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分析会发言材料集合(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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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分析会发言材料集合(5篇)【前言导读】由网友为您整理收编的“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分析会发言材料集合(5篇)”精选优质范文,供您参考学习,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下载支持吧!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分析会发言材料【第一篇】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分析会发言材料【第二篇】摘要纵观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从严治党的演进历程,大致经历了由强调思想建党到在思想建党基础上推进制度治党两种党建模式。思想建党是建党初期就形成的优良传统,长期以来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时代条件和客观环境的变化,制度治党日益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治党取得了重要进展。制度治党是一种刚性的约束,与柔性的思想建党相比,把从严治党推进了一大步。但制度治党也不是万能的,在缺少先进政党文化支撑的情况下,制度治党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此,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在继续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基础上,加强文化强党是未来党建模式发展的进一步创新与升级。如果说思想建党是从严治党的版,加上制度治党则是从严治党的版,再加上文化强党就是从严治党的版。关键词从严治党;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文化强党中图分类号D232;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6-0005-08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从严治党,但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严治党的模式和重心有所不同,管党治党的特点和效果也有所不同。从民主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前的思想建党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加重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推动了从严治党进一步深化和全面发展。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从严治党的模式和重心还将进一步创新和升级到思想建党加制度治党,再加文化强党,从而形成更为科学、更为有效地新型建党模式。一、思想建党是民主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前从思想教育层面管党治党的精神利器所谓思想建党,即通过党内政治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解决党内存在的某些错误思想认识问题的一种党建模式。在民主革命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一些党的制度建设,但思想建党则是其中的主要党建模式。这种党建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精神利器。从民主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先后开展了多次重要的思想建党活动,其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有古田会议、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建国初期的整党整风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为反抗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大大小小100多次武装起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但由于党和红军一直在农村的环境活动和发展,新的党员和士兵主要来自农民,这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农村中各种小资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陋习,严重影响党和红军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为了解决党和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上杭县古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认真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严肃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强调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人民军队的原则。大会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8个决议案,其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党的思想建党史上第一个重要文件。古田会议不仅及时克服了当时党和红军建设中面临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错误影响,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思想建党建军的重要原则,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并要求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古田会议的突出贡献是在党和红军长期处于落后的农村环境中解决了如何通过思想建党建军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问题。1941—1945年党中央在延安进行了一次全党整党整风运动,即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是在党长期遭受“左”倾教条主义严重影响的背景下进行的,其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用相对集中的时间,采取读书学习、对照检查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形式和步骤,既能够触及灵魂,但又不伤害感情,既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克服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最终达到了真正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目的。运用整风的形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成功创举,对后来党的自身建设和发展影响极为深远。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在野党一跃而为执政党,其政治地位、中心任务、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在给党的自身建设和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一些过去不曾有过的享乐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开始在党内滋长,一些过去不敢或不愿入党的投机者开始积极主动加入党内,甚至一些在战争年代没有倒在枪林弹雨中的党员干部却倒在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下。针对这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党中央及时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以“三反”“五反”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期间,通过学习《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定》《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等报告和文件,为搞好整党整风运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运动中还依法判处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天津市党政主要领导人刘青山、张子善死刑,在思想上给全党敲响了防腐拒变的警钟。这次整党整风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通过思想建党继续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成功实践,显著改进了党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防腐拒变的能力,有效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从建党初期到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建设,遇到各种矛盾和问题,着力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有力地推进了党的建设发展。第一,解决了当时党内突出问题。每一次思想建党活动都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而进行的。以延安整风运动为例,整风前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风气极为浓厚,整风运动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通过回顾和总结党的历史,批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把全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明确指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出来,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第二,提高了党员干部理论素质。历次思想建党活动都十分重视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全党,学习是思想建党活动的一个关键环节。学习的内容、材料一般由党中央统一规定,重点学习党的有关文件、指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著作。学习的过程中要求党员、干部都做笔记、写体会、参加小组讨论,并特别强调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个人思想认识上和工作作风上存在的问题。通过整党整风等思想建党活动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亲历过延安整党整风的杨尚昆回忆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第三,密切了党群和干群关系。在各种思想建党的方式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群和干群矛盾、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有效方式。毛泽东曾经指出:“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矛盾的一种方法。”以1947—1948年的土改整党运动为例,整党运动之前党内干部作风上存在着不尊重群众、不相信群众等不良现象。针对这些问题这次整党采用党员与党外群众结合开会的整党方法,在整党过程中邀请党外群众参加党的支部会议,揭露和批评党员、干部的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过去支部的工作、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出处理意见、解决办法。这样促进了党群干群更好地融合,使党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毛泽东对这次土改整党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土地改革和整党的伟大的群众斗争中,教育了和产生了成万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他们是联系群众的,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可宝贵的财富。”但从1957年的整党整风运动开始直至“文化大革命”,党的思想建党活动逐渐演变成频繁的政治运动整党,虽然其中有些政治运动整党(如60年代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过当时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毋庸讳言,这些政治运动整党除了内容上的错误外,就其方式方法来说也因其突击性、激进性等特点而存在明显的弊端。频繁的政治运动整党不仅干扰了党的中心工作,也严重冲击正常的思想建党活动,给党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了深刻教训。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仅仅靠强调思想建党已不足以应对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各种新情况与新挑战,党的建设必须与时俱进。二、制度治党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从权力制约监督层面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长效机制过去党的建设历史表明,思想建党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思想建党也必须与时俱进。为适应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思想建党基础上开始重视推进制度治党的党建新思路,“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即制度治党。所谓制度治党,就是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发挥制度的功能,通过权力制约监督制度机制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治理党内存在的问题。制度治党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从严治党的突出特点,也是从根本上加强党的建设的长效机制。在经历了频繁的政治运动整党冲击后,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都越来越重视制度治党的探索。相对于过去的政治运动整党方式来说,制度治党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作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深刻总结过去的党建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此,他认为,从严治党“制度是决定因素”,针对党建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提出必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改革问题。根据邓小平这一思想,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强调党的自身建设要“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为此,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先后对党章做了重要修改,并制定了与党章配套的若干重要党内法规,如:1980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4年颁布的《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等,党章的重新修订和党内一些重要法规的出台,为应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制度治党的思想,提出:“完善各个方面的制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并进一步强调:“从严治党,关键在于建立起一整套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机制,使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干部实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及时发现矛盾,解决问题,使党的肌体始终保持健康。”针对改革开放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滋生的严重的权力腐败现象,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制定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关于建立干部监督工作督查员制度的办法(试行)》《关于加强组织部门干部监督工作若干意见(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重要法规,促进了党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发展。进入新世纪,胡锦涛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制度治党的思想,深刻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坚持重点突出、整体推进、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为了进一步推动党的制度建设,胡锦涛主持的党中央先后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制定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等,这些重要文件的制定和出台从制度层面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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