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读后感（精编4篇）

戊戌变法读后感（精编4篇）【导读引言】网友为您整理收集的“戊戌变法读后感（精编4篇）”精编多篇优质文档，以供您学习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下载吧！戊戌变法史事考读后感1茅海建教授的《天朝的崩溃》自出版以来，早已经成为近代史研究的名著了。现在凡是要研究鸦片战争，大概是无法绕过茅教授树立的这个不低的标杆的。同样的，现在如果研究戊戌变法，依然无法绕过茅教授的新一个高度，这便是这本《戊戌变法史事考》。和《天朝的崩溃》不同的是，《戊戌变法史事考》不是一个结构紧密的著作，而是多篇论文的结集。即便如此，各篇文字之间依然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有些虽然只是就个别问题进行探讨，但正是这些细小的问题，冥冥中决定着变法的方向和前景。《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朝廷保守一派不满于翁同龢张桓荫等帝党专权，徐桐上奏要求让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入京，以图让其主持政务，削弱翁张等人的势力。由于真实的原因一直对张之洞保密，疑惧满腹的张先是以病拖延入京的时间，直到后来看出端倪，匆忙上路正在途中之时，沙市事件正好发生了。于是光绪帝又匆忙命令张赶回湖南处理善后事务。等事件平息，朝廷的实力布局已经完成，张之洞进京一事便不了了之了。茅教授在最后的结语中认为：“如非历史的偶然，戊戌维新很可能在他（张之洞）的主持或指导下展开。在这一假设的前提下，我当然无法臆测中国历史的走向，但我已感到，由于他的机敏，很可能会避免戊戌政变的这一结局，那毕竟是中国历史的倒退。”茅教授显然是对张之洞未能进京辅助国政很是惋惜。虽然他的结论中不无想当然的意味——假使张之洞能成功进入权力中心，以当时的权力格局来看，他也很难有什么出色的表现。这样的假设所涵盖的内容过于庞杂，其中依然有许多变数——但以张之洞个人的气质来说，至少可以在后党与帝党之间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在前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的无疑是恭亲王奕訢，自奕訢死后，两党之间的矛盾便成白热化的趋势，张之洞从中介入，多少能缓和矛盾，甚至可以避免八月初六的政变。当然，这些依然只是假设。在书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正、修正》一章。让人称道的是，作者先是系统地回顾和分析了前人先进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作了简单地评价。接下来按照时间的顺序，条分缕析地把政变前近十天的情况一一作了细致考证和对已有研究的补充。对于未能解决的，如“慈禧为什么八月初五决定将回颐和园日期推迟到初十日以及为什么于初六日亲政”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茅教授并没有牵强解释，而是作了阙疑。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很久以来坊间传说的，戊戌政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于是“戊戌六君子”的死袁世凯便必须负主要责任了。由于袁在之后声名狼藉，人们很自然地坚信他就是刽子手，他是用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茅教授显然支持黄彰健先生在《戊戌变法研究》中的看法，即在初六日慈禧发动政变之时，袁世凯的告密根本无法传到到宫内，也就是说政变的直接原因并不是袁的告密。告密只是强化了政变本身并且使更多的人受到波及。在今天看来，慈禧最后的反攻倒算几乎在变法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的，差别仅仅是发生的时间迟早而已。中学历史教材中在谈到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时候往往把责任归咎在改良上。历史真实却恰恰相反。政变之所以在变法一百零三天之后爆发，问题就在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做法和态度太过激进。政治斗争说到底就是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对于保守顽固如满清这样的政权，任何对最高权力的觊觎和窥视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康有为等人在明知光绪权力有限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地在权力中心安插自己人排挤异己，完全无视慈禧的存在。他们过分高调的举动一来更加激起旧有保守派的反抗，二来将原本处于中间摇摆状态的人也推向了自己的反面。任何改革其实就是笼络权力者，形成自己坚固的利益集团。在牢笼的过程的起关键作用的往往就是处于中间的部分。这个群体势力最大人数最多，谁能尽可能多地争取到他们的支持，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很不幸的是，康有为等人还没等变法好好展开，就把大多数人得罪了，尤其是当时处于朝廷中枢的满人，强烈的民族情绪使得康有为们在一开始就拒绝和他们合作，并试图把他们排除在改革的范围之外。其实大多数人对于康有为等的变革不存在什么理想主义情怀。在官场混迹多年，他们早已经练就了一身察言观色的能力，他们支持或者反对变法完全是围绕着最高权力展开的。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变法的一百多天里反对变法的奏折寥寥可数，绝大多数是那些效忠赞成变法的。所谓革命，就是我活，但是你必须死。但改良不是，改良应该是我活，也得让别人活。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指向要把慈禧赶出权力中心，然后自己取而代之。这和改良已经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无怪乎保守派会在政变之后那么疯狂地搜捕康梁等人了。从具体主张分析，那些参与或者主持变法的人未必真的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西方科学政治文化的素养。不说四位军机章京如何的缺少处理政务的经验，但就各地各部门稍具维新意识的官员的上书来说，几乎没有人真正对西方政治制度有深入研究。比如关于设立议会，他们只强调它有使上下信息通达，而毫不论及他的权力来源以及界限。少数或许是自我保护的谨慎态度，但大多数确是不知议会制度为何物，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名字罢了。所以茅教授对变法是为了施行“君主立宪”一说持的怀疑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变法的过程中日本对当时情形的观察和它在政变前后对权力中心的影响。为此，茅教授专门在最后一章《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中进行了详细论述。在整本书中，这一章也是最具有传奇性质的。尤其是日本和英国政府对梁启超和康有为的解救，实在可以拍一部可看性很强的电影。包括后来救援黄遵宪也是如此。在这一章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日本大隈重信政府对变法的理想主义情怀。首相大隈重信以及前任伊藤博文都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参与者，因此他们对维新的意义有着比常人更深沉的感受。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开始变法，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无意识中倾向于维新的一派。于是就有了当政变发动后，大隈重信在发往俄罗斯的情况通报中下意识地流露出对维新派的同情和对保守派的反感。与此同时对康梁等人的救援更是说明了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直到九月二十五日大隈内阁倒台，山县有朋内阁推行务实的外交政策，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才被一切以帝国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所取代。至于日人为何这么积极参与变法，作者最后引用一名德国记者的话说：“对于中国的改革，日本人的意图也许是真诚的。他们相信改革，因为他们有过成功的经验。日本人大概是想成为中国的参谋和教员，正如欧洲人以前对于日本那样。但是，日本首先想要的是和一个经过改革的、对日本的灵感言听计从的和真正有战斗力的中国建立联盟，为的是筑起一条坚固的堤坝，以阻挡欧洲的冲击。日本人的大目标是谋求亚洲的„门罗主义‟，也就是把外国人从东亚挤出去。”按照这样的逻辑，那么近半个世纪之后的力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全面侵华与此便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了。总之，正如朱维铮教授所说的，读过茅海建教授这本书之后，对于百年前的那一百多天的中发生的事基本有了轮廓了。再说戊戌变法读后感2《再说戊戌变法》读后感看了张鸣先生的书《再说戊戌变法》对变法失败的原因有了更多的了解。张先生关于戊戌变法的议论，与书本上的定论相去不止一星半点，大有耳目一新之感。本书力求从晚清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视角，重新审视戊戌变法。侧重点有三：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意义。作者另辟蹊径地讲述了“旗下闲人政治”、士林的政治习惯、清朝政治的“补丁传统”等诸多因素对戊戌变法的影响，对西太后及洋务派的表现、学习西方过程中政治操作的变形、老百姓对变法的观感等问题，也有独到诠释。十九世纪最后三十余年的最高统治者，精于把握政治平衡，明了利害之所在，更清楚自身国家的局限，但却不懂得如何使社会进步、政治更新。在中国任何政治行为都难逃“道德囚笼”的束缚，权力的合法性依据既有民意因素，又有制度因素，还有实力因素和伦理因素。甲午战争的确是插入中国知识分子胸口的利刀，上至太后、皇帝，下至一般老百姓都以此为深深的耻辱。日本曾经以中国为老师，且一弹丸小国，而大清泱泱大国竟然败给曾经的学生，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几十年的成果付诸东流。而反思日本之强，源自明治维新。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遭受奇耻大辱之后才开始重视学习西方（此前虽有部分知识分子学习、传播西学，但被普遍视为异类），特别是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热潮。康梁的变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是得到大多数士人的支持和同情的。当时许多大臣上书变法，连荣禄都上书改革武科举。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士人阶层）都知道要变法，不如此中国就要亡了。西太后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也知道不变法不行，西太后也并非死硬的顽固派。但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书中的观点颇有道理：1.维新派自我孤立，没有团结可能团结的力量。洋务派也是主张学习西学的，李鸿章在康有为创办强学会的时候曾愿意出钱2000两银子加入强学会，被康有为拒绝了，因为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之故名声不好。维新派梁启超与张之洞也曾有一段蜜月期，但最终也决裂了。康有为一心想成为改革的理论家和“教主”，但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除了康门弟子外，很多士人都不能认同。而维新派越发像《理念人》中的所说的小宗派，为了保持自己的纯洁性，排斥有歧见的人，让自己越来越孤立。变法本应需要团结可以利用的力量，洋务派在当时是清朝中最有实力的团体，李鸿章虽然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而声势下滑，但仍然是潜力派，张之洞是洋务派的后起之秀，也是很有影响的实权人物。从策略上看应该最大程度的求同存异，而维新派却与洋务派决裂，也失去了占多数的中间派的支持。2.帝后的两元权力体制下，慈禧最终只能以推翻变法来从新握住权杖。慈禧知道中国需要变法，但是她正处于不得不还政给光绪的尴尬期。光绪一旦变法成功，太后就只有在颐和园安度晚年了。而维新派在太后权力极大，皇帝自己的班底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走皇帝路线，而完全不考虑走太后路线（宦官、外戚、女主被称为最大祸乱），在策略上一味强调皇帝的乾纲独断。而慈禧在看了介绍俄国、日本变法的书籍，康梁等人所著的书之后，明白一旦变法成功，自己就完全没有位置了。所以聚集在太后周围的顽固派的话就比较能听进去了，也只有完全推翻新法，太后才有借口训政，重掌权力。3.旗下闲人政治的余威与下层老百姓反洋教的势力相结合成为扑灭维新运动的保守派力量。让养尊处优的旗人自谋生计，引起了旗人的反弹，而且清朝本来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但是长期由国家财政养着的旗人已经完全腐化，旗人中的优秀人才减少，清中期、末期官员中任用的汉族人增加。八旗、绿营的战斗力锐减，也使咸丰皇帝不得不用曾国藩的湘军剿灭太平天国。此后，地方大员势力大增，清朝从早期的中央集权转化为清末的地方督抚揽权的格局（慈禧也就善于搞点平衡之术）。而旗人还妄想收回旗人的权力。戊戌变法由于触动了旗人利益，于是太后身边总是有旗人反对变法的声音，而最终慈禧为了自己的权力欲，也听进去了。戊戌变法失败后，旗人的权力得到彰显，把持重要官位，连李鸿章都被挤兑走了。但是后来旗人还想继续将权力收归中央，收回旗人手里，最终导致清朝的灭亡。下层老百姓一直深受洋教迫害之苦，反对洋教的老百姓对于学习西方有强烈反感情绪，认为康有为、梁启超是卖国贼，对变法是持否定态度的。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是非理性的排斥洋教，最终也酿成了义和团运动之祸。维新派过多地看到了一般老百姓迷信、愚昧的一面，而忽视了在这愚昧背后所蕴含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一种有可能毁掉任何变革的力量。张先生对于维新派废八股、废科举、兴近代教育的改革措施的看法特别新颖，区分了八股和科举，认为八股是科举的内容，科举坏就坏在其内容八股，而科举作为国家选择官吏的一种制度形式并不能被以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的近代教育体制所取代。新式学校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使中国原先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基础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这对于整个近代化进程有害无益。戊戌变法的失败固然有极端恶劣的中外环境因素，但却不能单单归咎于新旧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