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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刚具有国际学术地位的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的开创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13年7月10日生，湖北红安人。1934年武汉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毕业时成绩全院第一；三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194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奖——大卫.威尔士论文奖，到目前为止也惟一获此奖的中国人和亚洲人。这个奖被业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与他同年获得威尔士奖的，还有后来被称为古典经济学扛旗人的萨缪尔森。当张培刚获奖的消息在国内传开时，他当年庚款留美的指导老师，我国著名经济学大师陈岱孙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当年自己的博士论文也曾入选威尔士奖，但是最终被他的同班同学获得，自己与该奖项擦肩而过。今天他终于看到一个中国留学生跻身于哈佛大学的最高荣誉。而当年与陈岱孙先生竞争的同学，正是张培刚哈佛大学的老师张伯伦。1949年，这篇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并成为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教授50年代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在老师给他的书单上意外的发现这本惟一一个中国人写的书。《农业与工业化》1949年作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69年在美国再版。1951年春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其价值不仅在于提出了一个系统理论，而且很多现在人们熟知的观点在这本书中都已经先提出来了，如农业四大贡献理论、基础设施先行理论、外贸出口弹性理论等等，后来这些理论一一被别人阐发，他们都因此而成名。现任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2004年7月CCTV10《大家》栏目播出了对他的访谈。下面是部分经济学家对他的评价：厉以宁：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在国内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因为他是最早建立自己的、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一条模式。胡鞍刚：在五十年代实际上，南有张培刚先生，北有马寅初先生，他们俩都对中国的发展我称之为做出历史性的知识贡献。高鸿业：我们中国经济学界把他称作为“发展经济学之父”，我也同意，我觉得恐怕评价起来至少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梁小民：这话不仅我们中国人说的，外国人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有一次一个外国专家到中国来，他曾经跟我们讲，他说你们都以为刘易斯、舒尔兹是发展经济学大师，实际上发展经济学大师在你们中国，那就是张培刚先生。谭崇台：因为他的知名度很高很高，因为培刚同志这个人我很了解他，学术上是第一流的，外语是第一流的，最重要是人品是第一流的。淡泊名利（1948年张培刚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担任顾问，他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但在解放前夕，张培刚舍弃了600美金的月薪从曼谷再次回到武大）；严谨求实（《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对每一个理论都必追根溯源，一定要找出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人，然后是如何演进的；为写《农业与工业化》，他看的参考书超过当时任何写这类书的、这样范围的人，英文、法文、德文的文献他都读过，资料非常翔实，令张五常都为之折服。他带学生后凡署名文章都必是确实亲自参加了的，绝不挂名。）；公道正派，不骑墙，不搞小圈子（不推荐，让学生自己去闯，学生中比较知名的有董辅礽、徐滇庆、巴署松、张军扩、李佐军等）张老聪明绝顶，他93岁的脑子比我们33岁的脑子都好使，在90寿诞上他还可以叫出40年代他教的全班学生的名字。著作：(1)《清苑的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2)《广西粮食问题》，商务印书馆，1938年；（3)《浙江省粮食之运销》，商务印书馆，1940年；(4)《农业与工业化》，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49年英文版初版，1969年再版；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初版，1988年重版。(5)《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合著），人民出版社，1980年。《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棗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湖南出版社，1991年。《新发展经济学》（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微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国粮食经济》，1998年。主要论文：收入《张培刚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链接：=35刘大中（1914—1975），《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传记的唯一一位华裔学者。江苏武进人，生于北京。交通大学唐山工学毕业，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初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抗战时投身国民党政界，曾任驻美大使馆商务参事处副参事。1944年7月曾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之“布雷顿森林会议”。1946年，第一个做出中国的NationnalAccounts的试图。后回国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1948年后侨居美国。历任国际货币基金经济研究处专家、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兼任教授，美国计量经济学会计划委员会委员、兰德公司顾问，康奈尔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仟，计划经济学会计划委员会主席，福特基金全研究员，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经济问题小组委员等职。在美国经济学界颇有声望。1961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8年返台出任“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领导赋税改革规划事宜，主持制订新税制，研拟25种田税改革方案，主张建立货币市场，以浮动汇率代替官式汇率，奠定了台湾现代化税制基础，对促进台湾经济贡献颇大。余英时1999年的一篇文章说：“台湾经济之有今日，当时（二十年前）都说‘六院士’，即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邹至庄、顾应昌、费景汉等六人建言有功。”在他去世之后，库兹涅兹（197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专门撰写一篇长达16页的文章以纪念他。蒋硕杰（1918—1996），截至目前惟一一位获得正式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的华裔经济学家。湖北省应城人。日本庆应大学预科毕业，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哲学博士与经济学博士。1945年冬返回中国，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调查研究处处长。1947年执教于北京大学。翌年去台，在台湾大学执教。1949年赴美就任国际货币基金会研究员。1954年偕刘大中返台任“行政院”经济顾问。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60年任美国罗契斯特大学教授。自1954年至1960年，台湾当局根据蒋硕杰的建议，先是改采高利率政策以对抗通货膨胀，接着废除复式汇率，改采单一汇率，让新台币贬值到市场能够承受的价位。这样推动贸易自由化、鼓励出口、推进国内外工业合理分工的自由经济政策，奠定了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1969年转任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1970—1971年出任台“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委员。曾任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1976年任台经济研究所所长。1980年改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1963年以后，台湾的自由经济政策没有继续推动下去。蒋硕杰后来在台湾的岁月，地位虽然显赫，但内心的感受，他自己是用“苦寂”二字来形容的。邹至庄（1929—），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是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主要贡献是“邹氏测试”（Chow-test），是研究耐用品需求函数的先驱。1989年，美国的《教育经济学报》(JournalofEconomicEducation)“全球经济学家排行榜”，他名列第28位，是华裔经济学家中排名最高的。1993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俱乐部”评选的“29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是唯一上榜的华裔学者，排名第8。（4）张五常（1935—），新制度经济学开创者之一。在中国大陆，他很有争议性。我也曾写过一些文章指出他文中的一些错误或失误。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在2002年写过《何必为难张五常》的文章就说过：“我们应该看真正的权威人士对张五常学问的评论，而不应该只看国内几个尽管有点名气，但实际上毫无学术建树的人的评价。比如应该看弗里德曼、阿尔钦、科斯、贝克尔等对张五常的评价。......在经济学上，贡献最大的要算经济思想，其次是技术方面的东西。而张五常是极少数的对经济学思想很有贡献的人，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中，有很多是仅在技术方面有贡献的，当然没法同张比。”黄有光（1942—），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讲座教授。1971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贡献主要在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与微观经济学的某些方面（包括俱乐部理论、资本论、消费者选择）；与杨小凯教授共同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1986年入选Who'sWhoinEconomics:ABiographicalDictionaryofMajorEconomists1700-1986十名澳大利亚学者和全球华裔学者。近年来，他又提出一种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的均衡经济分析方法。杨小凯华人经济学家有两个开创了理论体系，一个是张培刚，另一个就是杨小凯。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湖南人，1948年出生于吉林敦化，学名杨曦光。一九六八年撰写了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引起轰动，并因此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在狱中拜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学英语、数学、机械等，揣摩《资本论》，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纳什讨价还价模型等等，一九七八年出狱，先当工人，1980年直接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1982年到武汉大学任教，给研究生上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一九八三年经邹至庄教授推荐，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读书，一九八八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获澳大利亚莫纳什（Ｍｏｎａｓｈ）大学经济系教授，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四年时间！在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师要评讲师必须在国际排名前50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至少2篇论文，高级讲师要5篇，而副教授要10篇，教授则必须在本研究领域内能在国际上排进前5名。因此，直到目前为止，该系只有2位教授（另一位是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界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像杨小凯，坐了10年牢，出来后还有今天的成就，我们是想不到的。你说杨怎么跟我比？我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他却在坐牢，假如他有我这样的机会，我一定赢不过他。”张五常在悼念文章中说，“他的长处也有二。其一是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份的中国学子；其二是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又说，“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财务理论奇才布莱克称此书为“天才著作”。他最近的新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杨小凯是真正大师级的人物，也是中国目前少见的思想家。他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又称“超边际经济学”（InframarginalEconomics）。按照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发的意蕴，“劳动分工”对实现递增报酬的推动作用和“市场竞争”对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然而，自1776年以来经济学发展了一百多年后，能同时处理“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