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悲剧意识-于冬云

论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悲剧意识于冬云【专题名称】外国文学研究【专题号】J4【复印期号】1996年09期【原文出处】《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01期第76-81页内容提要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悲剧意识内涵丰富又复杂，一直是国内外哈代小说研究中的一些分歧性意见所在，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社会悲剧意识：1.经济困境；2.现代精神文明对人性的扭曲；3.新旧两种文明撞击中人物精神世界的分裂和痛苦。二、命运悲剧意识，哈代对威塞克斯地区人物文化心态的准确把握。三、生命悲剧意识，源自哈代的对生活的悲剧性感悟，1.个体生命的现实困境；2.人类群体的宇宙困境。关键词：生命悲剧意识人类困境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悲剧意识内涵丰富又复杂，一直是国内外哈代小说研究中一些分歧性意见所在。本文试图通过对哈代生活与创作的社会文化环境、作家感悟生活的独特性、叔本华悲观哲学对哈代悲剧意识的影响等诸多因素的考察，对哈代小说的悲剧意识作出客观、全面地评析。一、社会悲剧意识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故事都以他的故乡威塞克斯地区为背景。哈代在早期小说《绿荫下》中，曾对威塞克斯作过充满诗情画意的描绘：到处是一派田园风光，具有传统美德和人伦关系的个体劳动者，过着恬淡平静、和谐质朴的生活，宛如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从中不难看出，哈代对个体自然经济支撑下的宗法制乡村社会充满了深情厚爱。然而，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大工业文明的强大冲击力，使威塞克斯宗法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与这场变革相伴而生的是个体命运的改变。据英国史学专家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农民阶级逐渐消亡，而哈代的生活和创作几乎经历了这一全过程。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的哈代，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与乡村宗法文明的撞击有着深刻的感受和体验。一方面，他承认资本主义文明取代宗法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在感情上他又深深地眷恋着宗法世界的淳朴生活和传统美德，认为只有乡村才是“高尚人格和真正德行的绿洲”〔1〕，而资本主义城市则是“疯狂行动和道德沦丧的策源地。”〔2〕历史把一种在哈代看来并非理想的文明形态带进了威塞克斯宗法世界，导致旧的和谐破裂，个体农民经济上陷入破产、失业、贫困的悲惨境地，心灵也别无选择地被带进资产阶级道德、法律、宗教占统治地位的新世界，传统的伦理关系和价值观念遭到新文明的践踏，他们合情合理的生活愿望和理想追求在现实中破灭，陷入无法挣脱的痛苦深渊中不能自拔。然而，这种残酷的、违背宗法情理的变化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哈代陷入深深地忧患和困惑中。基于上述忧患和困惑，哈代在其“性格与环境小说”中，真实地反映了新旧两种文明形态的撞击带给小说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由此形成其小说的社会悲剧内涵。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19世纪中后期，威塞克斯个体农业经济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走向崩溃，个体劳动者陷入经济困境，并因此导致其命运向着悲剧方向转变。如，在《卡斯特桥市长》中，亨察尔与伐尔伏雷之间的较量，最初实际上是宗法式农业商品经营和先进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之间的较量，结果是伐尔伏雷战胜了亨察尔。亨察尔在商业竞争中的失败导致后来他在政治上、情场上输给伐尔伏雷，最终死于贫困和孤独；《林地居民》中，维恩特波恩的财产被查曼德夫人吞并而破产，并因此失去格雷丝；《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迫于生计去亚雷家做工，遭受亚雷污辱，后来全家失去房屋流落街头，又不得不委身亚雷；《无名的裘德》中，裘德因为贫困才不得实现求学的愿望。为求生存，他四处奔波，最后仍死于贫困。〈二〉在新旧两种文明形态的撞击中，现代精神文明成为一种扭曲人性、践踏传统美好价值的异己力量，使哈代心爱的青年男女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成空，理想破灭，最终成为现代文明的牺牲品。从文艺复兴始，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切价值观念都是在个性解放的口号下建立起来的。个性解放，一方面为最大限度地张扬个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使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道德成为社会共同观念的基石。哈代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越来越发达，现代精神文明却越来越走向堕落，以致于已经异化成为一种践踏传统美好价值的破坏性力量。这种破坏性力量具体体现为现代文明人的道德观念、社会的宗教、法律等，这一切直接导致了他的小说人物的悲剧命运。如，哈代笔下的主人公都追求美好的爱情，但真诚的爱情往往因持个人主义道德观念者的介入而遭破坏，结果或是历经坎坷在悲剧氛围中勉强以团圆收场，或是以主人公的悲惨死亡而告终。现代文明社会的宗教、法律等作为一种扭曲人性的异己力量，也阻碍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并最终把叛逆者打入死亡和孤独的深渊。如，苔丝遭受亚雷玷污时，法律保持了沉默，但当苔丝杀死亚雷时，法律却严酷地惩罚了苔丝这种反抗行为，把她送上绞刑架。裘德和淑真诚相爱，只因他们蔑视虚伪的法律和道德观念，终被社会舆论拆散。〈三〉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哈代不仅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践踏传统文明、反人性的一面，而且真实地反映了在新旧两种文明的撞击中，人们精神世界的分裂和危机，而这正是哈代社会悲剧意识的深刻之处。哈代小说中的人物虽然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但是他们却身处威塞克斯这个宗法色彩浓厚的特定环境中，因此，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是生活在两种文明形态的夹缝中，他们的心灵在异教文明和基督文明、宗法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撕扯中困惑着、痛苦着、挣扎着，最后无不心力交瘁，或死于非命，或陷入孤独。在《还乡》中，游苔莎厌倦沉闷寂寞的荒原生活，向往繁华喧闹的城市，荒原质朴的居民却视她为女妖，使她陷入孤独和痛苦中不能自拔。在《卡斯特桥市长》中，亨察尔固守着宗法家长的性格，不肯对现代文明作半点让步，最后众叛亲离，孤独而死。《林地居民》中，格雷丝既眷恋着乡村的纯朴生活和真诚情感，又向往着嫁给一个风度优雅、有教养的现代文明人。最后，她失去了维恩特波恩，心灵上留下永难抚平的创伤。在《苔丝》中，苔丝受辱后，乡村的人视她为伤风败俗的女人，她的命运也由此开始向悲剧方向转折。《裘德》中，淑私下里收藏着维纳丝、阿波罗这些异教神的塑像，大胆追求两性间不受任何世俗形式约束的爱情。但在与裘德同居时，又产生一种犯罪感和堕落感，因此内心在异教和基督的争斗中十分痛苦，最终还是把自己的生命殉了世俗的基督文明，心灵却永远也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总之，哈代的主人公们或因执着于传统而被现代文明所抛弃（象亨察尔），或因具有超前生活意识或行为而在宗法色彩浓厚的环境中陷入孤独，甚至死于非命（象游苔莎、苔丝），或者在现代和传统的撕扯中陷入孤独和痛苦，再也找不回心灵的宁静和幸福。哈代把生活在两种文明夹缝中的男女们的心灵创痛，描绘得如此细腻、真实、深刻，与同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相比，他的确高出一畴。他不象巴尔扎克、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大师那样，只是居高临下地揭露批判社会现实中某个阶级的罪恶，反映某个阶层的苦难，而是着眼于19世纪中后期威塞克斯这一特定地区的文化变革，真实地反映两种文明、两种文化撞击过程中普通人的命运变化。因此，哈代小说所揭示的社会悲剧，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社会悲剧现象，而是包容了更复杂、更深刻的文化内涵。二、命运悲剧意识哈代小说中存在着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和命运观念，这几乎已成为哈代小说研究者的共识。只是前几年，有的评论者把哈代小说的这部分悲剧内涵粗暴地贬低为小说的局限性和不足，有的则简单地把它说成是希腊命运观念的再现。笔者认为，哈代小说中的确有浓重的命运悲剧意识，但它不是小说的局限性或不足，恰恰相反，命运悲剧意识，是哈代对生活在威塞克斯这一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文化心态的准确把握，它使得小说更加真实感人，与希腊命运观念相比，它具有更丰富的现实生活内涵。哈代命运悲剧意识的形成，可追溯到他早年的家庭生活环境。在家里，哈代受祖母和母亲的影响很深，她们俩都是在弥漫着浓厚的宿命论色彩的乡村长大的，很自然地用宿命论对哈代解释她们的生活体验。哈代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母亲的观点，也是我的观点：一个人高举着手臂站在我们面前，每当我们朝着可能成功的方向跨出一步，他就把我们打回来。”〔3〕哈代从祖母和母亲那里接受的这种影响，使他在看待现实生活中人们遭受的苦难和不幸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套用“这是命中注定的”这句乡里人常用的话。后来，哈代阅读过大量的希腊悲剧作品，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念，更加深了他的命运悲剧意识。具体到“性格与环境小说”中，他在真实地再现19世纪中后期英国农村的社会现实图画的同时，又用命运来解释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原因。他认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凌架于一切之上的神秘力量，他“掌握着我们的命运，正象顽童捉到飞虫一样，为戏弄的缘故而杀害我们。”〔4〕哈代把这种神秘的力量或称作命运，或称作“老天”、“天神”，它总是无情地把人一步步逼进悲剧陷阱，无论你怎样抗争，终是厄运已定，在劫难逃。因此，他的小说人物每每遭受不幸时，总要在内心的困惑和痛苦中对命运或“老天”发出诘难。游苔莎喊道：“老天哪，我对你一丁点儿坏事都没做过呀，那你想出这么些残酷的刑罚来叫我受，你有多残忍哪！”〔5〕淑在孩子死去后心痛欲裂地对裘德喊出，“命运因为咱们听从了自然，……所以就在咱们背后给了咱们这一刀！”〔6〕哈代自己也时常站出来对命运的不公和残酷发表议论。苔丝受辱后，他又痛心又惋惜地说，“这是命中注定的。”〔7〕苔丝死后，他又把悲剧的原因归咎于命运：“典型明正了，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的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8〕其次，哈代在小说中设置了大量偶然巧合的情节，这一切偶然巧合的因素构成人物命运向悲剧方向转折的契机，使人想到其中必有一种贯穿始终的决定性力量，这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就是命运，它往往通过一系列偶然巧合的事件来显示自己的意志。在这些偶然巧合的事件中，由于某个人一时的疏忽或差错便埋下了祸根，人物的命运由此向着悲剧方向扭转。克林曾写信要与游苔莎和解，信被放到游苔莎房间抬眼能及的壁炉搁板上，苦盼着丈夫谅解的游苔莎绝望地从它身边走过却未看到信，从此永远消失在雨夜中。苔丝婚前偶然把信错塞到地毯底下，结果新婚之夜被克莱遗弃。伍尔夫曾说，哈代“被一种感觉所驱使，认为人类是他们本身之外的某些力量所玩弄的对象，这使他极端地甚至夸张地利用偶然巧合的情节。”〔9〕第三，哈代小说人物的悲剧命运还含有家族遗传和因果报应的成份，它使哈代命运悲剧意识的蕴涵更趋神秘性和复杂性。苔丝的贵族先祖们曾经无情地对待过昔日农民的女儿，时过境迁，苔丝的受辱便是祖先罪恶的报应。还有那阴森恐怖的四轮马车的传说，德伯家的人听到它的声音就会大难临头。裘德和淑的先辈大多婚姻不幸，他们在同居之前便有不幸的预感，最后两人也同样以悲剧结束。这一切使人感到，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似乎在前世就已经注定了，世事蹉跎，主人公早已注定的悲剧命运不可逆转，挣扎、反抗都无法逃脱。三、生命悲剧意识面对心爱的威塞克斯男女的悲惨遭遇，哈代陷入深深的忧患和困惑之中。在忧患和困惑中，他试图对他们的现实困境和悲剧命运作出哲学意义上的阐释。正是这种主观的阐释，使哈代小说流露出一种浓重的生命悲剧意识，也赋予他作品以某种形而上的哲理意蕴。在西方哲学史上，生命悲剧意识始自叔本华的生命悲观哲学。哈代小说中的生命悲剧意识，在后期曾受到叔本华生命悲观哲学的影响，但它的形成并非源自叔本华。理由有二：其一，据哈代第二位夫人的《哈代传》提供的材料，在1886年前，哈代并未接触过叔本华的哲学著作；其二，在1886年前创作的《还乡》、《卡斯特桥市长》、《林地居民》中，哈代生命悲剧意识的基本内涵已经形成。因此，我认为哈代生命悲剧意识的形成源自哈代对生活的悲剧性感悟，而非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弗罗伦斯·哈代在《哈代传》中谈到，哈代自幼性情孤僻、忧郁、敏感，这种精神气质使他善于以悲剧眼光审度人生。以这种悲剧性感悟生活的方式，去体验两种文明的激烈撞击给人们带来的现实苦难，哈代对社会变革的忧患和困惑，便上升为对生命存在的悲剧性意识。他悟到：“人世充满了忧患和痛苦”，〔10〕“没有一条通向幸福的路，甚至也没有一条避免不幸的路”，〔11〕“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本身就是极大的悲哀”。〔12〕究其原因，除了客观的社会因素外，哈代认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