫核心提示：王稼祥看到李德表面上服从黎平会议的决定，但仍然不甘心放弃他的错误战略计划，感到十分忧虑，于是找到毛泽东，商量要把博古、李德“轰”下来。毛泽东考虑到，毕竟追随博古、李德的人还占多数，表示担心。但王稼祥很坚定，说到了遵义要开会，那时再把他们“轰”下来。毛泽东说：“好啊，我很赞成，那要活动活动。”王稼祥欣然应允。首先，王稼祥找到了张闻天，张闻天对此建议深表赞同。于是，他又找到了聂荣臻，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接着，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林彪……纷纷表示赞成王稼祥的提议。最后，王稼祥又与张闻天商量，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众所周知，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及以后都是毛泽东的积极追随者，然而，早在1930年他刚从苏联回国的时候，却曾与王明等一些自命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一样，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王稼祥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始从“左”倾转向反“左”倾，并最终在遵义会议上完成这一重大思想转变的。初回祖国，坚持信念却陷入教条王稼祥曾经和王明一样，是一位教条主义者。中共早期有一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故事，这一说法是中山大学学生余笃叁为了挖苦王明及其追随者而提出的，因为王明一直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当时，王稼祥就是这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不过，与其他人不同的是，王稼祥并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思想，也从来不觉得自己去莫斯科留过学就高人一等。但是，由于一直在苏联接受马列主义教育，没有进行过中国革命的实践，再加上和王明是同窗兼好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并在回国后将这种影响带到了工作中去。王稼祥自己曾说过：“我们这一批人的特点就是大家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国内没有参加过什么实际斗争，根本谈不上同工农相结合。而在苏联读了几年书，于是乎自以为学到了马列主义，骄傲得不得了，而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所器重，这就是教条主义宗派在莫斯科形成的开始。”1930年2月，王稼祥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学习和工作，绕道巴黎返回祖国。王稼祥一回国，就遇上了王明与李立三的权力斗争。由于不了解国内形势，再加上书生气太重，王稼祥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并有意无意地成了王明的“同伙”。同年7月9日，王稼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对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正面提出意见，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调离中央机关，安排去香港担任党报记者。王稼祥基于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服从安排去了香港，但仍然没有停止对李立三的批判，先后在《实话》上发表了《中国革命中的两条政治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李立三的路线》、《我们需要布尔什维克的转变》、《立三路线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李立三主义与武装暴动》等文章，从政治路线、武装暴动等方面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客观地说，王稼祥批判李立三是正确的，但其本身的思想却也存在问题。比如他在《中国革命中的两条政治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李立三的路线》一文中，提出共产国际的路线是“唯一的正确的路线”，将共产国际的指示绝对化、神圣化，又说李立三的观点、做法“虽然用‘左’倾的空谈遮盖着消极，实质上亦是机会主义，如像托洛茨基主义一样”。这些观点与王明的观点不谋而合，这就难怪有人将王稼祥归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了。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立三路线”问题。王稼祥在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经过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直至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主义”的立场，这一党的历史有必要认真研究，总结教训，以促进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此外，在“立三路线”的性质问题上，王稼祥反复强调右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可见，当时将“立三路线”当作右倾来反，结果越反越“左”，王稼祥也是有一定责任的。进入苏区，思想在徘徊中向前发展尽管王稼祥在理论上支持了王明的行动，并因此受到重用，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看重名利的人，他反对李立三，并不是为了给王明摇旗呐喊，也不是为了个人荣辱，只是认为批判“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正确立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稼祥越来越感到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太少，迫切想去根据地，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锻炼自己，于是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前往斗争第一线。正巧王明也在担心四中全会的精神在苏区得不到有效贯彻，因此便派王稼祥和任弼时、顾作霖一起组成中央代表团，去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王稼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参加了1931年4月17日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并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会议主要讨论如何进行第二次反“围剿”，决定坚决回击敌人，但在怎样打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朱德提出，应“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但大多数同志则认为，敌人力量太强，应该“分兵退敌”。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决定第二天召开扩大会议，让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也参加会议。结果，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耐心地说服了所有人，最终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上，受到很大启发，认为毛泽东、朱德等人开创了井冈山根据地并将其发展为中央根据地，具有重大的实战意义，在作战方针上的认识也很有见地，尤其对毛泽东的武装斗争经验和军事指挥才能更是由衷地钦佩。在会议间隙，他主动找到毛泽东，想在会议结束后专门向他请教，毛泽东欣然应允。会议结束后不久，王稼祥便被请到毛泽东的住处，两人彻夜长谈，从各自的经历谈到对马列著作的理解，从莫斯科的学习生活谈到中国的农民运动，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谈到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从对四中全会精神的理解谈到反“围剿”的作战方针。最后，谈到高兴处，毛泽东挥笔写下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并将其送给王稼祥，另外还送给了他一些根据地的文件资料。等二人结束谈话时，起床号已经吹响了。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王稼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发现中国土生土长的革命家已经创造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行之有效的革命道路。王稼祥在其回忆录中曾记叙道：“相见了几次面，他就给我留下了一个这样的印象：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是不同的，有其独特的地方，虽然我当时还掌握不住这些独特的地方，只是觉得他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具有说服力。”当时，王稼祥的军事思想已经越来越接近中国革命的实际，但在政治路线上仍然没有走出“左”的影响。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在肃反问题上是执行中央决定的。例如，在富田事变问题上，他坚持认为“赣西南的AB团确是反革命组织”。1931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随之也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要求“加紧肃反工作，采取一切手段，向AB团坚决进攻，纠正过去放松反AB团的严重错误”，从而导致了肃反严重扩大化。当时，王稼祥正兼任苏区中央局保卫处处长，主管肃反的日常工作，对此应负主要责任。后来，王稼祥在《我的履历》中写道：“在我代理邓发任保卫局局长，短短的9个月中就又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要的原因，肃反不是依靠群众，而是依靠口供，而对于口供，则又犯了逼、供、信。”1931年11月1日，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王稼祥负责起草了《政治决议案》。该《决议案》盲目照抄照搬王明的论断，把中央苏区的一些正确做法说成是错误的，把毛泽东注重实际调查、反对教条主义的主张，说成是“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义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并强调：“党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这说明王稼祥仍然深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挺身而出，成为支持毛泽东的第一人尽管王稼祥批判毛泽东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但他的观点也在悄悄地起着变化。事实胜于雄辩，在中央苏区，他看到凡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办的，总是行之有效；而按照王明中央的指示去办的，就往往适得其反。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并在政治和军事观点上越来越倾向于毛泽东。毛泽东对王明中央的瞎指挥根本不屑一顾，苏区中央局命他与国民党军主力决战，他不同意；苏区中央局制定的计划，他要求改变。毛泽东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你这样瞎指挥是对革命的不负责，是对所有红军战士生命的不负责，我要是遵从你的这种做法，就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这一系列做法却导致了中央局对毛泽东的极度不满。1932年10月初，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举行，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现存的《苏区中央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中写道：“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据理力争，又被指责为“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为此，中央局要求将他从前方调离，撤销其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其专做政府工作去。这时，王稼祥作了出人意料的发言，他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东西。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王稼祥的发言震惊了全场，连毛泽东都感到意外。在会前，毛泽东认为王稼祥能够不反对自己就算不错了，万万没想到他还会帮着自己说话。这标志着王稼祥开始拒绝盲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开始勇敢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在政治上已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胡耀邦评价在这次会议上的王稼祥时曾说：“当1932年错误路线决定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时，他是积极反对者之一。可以说，那时他就同王明路线划清界限了。”接着王稼祥说：“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故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王明等同志的做法，反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相信不会被人认为是搞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然而，在当时“左”倾思想占上风的中央，是不会有人郑重考虑王稼祥的意见的，1932年10月12日，中革军委仍通令，免去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责成他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三人同行，欣然接受毛泽东的主张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德国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和博古的纵容下，遭到严重失败。对此，王稼祥气愤地指责说：“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据吴黎平回忆：“第五次反‘围剿’时，特别在广昌战役之后，稼祥同志公开表示了对‘左’的教条主义军事指挥的不满。”广昌战役失败后，红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而博古、李德仍冥顽不化地推行他们那一套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最终导致红军节节败退，不得不进行万里长征。长征开始时，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军团之中，这是博古的主意，他已看出王稼祥和张闻天对毛泽东的主张持同情和支持态度，所以故意不让他们凑在一起，甚至不让他们呆在军委纵队，以使其不能参加中央决策。毛泽东立即对这种安排提出了反对。为了挽救革命，毛泽东必须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但要贯彻自己的主张，必须获得人们的支持。王稼祥和张闻天虽已对毛泽东的想法有过了解，但那也只是感觉到他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确的，谈不上对其思想有了系统地了解。毛泽东认为，这次如果能够三人同行，便是一个向王和张宣传自己主张的大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