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读后感【参考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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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读后感【参考4篇】【导读引言】网友为您整理收集的“后汉书读后感【参考4篇】”精编多篇优质文档,以供您学习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下载吧!后汉书读后感7【第一篇】读《后汉书》对于一个对儒学有研究,白手起家的马上皇帝来说,对儒家思想可能会造成的一些问题,刘秀未必不清楚,但是他除了尽可能控制局面以外,根本没有扭转大势的机会。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之所以能获得称帝的机会,靠的就是儒家崇尚正统的思想,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也实有赖于亲族、外戚和昔日同学的支持。这些人多是地方实力派,是他得以在事业上成功的根基,刘秀最多只能做到不让他们影响宏观局势,但在微观上,刘秀仍无力对抗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比如刘秀曾经试过用“度田”来抑制地方势力,但矛盾的激化使他不得不选择不了了之,它说明,刘秀无法用单纯的法令来摧毁地方大家族的力量,而如果他坚持打击豪族右姓,恐怕没多久也会面临王莽同样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刘秀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儒学的“仁德”教育来顺势利导,再辅以各类诏书,以使社会不至于贫富差距拉得太大、矛盾冲突不可收拾。黄仁宇说刘秀“虽是超级政客,军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这种批评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刘秀身处的环境使他无法单靠个人的力量来扭转整个社会崇儒的客观状况。他既然无力去堵,就只有想办法去疏。实际上,在表面的宽柔后面,刘秀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执法的重视。祭遵斩杀刘秀犯纪的亲兵、董宣将杀人的湖阳公主家奴就地正法,刘秀对他们都表现出了相当宽容的态度,这说明,刘秀明里大兴儒学,用儒学来引导大族贵戚谦抑,暗地里也还在用法家思想来尽可能去堵住他们乱纪的可能性。史称汉明帝刘庄“善刑理,法令分明”,这很有可能是刘秀所教。刘秀对自己的这位太子显然是十分满意的,12岁的刘庄居然知道下面官吏欺下瞒上的伎俩,这自然会令刘秀对问题的最终解决抱有一丝成功的希望。但明帝仍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他虽不失为一代明君,可惜仍是单枪匹马在作战。他可以利用前汉的影响,把王朝的触角重新伸回到汉廷曾经到过的领域,但在思想上,他仍无力打开一个新局面,因为当时的社会并没有提供其它适合的哲学思想作为王朝支持的力量。明帝的法令分明,已经使儒臣们颇有微辞,而他对中下层官吏的格外“关照”,也给了地方官员不少压力。有鉴于此,章帝又逐渐走向放任政策,前面两代皇帝坚持的儒法并用,最终还是以儒家取得完全的胜利而告终。刘秀的崇儒,原本是希望顺势而导,通过“引”来使豪族自抑,通过“堵”来防范豪族的不法行为,以维护社会整体稳定。他不愿派兵向外,当然也是出于安定内部局势的考虑。可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随人意,他的柔道治国,在几世后使“堵”的一面完全失去了效果,而“引”则日渐走向极端。社会贫富不均已是越演越烈,法律慢慢作为掌权者手中的工具来随意听从自己的喜好而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开始不可避免的走向行为极端化,最终引发大范围的流血冲突,使国家滑入了灾难的深渊。有一种看法认为,后汉在儒家兴盛的背后,同样埋下了分裂的隐患。《剑桥中国秦汉史》一书中就将后汉的儒家划分为“儒家中的法家”、“儒家的守旧派”、“儒家中的道家”三大类型,并认为它们分别对应着“官员”、“文人学士”、“地方精英”,然而这种划分很难找到客观的辨别标准。因为某人很有可能既是“儒家中的法家”,又是“儒家的守旧派”,或者既是“儒家的守旧派”,又是“儒家中的道家”。实际上,他们的共同意识更远大于彼此之间的分歧,他们顽固的理想主义和实现儒家理想的努力,造成了与外戚、宦官长期的冲突,党人主要就是由他们组成的。后汉书读后感(10)【第二篇】读《后汉书》光武帝刘秀的这个“中兴”,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中兴”都不同。别的“中兴”都是在原有的王朝框架内中兴,惟独“光武中兴”是原有的王朝已经不在了,再来“中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南宋陈亮在《龙川文集.酌古论一》中就说:“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实际上,刘秀不仅仅是“中兴之主”,还是一位“定鼎帝王”,后汉的江山能够建立,实是他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他的庙号称为“世祖”(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应劭曰:始取天下为祖,高帝称祖是也;始治天下为宗,文帝称太宗是也。颜师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确是名副其实。那么为什么汉亡了居然还能中兴?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需要了解前汉亡的原因和背景。前汉之亡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戚势力过大,一个是刘室宗亲过于分散,而皇帝一系(就是前面说的“大宗”)又衰微,到平帝死后,连找一个近支宗亲都困难。于是,这两者共同作用,使王莽能够凭借外戚的势力,倚靠手中的权力,在平帝死后一步步向帝王宝座靠近。不过前汉末期的背景则更让刘室宗亲有复起的机会。据《汉书.平帝纪》,前汉末刘室宗亲已超“十有余万人”,遍布全国各地,从理论上说,他们都可以有“奉大宗”的权利。这些人虽然有的已经没落,但不少人在地方上还具备一定的资财、地位和声望。此外,前汉立国200多年,其中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都还可以算是不错的皇帝,到宣帝时,汉王朝又是四海名声大震,士民之心已固,而元帝的好儒,又使民间崇尚正统。宣帝死到王莽篡汉,才距离50几年,老人们对匈奴单于来朝、西域诸国送质、诸羌纷纷臣服等津津乐道的事情肯定还是记忆犹新,所以“民心向汉”是不争的事实。三辅的老吏们见刘秀的部属经过时垂涕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就有力的证实了这一点。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王莽末天下大乱,无论是农民起义军也好还是地方实力派也好,多数都立刘室宗亲或者奉汉年号。再则,前汉虽然外戚盛,但主要势力多集中在京畿一带,他们的根基和影响力也基本上都局限在社会上层,而对下层的平民老百姓没有多少文化上的影响力。王莽的篡位和一系列的改革,不仅仅触犯了散布在全国各地刘室子孙的利益,也触动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再加上天灾人祸,流民失所,他根本无法在社会下层建立起自己的民意基础。他让刘歆搞什么“相生五德”,终究无力挽回民心;而他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系列举措,又使边疆也一刻难以安宁;他用以造势的图谶,更是为光武等人效仿去作为起兵、称帝的借口。所以,王莽在位的这十几年,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乏善可陈,一到天下争相起来造他的反,他的灭亡就已经只是迟早的事了。这时,刘室宗亲凭借着汉朝200多年的民意基础,终于可以找到复起的机会。汉能够复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过200余年的苦心经营,在前汉末期,王朝周边已经没有与汉棋逢对手的敌人。汉武帝对匈奴、西域、西南夷的连年用兵,不仅仅使汉王朝的影响力大增,还极大的打击了周围的反抗势力,后来的诸帝又能灵活采用分化、瓦解、怀柔、和亲等政策,使前汉末期王朝四周没有能和汉一较短长的力量。所以,当王莽进行朝代更替及王莽末天下大乱时,没有一种势力能够象后来的蒙古人或者满族人一样趁虚而入。光武即位以后,西域诸国争着送子到洛阳为质,这也说明,在有过前汉对外大规模的战事以后,周边对汉朝的实力颇为忌惮。于是,外面的敌人不敢进来,中国内乱就只是关起门来在里面打。王莽灭亡以后,各参战的不管是真是假,领头的都称高皇帝的子孙,打完了,天下一统了,把门一开,天子还是姓刘,家还是这个家,最后的胜利者就是“中兴之主”。后汉书读后感8【第三篇】读《后汉书》刘秀的崇儒,为他的子孙们树立了榜样,使后汉的皇帝基本上承续了儒学治国的方针,前汉百家并存的局面终于一去不复返,而儒学则对后汉也造成了几个比较大的影响。这几个影响,笔者可以将它归纳为“四重三轻”。其一是重血亲。重血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兄弟和睦。后汉皇子之间的兄弟友爱在其它时期是比较少见的,甚至于太子被废都能保全善终。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隋唐以后,太子被废,未有善终者,惟东汉皆保全”,“盖自光武及明、章二帝,皆崇儒重道,子弟皆于孝友之训深,故无骨肉之变也。”其实,赵翼只说了其一,未说其二。按《后汉书.百官志》,后汉的诸侯国,其官署制度延续了前汉自成帝以后的办法,只设相和傅,相管理民政,傅则导王以善。相、傅都由中央任命,而他们的权力也非常之大,比如公沙穆做缯相时,竟能没收缯侯刘敞所侵官民田地,废其庶子,收考缯侯犯法的奴仆,弄得刘敞流涕认罪,可见后汉的诸王已经完全不可能具备对抗中央的力量。这样,由于制度的约束,兄弟之间没有了直接的利益冲突,再加上儒家的教导,使后汉极少见到兄弟之间反目的事情。重血亲的另一方面就是崇母族了。刘秀因为亲眼看到王莽移国的弊病,对外戚多加控制。他废掉有世家大族背景的郭圣通,而立了乡里微贱的阴丽华为后,显示出他对外戚势力的警惕,但刘秀并没有从制度上防范外戚势力的崛起。明帝的皇后马氏贤德,对自己的亲属尚能够自制。但由于始终缺乏制度上的约束,又恰好赶上章帝以后几代皇帝都是年纪轻轻就驾崩,权力无疑都移到了皇太后手里,外戚终于抬头,开始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使后汉的外戚势力之大甚至超越了前汉,长时间左右着朝政。这就是儒家“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思想的负面影响了。其二是重师道轻爵赏。后汉从刘秀开始就相当重视对皇子的教育,在儒家“尊师重道”教导下,皇帝的老师享有别人没有的特殊礼敬。比如明帝的老师桓荣,年逾八十,皇帝仍多亲幸其府,会诸王将军以下及门生数百,皇帝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大师在是”。桓荣若有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医相望于道”。于是在这种恩宠之下,桓家到五代孙仍有声名。对师道的重视也导致了家学渊源的兴起,不同的派别经常会出现相互交锋,甚至会为哪种经可立博士而争论不休,所以,后汉的学问尤其崇尚家传正宗,子承父业很常见。杨震以明经学博览而入仕,直到四世玄孙杨修仍以好学出名,后为曹操所杀;袁安的祖父就曾以明经任太子舍人,而到他的玄孙袁绍、袁术时,袁氏一门已有六人任过三公之职。杨、袁两家都是四世三公,而其他的官宦世家也不少见,久了就自然形成门阀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世袭制”。而另一方面,后汉对爵赏从来就没有吝啬过。就赏赐来说,由于后汉的诸王和功臣们都没有多少政治权力,皇帝为了弥补,给他们极高的秩禄,让他们享有别人没有的殊礼,金钱物质赏赐也很优渥,多有上千万的,也常会连及一两代。这在亲族功臣不多的情况下可能还不要紧,但子孙繁衍多能保全的话,延续几代后自然会给朝廷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桓帝延熹五年诏减虎贲、羽林不任事者半俸,还有灵帝熹平三年、六年、光和三年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以及光和元年、中平四年的卖官鬻爵,显然就是政府财用收入不足的明证。就爵位而言,皇帝常招德高望重的大臣子弟为郎官侍卫,待成年后任以重职,使他们的爵位能得以承续。杨、袁两家四世三公,就是这样产生的。此外,袭爵也是常用的办法。邓太后为了博一个好名声,对亲族、功臣中因为大宗无嗣而绝国者,大部分都慷慨的通过支族“承爵以奉大宗”的方式给予了恢复;而桓帝诛杀梁冀,一次就封侯十三人之多,对其中的宦官,竟能允许他们收养子嗣以作传爵之用。所以,后汉已经开始重视门第,一个好的出身,等于拥有了巨大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不但容易进入仕途,还能够凭借几代积累起来的名望,与各种势力做长期的抗衡。滥加封赏无形中还助长了社会上的奢靡风气。民间婚丧嫁娶的相互攀比,虽朝廷屡发明诏亦无法禁绝,而地方官员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也多不会采取有效措施来鼓励民众力行节约。一旦自然灾害到来时,百姓和官府往往缺乏足够的储蓄物质来救济,卖官鬻爵、以钱释罪也成为政府增加收入的方法之一,而百姓则往往陷入极端贫困,埋下了反抗的火种。其三是重文轻武。后汉是一个十分重学的时代,从刘秀和他的开国功臣开始,崇尚学问渐成风气,而其中的经学更是兴旺。尽管刘秀受成长环境的影响也信谶学,甚至以谶语定过官职,也宣布过“图谶于天下”,但当时普遍是把谶学当作经学之一的。桓谭敢当着刘秀的面说“谶之非经”,表明正统的儒家经学仍占据着绝对优势。事实上,早在后汉立国之初,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困、桓荣等辈就开始云集京师,在他们的传授下,经学极度繁荣。当时《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共十四类被朝廷立博士,其它未立的更是不胜数。明帝还亲自讲经,观听者“盖亿万计”。在这种重视和推动之下,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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