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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从业，快乐人生随我行腐败是一个世界通病，也是一个世界顽症，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应该说，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特别是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发展阶段，无不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纯洁党的肌体、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党郑重地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要在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面前打败仗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郑重提出，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郑重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把提高拒腐反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作为党必须解决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之一进入新世纪，我们党又郑重提出，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反腐倡廉建设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这是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所谓腐败，从本质上讲就是权力的异化，就是公共权力没有按照其正常功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或者说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没有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从而违背权力主体—也就是人民意志的行为。当前，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腐败”，一般都是狭义上来理解的，主要指滥用权力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称之为“腐败行为”，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利用公共权力，二是为个人或他人谋取私利。简言之，种种以权谋私行为即是腐败行为。如果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如贪污、贪赃枉法、徇私枉法、利用职权吃拿卡要等，我们可称之为腐败现象。如果不符合这两个条件，如挥金如土的奢靡之风、赌博、吸毒等，只要是与权力无关的行为，我们可称之为消极现象或丑恶现象。由于消极丑恶现象往往需要权力的保护才得以发展蔓延，消极现象和腐败现象往往都交织在一起，是一对孪生姐妹。因此，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从源头上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切实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违背权力主体意志的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力无为。即公共权力功能萎缩，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不作为”，在需要公共权力发挥应有作用时反而不发挥作用，导致社会发生功能性障碍，从而损害社会的正常运转。如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等一些权力无为现象，就会导致社会运转的失衡和各种资源的浪费。另一类是权力滥用。即利用公共权力来为个人、家族或小团体谋取利益，从而损害社会正常运行的规则。如贪污、受贿等权力滥用现象，就会导致社会价值观念混乱、社会风气败坏。从近年来的腐败犯罪案件来看，主要集中在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三类案件上。这三类案件占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95%左右，且涉案数额呈上升趋势。陕西省建行某支行行长周利民、刘怡冰贪污案，涉案金额高达2亿元。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原财务部部长陈利民，从8月至7月案发，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5367万元、贪污公款1200多万元、挪用公款11．9亿元。今年中央纪委查处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康日新，中纪委委员，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省纪委相继查处了吉粮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刘宪鲁，长春建工集团董事长谭历，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院长石成军，通化市法院副院长毛少夫等等。查处的人员少则几百万几千万多则上亿，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一是经济类案件金额越来越大当前的腐败犯罪在很大数量上不再仅限于孤立的个人行为，多人贪污、受贿的案件是目前腐败犯罪的又一个鲜明的特点。有的违纪违法人员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的部门或单位主要领导以权谋私，上行下效，不仅败坏了党风，而且毁掉了一批干部。有的大案涉案人员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陕西省的“宝马彩票案”，杨永明为了取得彩票承销权向多人行贿，仅起诉到法院的大案就有6件。二是腐败呈现出团伙性特点从实际情况看，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主要集中在金融、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建设工程、产权交易、大宗物资采购、保险等行业领域，以及一些涉及行政审批、资金安排、监督管理、人事任用等关键岗位。其中，随着国内基本建设的快速发展，大项目大工程随之增多，而工程建设中腐败犯罪发案非常高，以至于有了“大楼盖起来，官员倒下去”的形象说法和大大小小的“豆腐渣工程”。腐败犯罪还延伸到了文体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部门。四川全省医疗卫生系统在专项治理商业贿赂活动中，有36所医院院长、副院长在内的128人被依法查处，其中仅自贡市第一医院涉案金额就达500多万元。三是腐败犯罪既在某些行业领域多发易发，又向一些社会部门和领域渗透据统计，厅局级和县处级干部腐败犯罪的人数持续上升。此外，腐败犯罪主体的年龄趋于年轻化。有的年轻干部年龄小、胆子大，做起事来不计后果。河南省周口农业银行会计宋建贪污240万，挪用公款60万，被判处无期徒刑，犯罪时不满29岁。河北省原国税局局长李真，走到正厅级岗位时才32岁，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索取、收受他人人民币814万元；伙同他人，侵吞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办公款、中兴电子公司和尼瓦利斯有限公司股份，共计折合人民币2967万元，被执行死刑时才41岁。（1962年出生，被死刑。）四是涉案的党政主要领导及厅局级、县处级人数增多，干部年龄趋于年轻化据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这6年查处的省部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谋取非法利益的占案件总数的36%，这些案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处分的16名省部级干部中，其腐败案情与配偶子女相关的有10人，约占三分之二。这些领导干部的“身边人”利用其特殊的身份，通过为他人批条子、揽项目、提官职等，从中大肆收受钱财，败露后往往还转移赃款，隐瞒真相，为腐败分子推卸责任。五是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等身边人串通进行腐败活动相当突出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收受贿赂，不仅败坏社会风气，而且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原廉江市政协副主席黄兆峦遇刺身亡案，当地有关部门曾认定，黄兆峦遇刺身亡是因为收受了被告人陈军2万元贿赂金，迟迟未给其办妥妻子调动手续而招致杀身之祸。陈军纠集社会闲散人员阮驭铭、李忠言、陈丕星实施报复，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被告人陈军、阮驭铭、李忠言、陈丕星等四名被告死刑、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是腐败问题衍生一系列社会暴力问题近年来，全国共查处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50余人，其中国家级3人，正省部级9人，副省部级40余人，体现了我党坚决惩治的腐败的决定和信心。2015年8月1日，吉林省副省长谷春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8月18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8月29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邓崎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10月7日，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11月2日，东风汽车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朱福寿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11月4日，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司献民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11月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白雪山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11月10日，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11月11日，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11月1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赣州市原公路局局长李国蔚的藏钱术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他将内装280万元的一个密码箱埋到了住在山区农村他三哥房屋旁的垃圾堆下，而将剩余的数百元藏到了改装后的煤气罐里，令人惊奇的是，这个用于藏钱的煤气罐竟然还能正常使用。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受贿400万元。为不让办案人员找到罪证，将家中的钱财一部分转移到他在北京的妻妹处，一部分现金和存折转移到妻子在徐州的老家，这些钱有的经层层塑料纸包装后藏在树洞内、灰堆内、稻田里、屋顶的瓦下，有的则藏在粪坑中，真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机。贵州省长顺县原政协副主席、县发展计划局局长胡方瑜，将巨额存单藏于特制的皮带内，结果连同裤子被盗，小偷扔掉致东窗事发。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一些干部抵御不住各种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蚀，滋长了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错误思想，导致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腐败问题的发生。一是廉洁自律意识不强，是腐败犯罪的根源。一些干部并没有很好吸取和之前发生的多起腐败案件的深刻教训，仍我行我素。常会听到人们抱怨，现在办事太难了，到某某部门去审批，办事人员不一次性告知审批需要哪些证件、填哪些表格、表格内都是什么内容，去一次告诉你缺这，再去一次告诉缺那，而且态度还不好。等到送去两条烟、500元钱，办事人员态度也好了，告诉你的也细了。可是想过没有，两条烟、500元钱让你丢掉了人格尊严，也败坏了风气，如果常此以往，一旦受到举报，就可能因此丢掉饭碗。人的思想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要因善小而不为，因恶小而为之，当小恶集成大错时，就悔之晚矣了。无论是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还是舆论监督，作用都发挥得不到位。上级不易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群众不能监督，体制不利监督的现象比较普遍。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有的领导干部就容易把权力当成个人搞腐败的工具。腐败犯罪大都是明知故犯，其中侥幸心理起着决定性作用。再加上有的单位对一些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查处不严，甚至存在地方保护和行业部门保护，使得少数腐败分子敢于以身试法。二是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够完善。有个个体老板与一起吃饭的朋友说，让某单位的领导20分钟到场信不信，结果一个电话，没用20分钟这位领导就到了。是朋友哥们纯正的感情？还是另有其他因素在里面？商人永远是以利益为第一目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段名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作为领导干部，商人看中的是你手中的权力，你一旦陷入其中，人家就占据了两方面优势：一是获得了超过投入几倍或几十倍的收益；二是牵着你的鼻子走，如果再找你开绿灯而你不办，一旦举报你，你损失的或许将是倾家荡产或是政治前途；如果你一次次开绿灯，你的罪恶就越来越重，因天下没有永远不透风的墙，早晚有一天会案发败露，等待你的仍然是牢狱之灾。吏制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有些地方和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虽然是按程序和《干部选任条例》去办，但运行过程中仍存在着初始提名不公开，推荐范围小、考察范围不宽、选拔不准、任用不当的现象，“关系网”、“人情风”、“走后门”、“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仍然影响着选拔任用干部工作的正常进行。不仅为那些跑官要官、买官者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也为派生其他腐败提供了条件。试想一下，那些靠钱买官位的人，官位一弄到手，能不拼命去“捞回本钱”吗?如此下去，肯定是恶性循环。三是选人用人机制不够完善。胡长清在他的问题基本问题查清后还要求保留党籍，说什么“在党内重新接受改造”。当过大庆市市长、大庆石油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市人大主任的钱某被20万元受贿的钱弹击倒，可开除党籍时，这位有着35年党龄的领导干部竟提出了让人哭笑不得的要求：他说“我接受不了自己不是共产党员这个事实，能不能不开除我的党籍，哪怕多给我留党察看几年也行啊！”留党察看的时间只能是一年或两年，他连这点都搞不清楚。领导干部不懂党纪国法应该说还相当普遍，这也是党纪条规落实不到位的一个主要原因。有的领导干部讲“现在的规定太多，记不住”，以此作为不遵守党纪国法的理由，这对于一名领导干部来讲，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四是法纪意识淡漠。一是在重要领导岗位，作出重大贡献时，要克服自满心理。认为自己什么都行了，可以为所欲为了，违纪都不是问题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