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和人民主体

新中国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和人民主体新中国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和人民主体作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新中国延续解放前中共革命历史实践的探索成果，在政治与社会、国家与民众之间继续摸索创造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形式，在新的关系结构与互动机制里，国家的政治实践并未单纯局限于上层的体制空间及由此展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或官方意识形态指导等，而是能同时与自下而上动员人民大众的主体性认同及社会性参与相结合，形成一种特殊的国家—人民的复合互构。这与中共革命时期以来一贯强调和坚持的如“群众路线”、群众运动等政治原则及方法相吻合。这一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代初所开展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政治社会运动中仍不例外。新中国政权甫一建立，就被迫迎来一场与世界霸权强国美国及联合国军的军事较量，这场战争不仅事关新中国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安全与民族国家利益，更关乎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及地位乃至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信心。尽管抗美援朝战争伴随着“保家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内涵，但它也在两个向度上超越了一般的民族国家逻辑：一方面，抗美援朝具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支援和鼓舞亚非拉独立解放的道义诉求，而包含了民族国家与国际主义的辩证结合；另一方面，抗美援朝战争也决不仅是在东北国界以外的他国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军事战斗，它在中国国内也同步掀起与战争相呼应、相配合的多种政治社会活动，尤其是与国内全民自下而上广泛积极参与的支援运动紧密联系，从而为抗美援朝战争开辟了一条相应的中国国内战线，包括向下深入至社会大众的生活空间与脉络中进行群众运动动员的“下半身”战线，实现了民族国家与人民主体的辩证结合。新中国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政体认同，致力于追求中国、东方乃至全世界人民当家做主、团结解放，抗美援朝战斗作为保卫初生的新中国和推进全球人民普遍解放的历史努力的一部分，本不应外在于身为新人的中国广大民众自身；然而，要实际地，而非概念地构建这一与人民群众的内在政治关联，则须依赖一系列具体的群众动员、召唤实践，让人民群众作为自为的政治主体现实地现身出场和参与革命。以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的概况为例，在中共北京市委带领全市人民开展的大量社会动员工作中，便包括“采取多种形式在群众中广泛深入地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工作，充分调动群众的爱国热情”，“号召青年参军参干，号召人民捐献钱物，并号召人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为前方将士解除后顾之忧”以及“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英雄事迹教育人民，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等，北京市民在此一系列社会实践过程中展现出其“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本文即以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室选编的当地抗美援朝运动时期有关社会动员的历史档案为基础进行分析，在对档案和文献资料加以掌握、考察、分类和归纳总结的前提下，结合中共革命新政治原则的启发，以把握1950—1951年间抗美援朝战争初期首都群众社会运动潮流的开展机制、构成与特征，所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里人民大众自在的主体性如何生成、展开为自为的主体性，及其内在的动态结构、实践脉络和所涉及的不同层次的政治社会联系与内涵。抗美援朝背景下的国内群众性社会运动是中共执掌全国政权后首次进行的具有国际主义面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它既往前继承了解放前革命时期群众动员的历史机制与路径，往后也为新中国1950—1970年代支援第三世界革命斗争的全国性群众运动之组织和开展奠定了基础经验与方式。从这一连贯的历史线索考虑，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归纳抗美援朝运动时期首都群众动员的重要实践特点，即：重视从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出发；结合民众切身的日常实际行动脉络，激活其主体能动性；与多种不同的主体性身份认同的再生产相联系；为推动国内人与人新型社会关系的创造提供历史契机；在思想上转变对美国的认知，培养形成新的爱国观与世界观。立足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原则强调民众自身的内在主体性关联，与以人民为主体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进路紧相联系，它决定了诸种群众动员的实践形式始终注意向下结合群众本身的自我属性，调动其主体的认同与投入，以启发和召唤人民的自觉意识与潜能；或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路线，深入到人民自家内部的具体生活语境中进行宣传、动员。在此基础上，北京市的抗美援朝大众动员工作总结了多种经验和技巧方法。例如，北京市总工会对在工人群体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总结出“诉苦”这一曾大量运用于中共解放前革命动员的经典方式的优势，认为“诉苦是展开群众性自我教育的有效方法”，“经验证明：诉苦是工人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最好的方式之一”。诉苦之作为群众“自我教育”的途径，本身就突出了群众的自主性或主体性角色的重要性。通过动用诉苦方法，“以群众亲历、亲闻、亲见的活生生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能“使职工对美帝国主义的理性认识与自己的真情实感相结合，树立起深刻的仇美思想”，从而在诉苦大会上，工人群众的阶级感情与觉悟极易被感召和调动起来，这得益于诉苦是一种有助于激发人们感同身受的同情与共鸣的方式，能把工人“自己的”感情召唤出来。尽管如此，诉苦办法的成功应用仍需注意在群众中“事先很好进行酝酿，充分准备”，这一“预热”过程实际也是与群众自身的主观心理和思想活动逐步相适应、相结合的过程，以求诉苦的感动效果易于在人们那里得到内在落实。同理，我们还能看到在动员职工群体订立抗美援朝爱国公约的行动中，“必须通过群众，经过群众充分思想酝酿，变为群众的要求”成为必要的步骤。厂矿企业单位制定爱国增产计划时，也须注重深入的动员、酝酿，并“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这样计划订出后，才能得到职工自觉执行的保证”。也就是说，这种通过结合和发动群众自身的主体主动性的方法，有利于激发群众对所订计划的自主认可与积极态度，继而真正将所订公约、计划视为己出。正是基于这些原理，干部引导下的工人们在集体制订爱国生产公约的过程里，其“把行政的产品计划变为群众自己的生产计划和奋斗目标”才是可能的。如此，支援国家对外的军事战斗和满足国内生产的行政任务才不致成为自上而下或外在的命令式，而是能与群众的主体地位或主人翁感觉相统一的，能同时使群众自觉为自己的事业。群众路线的政治准则与工作方针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机制里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使面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能切入群众自身的生活空间与行为结构，向下与群众自家具体的实践状况和条件相连接。例如在深入日常街道居民的居住环境中进行宣传时，须懂得具体联系街巷、街道这一特殊的空间情境，“宣传应联系他们生活中的体验和他们住在的街巷中发生过的事情”，结合街坊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这样助益于“引起他们的注意”，调动他们的兴趣与热情。宣传工作队“要会聊家长里短”，联系居民的“家庭和个人”，即从他们身边琐碎的日常俗事入手而“启发他们”，以此与居民们打成一片，并进一步对其进行有效的宣传鼓动。这一联系群众的方法“由家中琐事谈到国家大事，很自然地教育了群众”。在组织大学生下乡对农民进行宣教时，也要时刻适应其农村乡土的社会空间条件，在宣传队创作和表演宣传节目中，“就地取材，编成短剧，或用农民熟悉的小调套上新词”，则更能得到村民的亲切欢迎；宣传人员通过在宣传工作之余，“主动帮助农民扫地挖河”，医学院师生则通过在各村开展“治疗麻疹，为老乡种痘”，而与农民们融为一片，让宣传鼓动工作更能深得农民们发自内心的信任与接纳。出于顺应村民的主体认知条件，“简单通俗使农民易于接受”“深入浅出”、接通在地空间而“采用当地的真人、真事作为宣传材料”等方式，能使“群众体会最亲切，最深刻”。双槐树一名从事下乡宣传的团员说道：“我给人家剃头，怎样宣传抗美援朝呢?想了半天，想出来了，谁来剃头就给谁宣传”，从而做到了在渗入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空间里“随时随地抓紧每一个机会向群众进行宣传”。这一切做法实际与中共在解放前，譬如在抗日反帝战争时期必须深刻“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的政治动员路线如出一辙。正是基于密切贴切广大民众具体的生活条件和主体条件这一原则，首都基层单位在总结群众动员工作的经验、策略运用及其优缺点时，经常提及需遵守群众自愿为前提，照顾民众大多数的情况等，对过分冒进以至脱离群众实际状况的工作方式时常注意检讨。这一类总结意见在这批历史档案材料里决不乏见。激活群众自身的实际行动资源与脉络在立足于人民大众主体生活及主体认同的基础上，抗美援朝的社会动员运动进一步寻求与民众切身的实际行动脉络建立更紧密的连接点与激活点，通过与人们日常的工作、学习、劳动等实际行动内容相融合、相激荡，号召其以切己的能动性实践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或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激情诉诸自身岗位上的实际行动而表达出来。正如于光远刊于《中国青年》的1篇文章所说：“一个真正热爱我们祖国的青年，他就可以并且应该就他的工作岗位或学习岗位，把这种爱祖国的热情转化成实际的行动。”这一方面使得抗美援朝的社会动员和思想教育获得了植根于大众种种切身行为方式的落脚点，获得了更为具体而现实的召唤群众能动性激情的路径；另一方面也让人民大众在支持抗美援朝的实践里找到更明确的和更对接于自身行动状况的方向；而且，在把自己的日常工作、学习、劳动等连接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指向的普遍性事业后，人们也为自身平凡的日常生产、劳动等事务赋予了更高远的意义感乃至崇高感，从而不但能更强烈地唤起人们的行动热情，同时还启发普通大众获得一种围绕理想主义和人生意义的精神满足。在支援抗美援朝社会运动之初，鼓励人们从各自的实际劳动生产、学习等行动出发与抗美援朝联系起来，就已成为常见的动员手段。如鼓舞工人“用努力生产节约坚持抗美援朝运动”，学生“努力学习掌握知识、技术，准备随时为祖国服务”，机关职工“提高工作效率，做好工作”，工商界“积极贯彻政府政策，反对投机操纵、囤积居奇，在经济战线上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等。又如通过开展爱国劳动生产竞赛，把工人群众支持抗美援朝的积极热情“巩固在实际行动中”。与之相同步，对工人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教育也与这一系列生产运动的踊跃开展相互结合而更有收效。而订立爱国生产公约的形式，则既“直接推动了生产”，也“使抗美援朝运动有了实际的内容”。凭借实际生产劳动支援抗美援朝在获得人民大众的主体性认同与觉悟后，也振作起大众自发的热情投入。钢铁厂工人在检修高温炉时，“一想到前线同志流血，自己只流点汗，劲就大了”；并就检修工作提出“多发现一个隐形事故，就等于多消灭一个敌人”的口号。借助订立爱国生产公约及捐献运动，工人们反映将国家大事“联系到生产，干起活来自然劲头就大”，部分职工在对抗美援朝运动意义的觉悟提高后，甚至在领得薪水时首先想到了用于捐款。郊区农妇也在“多流一点汗，志愿军少流一点血”的口号下，加紧农业增产劳作，积极发展副业，把养鸡、纺织等副业劳动与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联结起来，声言“要把这肉鸡变成飞机”“从针眼里造出飞机来”。对处身于上述以实际生产劳动支持抗美援朝氛围下的广大工人而言，生产俨然被赋予了与国外军事战争相呼应、相配合的作为国内经济生产战线的意义，从而分别构成了抗美援朝战斗的“外”与“内”及其彼此互动。这反过来也将抗美援朝战争的紧张时势转换为刺激工人群众劳动志向、推动国内工厂经济生产建设的契机，进而“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及职工的个人行动经常组织到一个全厂的推进生产的总奋斗目标上”。在此背景下，国内外的事业是相互支撑的。而国家事业与“职工的个人行动”也能相互支持、相互满足，即工人的生产支持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并被引向支援国家抗美援朝战斗的意义上，而国家事业的进行也关联于人民的主体充实感或当家做主感的召唤，故如萧德在《中国青年》1篇文章中所谈到的：“我自己既是人民，这民主专政里就有我一份，自己就是祖国的主人翁，要抱着这种主人翁的责任感，去关心自己的祖国，去尽力把祖国的事业搞得更好。当这样想的时候，自己全身就充满了力量，一做工作就会想到：我这个工作是为了我的祖国做的，如果做得不好，就是有失国家主人翁的职责。”与此同时，这一为国家、为民族乃至为他国和世界人民和平解放而劳动的意义视野，也充实、升华了劳动者内在的身心尊严和价值感，鼓舞和扩展了职工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