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为何选择中国共产党

历史为何选择中国共产党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积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一百年来的历史就是一本教科书，解读这本书的丰富内容和深刻意义，才能从中汲取前进的动力。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生。我们党从南湖的小小红船起航，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我党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不是偶然的，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地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下面，我围绕这个问题，与大家做个汇报交流。一、历史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道路才会越走越宽。毛主席在1941年所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解释道：“‘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特别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总书记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重要理论，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可以肯定地说，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际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1927年，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基于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思想。同时，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且及时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文章的相继发表，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革命采取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条道路，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党和中国革命建设中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而一旦背离这一思想路线，脱离实际，将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如1957年的反右倾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1966年开始的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它们都是因为脱离实际没有实事求是、错误估计形势而造成的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实事求是路线是党在长期探索中总结出来的，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我们才能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更好地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的发展。二、历史告诉我们，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利器。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让党的诞生之日就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那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属于一些党员、党组织的自发行为。1929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提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党的七大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中也明文规定“中国共产党应该应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简要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使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在党内确定起来。邓小平同志也曾经极为语重心长地说：“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不能丢。”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对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建党方法也是重视有加，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维护党的纯洁性、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万万不能丢。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从严治党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雷霆之势全面展开，以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英勇无畏的政治勇气、坚韧不拔的政治定力、超群出众的政治智慧，强化正风肃纪、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把利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常态化应用。党的历史上有很多次著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与博古、李德等人开展了面对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博古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不但不承认自己在组织上和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反而强调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国民党军事力量过于强大、苏区物质条件匮乏、各苏区军事力量配合不到位等客观因素造成的。周恩来在其所作的补充报告中认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在“反报告”中对博古在“总结报告”中推脱责任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央红军接连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博古、李德的独断专行和瞎指挥。随后，毛泽东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重大失误，对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专横作风进行了尖锐批评。这次会议终结了李德和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改组了党的领导机构，并改善了中央军委的领导方式。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这是我党在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应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利器的自救，挽救了党和国家的命运。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首次明确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党的组织坚强，党的做风过硬的锐利武器。党的历史证明，要保持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拿起这一有力武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进一步弘扬这一优良作风，确保我们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健康发展。三、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生动体现，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确立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这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血脉相连的必然要求。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把重视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思想认识转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逐步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加深了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认识，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成熟和完善起来。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就是建立在党的群众路线基础上，广泛发动群众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反复强调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传家宝，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心，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强调党的三大作风的核心就是向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做到“勤政廉政，永远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党要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无论何时，永远不能忘本。这些都极大的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保证党的各项工作取得成功。沂蒙山区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1941年到1942年，日寇对山东根据地进行了万人以上“扫荡”9次以上，千人以上“扫荡”70余次，正是在沂蒙人面遭受日寇铁蹄蹂躏的时刻，党和人民军队来到，用生命和鲜血去守护沂蒙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沂蒙老区实现了减租减息，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开办文化夜校，沂蒙人民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翻身，生动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坚定了人民义无反顾跟党走的决心，沂蒙人民死而不悔的爱党爱军，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左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在这片热土，涌现出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抚养革命后代的沂蒙母亲，不顾生死抢救解放军展示的沂蒙红嫂等一群无私奉献的伟大人民。充分体现了党以自己的真心实意感召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与党和军队深情支持，党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鱼水情。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的根基在于人民，党的血脉在于人民，党的力量在于人民，党的成败在于人民。我党之所以能够由弱到强，战胜各种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一直坚持走群众路线。四、历史告诉我们，把握民主集中制的中国之治优势。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一大至四大党章都没有正式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就已经在这一时期的党章中有所体现，如：一大党纲规定2／3以上代表通过修正案，可以对此纲领修改，以及三大、四大党章中的“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等等。到五大，党章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即“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从此，民主集中制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坚持、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的要求，民主集中制进入全面强化和落实的阶段。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在中国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产生了极大威胁，是对“中国之制”优势及其治理体系效能的一次大检验。对突发而严重的疫情，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中国之制”优势，“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效地调配资源，有力地执行决策，避免了疫情防控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确保了疫情防控形成强大合力。对比“西方之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反观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所谓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下，疫情难以得到有效遏制，不断扩散蔓延。而大多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医院、企业都是属于资本家的，资本家是以营利为目的，不可能接受国家和政府的统一调配，更不能为全国人民承担疫情治疗费用。我们党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积极探索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形成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委员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员权利保障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体系。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伦理基础上，建全和完善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五、历史告诉我们，严明党的纪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在党组织和党员思想方面逐步树立纪律观念，用党的纪律规范约束自己的行动。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党的二大上诞生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这部党章共6章29条，其中专门把纪律单独作为第四章并用9个条文进行了规定，使党组织和党员遵守政治纪律首次有了明确要求。1927年10月，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制定了人民军队的基本纪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改革开放后，我党制定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并对严明党的记录做出一些列重要论述，习近平在浙江省主政时期就强调：“党的记录是当赖以建立、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保证”。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亦即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一次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严明党的纪律”。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多种场合、多次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要严明党的纪律。应该说，这不仅包含了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集中反映了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思考。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铁的纪律是党和红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素，尽管长征时期生存条件异常艰苦，但党和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关规定，所经之处，纪律严明，秩序井然，消除了群众的恐惧，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中央红军在云南马龙地区作战时，由于战事紧张，周恩来同志忙的一整天都没吃上饭，警卫员看在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