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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与修养学生自己应当有意识地在“气质”和“修养”方面要求自己，培养自己。例如不要过分追求“时尚”和“流行”的文化，王尔德说过：“Fashionisreallyugly,sothatitmustchangeeverytowmonths.”，不沉迷于网络游戏和聊天，不要迎合低俗的审美趣味，不要过分看重物质和金钱，在气质上追求雅气、英气、才气、大气和正气，尤其是正气。要多读书，要多游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大力宣传和发扬清华的人文传统。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近年来倒是常提，但要知道这是来自于梁启超1914年在清华以《君子》为题的讲演，他引用了《易经》中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917年他再次来清华讲演，讲了为人、做事和修学三方面问题。后来他成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个导师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在学术界脍炙人口，“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应该作为清华人治学的传统。陈寅恪来清华的传奇表现了举荐者梁启超的慧眼识人和自谦，也表现出清华录用人才的不拘一格，而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中提到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更应是清华学人的人格追求。“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再有教师的为人师表。教师的为人师表当然首先是道德和工作，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还必须显示出你的人文、艺术、科学修养和人格魅力。今天我们很多教师，他确实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是出色的专家，但是一出他的专业范畴，没有了像解放前清华、北大那些名师们的大师风采。我们现在各专业隔开，教师之间缺乏交往,甚至业余的社交活动也几乎没有，上班见面，下班各自回家。想当年在梁思成先生家里，每天下午四点钟，不同系的许多教授到他家里去，林徽因躺在病床上，大家一起聊，有艺术的、有哲学的，有学术的、有政论的。老清华教师的友情也是感人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费正清夫妇数十年的友情，金岳霖与梁林的友情和他对林徽因的柏拉图式的情感让人感动，让人崇敬。所以，说到为人师表，今天都在想这个教师工作是否勤奋、有什么成果，我觉得不够。大学老师要以人格魅力、学术修养和精神风度，给学生启发、熏陶和感染。中国现代建筑的中国表达秦佑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无需表达的表达”建筑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社会和时代的烙印。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建筑，哪怕是刻意求洋的“欧陆经典”、“美国原版”，都脱不了“中国味”。中国现代建筑的中国表达实质是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而问题是：是否需要表达？如何来表达？是摆脱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还是需要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才能使中国现代建筑立于世界之林？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特色和地域性，从外部人看是“可识别性”问题，即该国家、该城市与别的国家、别的城市不同而被“识别”；而对该国家、该城市内部的人来说是“可认同性”问题。瑞士伯尔尼意大利佛罗伦萨“可认同性”是指，城市内部的人对该城市的地理地貌、山川形胜、季节气候等自然环境与因素，对该城市的文化传统、历史风貌、城市肌理、建筑形态等人文环境与因素，对该城市的生活习惯、民风民俗、邻里关系等社会环境与因素有没有“认同感”。传统城市正因为有很强的“内部认同性”，从而具有“外部可识别性”，有很强的城市特色和地域特征。到20年代中期，一方面五四前后的思想启蒙运动（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的召唤）转向民族救亡运动，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的知识精英看到了西方世界也非理想榜样，这就促使了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在此背景下，政府和公共建筑开始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典型的是1925年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和1927年美国建筑师Moller设计的北京图书馆，而且有意思的是两者都是通过国际设计竞赛中选的。北京图书馆国际设计竞赛1927，美国建筑师V.LethMoller南京中山陵国际设计竞赛1925，吕彦直但是，普遍的变化出现在北伐战争以后国民党统一中国的1928～1937这十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觊觎，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感，加之蒋介石本人对孔孟之道的推崇，“中国本位”、“民族本位”、“中国固有之形式”成为一时的口号。1929年“首都计划：“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许多重要的政府和公共建筑普遍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如上海市政府大楼（1933董大酉）、武汉大学（1933开尔斯）、南京国民党党史馆（1935杨廷宝）、南京中央博物院（1936徐敬直）等。这一时期的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虽然和教会大学、教会医院建筑的中国式形式上相同，但背景和出发点却很不相同，不宜混为一谈。1929年10月征集上海市政府设计图案时提出：“建筑式样为一国文化精神所寄，故各国建筑，皆有表示其国民性之特点。近来中国建筑，侵有欧美之趋势，应力加校正，以尽提倡本国文化之责任。市政府建筑采用中国格式，足示市民以矜式。”上海市政府大楼1933董大酉在这一时期，还有两件事需要提到：一是一批在海外学习建筑的中国留学生先后回国，并在建筑教育和建筑设计领域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同时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传统建筑；二是中国建筑传统性和民族性的表达在主要采用“大屋顶”形式之外，发展出另一种方式：建筑的形制是西洋的，而装饰图案和建筑细部是中国传统的和民族的。如梁思成先生1929年设计的吉林大学校舍和北京仁立地毯行（1932），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北京交通银行（1931），还有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1934赵深、童寯），南京国民大会堂（1936奚福泉）上海中国银行（1936陆谦受）等。1924~1927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学习梁思成(1901~1972)西洋建筑的形制，中国传统建筑的细部和装饰吉林大学（1929设计）仁立地毯行（1932，北京）1921~1925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学习杨廷宝(1901~1982)交通银行1931，北平正因为这条民族形式之路的兴起和发展有着中国人希冀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心结，所以在抗战胜利后继续不断，以至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方面在国民党退缩而占的台湾继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陆以“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发展，尽管在1955年受苏共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期复古主义建筑的影响，在中国也掀起了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复古主义”“大屋顶”的运动，但时间不长，随着中苏两党分歧的扩大，这一运动不了了之，1958年设计1959年建成的国庆工程中，民族形式又被唤起。三十年代：“中国本位”“民族本位”“中国固有之形式”五十年代：“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大屋顶”1954195319331936中国固有形式在台湾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1911年的政权更迭（满清变更为中华民国），并没有引起建筑风格上的剧变，1900年后政府和公用建筑采用西洋风格的倾向一直延伸到1927年；1949年的政权更迭（中华民国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终止三十年代在民族主义背景下产生的“大屋顶”、“民族形式”。两次政权更迭在政治上讲，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都未引起建筑风格的剧变。1974北京饭店新楼（现代高层建筑的型制，中国传统和民族风格的局部装饰：琉璃檐口，门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中国现代建筑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故然有其政治的背景，但建筑师出于民族情感是自愿地进行探索，且都具有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解和传统文化的修养。所以，设计的作品形式地道，比例尺度把握较好，品味也较高。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采取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大批判”，但“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依然透着民族主义的情绪。这时期出现了一股盛行的风气：形象比附和概念附会。正面当然是指“革命象征”，反面的则是被揭露为“含沙射影”，多少人因此而被批斗。在这股风下，以至出现要把西红柿改名为“永红柿”的荒谬。建筑设计也出现“双塔七层寓意纪念二七”；头顶火炬（西洋式的，而非中国火把）象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因为风向难定，火焰只好冲天；至于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三面红旗”，虽然也是此风的背景，但形象与比例尺度的把握较好。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了“革命的比附和象征”成都拆除老皇城，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数字隐喻4个柱体分3段：三忠于、四无限10根柱子9开间：九大、“红十条”23步台阶：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台阶总高8.1米：“八一”南昌起义毛主席像高12.26米：毛的生日12月26日底座高7.1米：党的生日7月1日1977毛主席纪念堂——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西洋古典的型制，中国传统和民族风格的装饰与细部）国家图书馆（大屋顶已摆脱了宫殿式，吸收了民居的特点，进行简化）80年代初，当中国打开封闭了30年的大门，发现已错过了发展现代主义建筑的时机，现代主义已被宣布“死亡”，中国建筑师面对的已是Post－Modern，后现代了！现代主义建筑历史阶段的缺失对中国建筑和建筑教育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个论题，我在许多场合谈过，不在这里展开）80年代一些建筑师企图摆脱直接搬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主要是屋顶的形式），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借用“符号”、“变形”的设计手法，以“文脉”（context）的理念，尝试中国传统的后现代表达，其中不乏较好的作品。最突出的是贝聿铭先生在香山饭店设计中对中国传统性民族性表达的尝试。方塔园（1982），冯纪忠闾山公园大门但20世纪中国建筑的发展缺少“现代主义”这一历史阶段，作为对“现代主义”批判的“后现代”，在中国也就失去了批判的依据，而更多的是在中国产生了负面影响：建筑设计中理性的丧失、创作思想和批评准则的混乱、形式主义和拼贴手法的充斥、格调低下建筑的泛滥……。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北京在“夺回古都风貌”口号下出现的“夺风”建筑，高楼顶上加上小亭子，不伦不类，故然有“长官意志”在内，但其“理论依据”借助于“文脉”（一个对context不准确的中国式翻译）。需要指出的，这些“夺风”建筑和1955年批判的“复古主义”“大屋顶”建筑不能等同看待。开始于20年代末，延续到50年代末的“大屋顶”建筑是设计者怀着民族情感自愿设计的；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的“夺风”建筑，建筑师是不愿意设计成这样的，他们对中国传统建筑和传统文化的功底比老一代人也差多了。所以这些建筑大多无美观可言。随着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倒台，“夺风”建筑再无人问津，但“欧风”建筑却乘着90年代中兴起的房地产大潮席卷了全国。但是，在90年代中期后，伴随着“文化热”，风水、籤语、吉兆、口彩被当成传统文化，为上至部分政府领导、社会精英下到普通民众普遍地信奉，在这种理性丧失的背景下，加之设计招投标的普遍和设计市场竞争的加剧，文化革命中产生的“形象比附”和“概念附会”，更改了“革命”的词语，换上了“文化”的包装，在设计方案的说明和评标会上的介绍中滔滔不绝：什么“天人合一”、“天圆地方”、“阴阳和合”、“大鹏展翅”，什么“龙”、“凤”、“蝴蝶”、“玉兰花”……。以至于外国建筑师进入中国也不能免俗。而一些格调低下的市俗和媚俗建筑甚至赤裸裸宣扬铜臭的恶俗建筑也粉墨登场，却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按领导要求的“地球仪”“白猫黑猫”的南昌八一大桥桥头堡低俗媚俗庸俗恶俗这股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泊的沉渣泛起和世风低俗、金钱与权力泛滥为背景的，不从建筑学的基本原理和形式规则出发，致力于“形象比附”和“概念附会”的歪风，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建筑的品味，损害了中国建筑设计的健康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认识无用讳言，现代日本产生了一些世界级的建筑师，在他们的设计作品中又渗透着日本精神。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日本的传统文化比较“纯粹”（也许从旁观者来看，其主导和上层文化），且没有因现代化过程而中断（这个过程中没有发生革命）。而且日本传统文化较为强调精神性：菊与刀，禅宗思想、茶道、花道……简约、抽象，与现代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