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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汉墓的考古学研究》想到的这本书资料很全，因为我非常喜欢研究汉代墓葬，所以历来比较关注关于汉墓方面的文章，这本书是我觉得研究汉墓必不可少的著作，其中的墓葬资料很多，而且按照帝陵，大型墓葬，中小型墓葬分别辑录资料，并且也按照地域分开，我觉得这点很好，因为受到地区的影响，即是是在汉代这样统一的汉文化形成期，因为当地自然环境，传统因素等的影响下，还是会呈现出种种不一样的方面。而墓葬被视为阳间生活的写照，故对汉墓的研究，必须参照文献，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分别分析。比如说本书中，将秦墓和楚墓，江南地区的楚墓分开描述，秦墓受到西北戎族的影响，还有来自中原王朝的影响，以及秦墓中的固有因素，以及类似于商墓，周墓的较落后的表现。关于秦人的来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问题，从秦墓中探索一下应该是一条好的途径。并且从秦墓的形制演变，也可以看出秦人的迁移路线，在迁移过程中，秦人接受了当地的丧葬习俗，同时将自己具有特色的特点也带入了当地文化中。至于楚墓由于受到当地传统因素的影响，与秦墓来源复杂的表现不同，相反的是非常坚持一种“楚式葬制”，直到东汉时期，才纳入了中原葬俗，并且也是有保留的，在充分结合了楚墓自身特色的情况下接受了中原的部分葬制。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后代古楚地的墓葬中这种地方性特色也是始终存在的，所以提起楚墓，都是十分具有独特文化特色的，很容易区分出来。尤其是汉代开国者就是楚地江苏人，故而有些学者也爱称呼汉文化是来源于楚地文化的。不可否认的是，肯定有这方面的影响，然而，汉文化的形成是在积累了数千年的华夏文化的基础上，在汉代建立的大一统基础上，广泛融合，普遍接纳各种地方文化之后形成的，楚文化只能说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在汉初表现得影响比较严重，汉中期以后，汉文化独立的面貌则越来越清晰了，最后甚至融化掉了楚文化，楚文化只剩下相关的因素留存下来。我觉得看了本书最大的感觉就是，作者用丰富的汉墓资料，和令我赞叹的组织材料的能力，能够写成这样一本洋洋洒洒的巨作。讲明白了很多问题，我看这本书其实很早，在之前对汉代墓葬形制变革这样一个重大的考古学问题，只是有感觉而已，但是看完这本书之后，顿时茅塞顿开，对于汉墓愈发兴趣增加，并且越来越多的发现很多相关问题。汉墓的发现是历代墓葬中发现最多的，关于它的研究又何止“汗牛充栋”，历史文献中牵扯政治制度的倒是很多，关于具体怎样实施，则还要靠考古发现去寻找它，要依靠学者们的研究复原它。在我的学习思考过程中，关于汉墓的种种已然打开了一条又一条的道路，我觉得汉墓的诸多研究方面，不但上迄商周，下开唐宋，而且相关研究非常多，如本书中作者研究的汉代墓葬形制变革，作者在大量墓葬的基础上，分等级，分类别，分地区的给我们讲清楚了汉代发生的中国丧葬制度的重大变革，这些墓葬资料，有借用别人的资料，也有作者自己的考察结果，但是都是建立在基本考古事实上面的，给我以后写论文引用论据以很大的启示；而且难得的是，驾驭这样众多的考古资料，能够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能够从一个问题引发多个问题的讨论，而这些分支问题，又是历来争议较多的，与汉墓形制变革相关的。比如说关于人死后的灵魂观念，墓祭问题，陵寝建筑问题，封土问题，随葬品的规律组合问题等，真的很启发人。我很佩服作者的博学，对于商周时期，一直我十分搞不清楚十分混乱的一个时代，以前看不懂就直接跳过去了，但是这本书中对商周时代的墓葬情况，以及相关思想信仰方面，不但文献详实，而且考古资料也很充分。使我更加清楚，不止是汉墓研究，任何一种考古现象的研究，不但要结合当时的情况，更要考虑到前代的影响。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讲的内容非常全面，而且有很多新观点，这些新的提示必定会在学术界引发一种新的研究热潮。比如作者研究的汉墓中随葬仓灶井厕的部分，按照以前所学的知识，以及固有思维，我们会不假思索的说，是象生的，供墓主人地下生活使用的。这种说法只能说没有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的崭新的观点发人深省。作者根据春秋时期出土于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庭院中的祭祀坑的三个陶仓，认为陶仓与祭祀有关，并且联想到秦国的特色陶器便有陶仓和陶囷，而春秋时代的秦国是恪守周礼的，那么陶仓是不是也是周代祭祀的工具呢？还有水井，作者仔细观察了所有出土有水井的汉墓，发现它们的位置并不是随意设置的，而是通常位于墓门通向前室，连接侧室的四向开通的要地。作者进一步结合文献中有记载汉人有井中有龙的观念，而龙自从史前社会便被视为升天的导引的，而且文献说明井还具有沟通天地的作用，因此作者认为在墓中，尤其是灵魂出入的要地安放水井，是祈愿墓主人升仙的意思。而关于墓中随葬的厕所，由于都是出自于棺室中，所有人都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是象征实用的厕所的，作者真的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因为《日书》中记载了“以粪击鬼”的做法，作者又结合自己的研究，认为汉代鬼分为善鬼和恶鬼，因而为了防止恶灵其扰墓主人，采取了设立厕所的做法，不可否定确实具有象生的实用作用，但是抵御恶灵无疑也应该纳入考虑范围。在本书中，还有一部分干环境考古密切相关，可能因为本书的主旨不在这里，因此只是用一节内容概述，就是关于墓制与环境的关系。虽然篇幅很小，但是观点很新颖，以前考虑墓葬的形制变革之类的，都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思想信仰或者墓主人的经济实力，个人喜好等方面来考虑，这些人为因素有很大的变数，很多在文献中，在考古资料料中其实是很难表现出某种思想信仰的。但是我觉得作者在这里提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就是从当地的环境来看，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墓葬形制，以及变化原因里面与环境有关系的部分。在本书中，黄晓芬女士主要阐述了两个事实：一，传统的帝王，诸侯王等大型高等级墓葬，均采用大型木椁作为葬具，这些木椁往往又高又厚，质量也很优良比如说最富盛名的黄肠题凑，全部使用当时最为优良的柏木削去树皮，露出淡黄色的心质，并且常常使用很多，因此十分浪费这样优良的木材。本书中，黄晓芬女士就一些战国秦汉时期的大型木椁统计了它们所需要耗费的材料，得出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加上这些高规格汉墓均属于汉代有权有势的帝王，诸侯等，他们身处的位置一般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要地，这里又向来是争夺的焦点，每有战事，都是焦土一片，对当地的植被自然破坏力很大。而且每一个新兴政权崛起，必定会大规模营建宫室。即是没有经历王朝的改朝换代，在政权高于一切的时代，宫殿作为王权象征，相当于三代时期的宗庙的作用一般重大，所以向来是统治者花费大力气修建的。比如秦皇汉武都是好大喜功之人，他们在位期间，致力于营建豪华的宫室楼阁以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秦始皇时期修筑未成的阿房宫，仅从前殿规模来看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汉武帝步其后尘，现存的未央宫前殿，从残余的夯土台基也大致可以推测出以前的建筑规模，更别提秦汉时期广布都城及其周边的离宫别苑了。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式建筑，大规模的营建这样的建筑，无疑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影响，从文献中，从考古实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当时营建宫室确实需要的木材数量是惊人的。所以黄晓芬女士认为，正是因为从三代开始到秦汉时期，中国政权的统治中心均在黄河中游地带，而且这里本来就是黄土高原地址环境，水土难以保持。长期以来，大量砍伐木材，燃烧焦土，已经使得当地的植被非常脆弱了。由此恶性循环，生态环境越来越差，最终都安置黄河中游地区无木可伐。黄晓芬认为到了西汉后期，基本上，均用砖石代替木材作为墓室的建材，木材缺乏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南方地区的汉墓，一直使用木材建造大型椁室，直到东汉时期，才被中原同化直接引入成熟的砖石洞室墓形制，所以南方地区的墓葬变革，没有经过一个鲜明的变革阶段，而是直接引入的。这种从环境方面考虑墓葬形制变革的观点，十分新颖，引人深思。长期以来，汉代中国墓葬形制的巨大变革，因为具有十分重大的考古学意义，以及表现明显，一直是学术界很重视的研究内容。我本身对汉墓的变革也很感兴趣，学年论文就是以此为讨论题目。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便注意到了，大家研究汉墓形制变革的原因，多半从思想信仰的变化来讨论，比如说孝道观念下的事死如生，汉代墓葬的放阳宅化趋势等等。其实这些思想信仰，历代均有，为什么偏偏西汉中期以后，会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化，而不是在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呢？不由得让我们深思。黄晓芬女士的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着实让我惊叹了一把，原来一个本来认为就是考古学，文献学，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其实是跟环境息息相关的。以前虽然经常听说环境考古学，在说起它的源流发展，研究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都是甚为清楚，满心以为环境学与考古学就是这样结合的，也就是所谓的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人体骨骼学等等，而且在大家的观念中，这些似乎跟史前考古关系更为密切一点。其实，环境作为人身边的一切自然地，人文的要素，无论在史前，还是在现代，均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分不开的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类型中表现的影响力不同罢了。在史前，因为人对自然地影响力较小，大部分处于被自然因素局限的地步，因此人类文化中有很多反映出自然力影响的部分，但是自然界中遗留下来的人类改造的痕迹很少。而动物化石、植物化石作为当时和人类遗存并存的客观的生物遗存，在那个物质文化匮乏的时代，是作为判断时代，经济类型，甚至社会生活水平，阶级平等状况等的科学标准。虽然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以来自然科技，但是选取这些自然遗物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必须是与考古学文化密切相关的，也就是经过人类利用改造过的。这就是环境考古作为环境学与考古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的双重性和不可取代的学科地位。但是现在我开始注意到，在历史时期考古中，环境因素同样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很多时候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诚然，我觉得历史时期探讨某一种考古学文化因素，最大的影响就是政权的力量，因为在统一的大一统政治之下，文化往往由于带有很大程度上的政令的部分，而变得趋同。这点我一直是比较认同的。因为在新石器时代，很明显的，可以划分出无数个文化类型，相邻地区之间可能会有相似的部分，距离很远的两处，即使文化因素有相同的部分，通常也不太可能是直接传播的结果，有可能是通常贸易交换之类的，但是还是能够区分出它的来源地的。并且我们常说的鉴定金属器的时候，使用的金相分析法，就是根据青铜元素的不同，判断原材料的产地。这种根据材料产地判断器物的源地的方法，应该是很有用很客观的。但是一旦进入统一政权约束下，就不一样了。比如说青铜器吧，在三代时期，是最受统治者重视的礼器，无论从青铜器的材料，到制作，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群单位就能完成的，必定是在一定约束力之下，群众劳动的结果。这点道理如同史前城址中墙垣的出现。而且青铜材料的来源也可以通过中央的政治力量，从全国各地征调，而不是像旧石器时代那样，制作石器的材料都是就地取材。所以我觉得，单纯的分析原料产地已经不能说明这件青铜器的产生地了。而且就青铜器的器型来说，以前看过徐良高老师的《中华民族文明起源新探》，其中提到了很多很有见地的观点，其中就说到，因为青铜礼器代表的王权，神权，族权，军权，政权合一的神圣性，商王朝肯定会上令下效，使得这种尊贵的礼器，具有同样的形制，可能也是代表王的权威，在全国境内散布的意思吧。所以我们看到的三星堆商代祭祀坑，新干大洋洲大墓中的青铜礼器，均和商城出土的差不多，可能就是这种原因。而这种政令式影响，我觉得越往集权的时代对地方文化影响越大。汉文化形成于汉武帝时代，必定不是猝然发生的，而是因为到了汉武帝时期，真正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集权制度，才完全确立下来，在他之前还都只是探索和积累基础阶段。我们说统一的汉文化是建立在之前的华夏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各地的地方文化形成的。所以我们说汉文化产生的时代，楚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曾经盛极一时的地方文化类型，就消失了。其实严格意义上，这些文化没有消失，他们只是以典型的文化因素的形式保存在汉文化这个大概念之下，并且随着创造携带这些文化因素的当地人民，继续存活下去，只是作为一个文化独立个体消失了。那这种统一的汉文化，一直影响到了今天。就像我在一开头提到的汉代的墓葬制度变革，就是周制墓变成汉制墓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全国各地以前各具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