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维：拓展个案法

第1页共27页1布洛维：拓展个案法迈克•布洛维著吕鹏译*作者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译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本文原发表于SociologicalTheory16:1March1998。译文见布洛维，《公共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论文摘要：在这篇文章中，我对“拓展个案法”做了一番详细的阐述和整理。所谓拓展个案法，就是一种通过参与观察，将日常生活置于其超地方和历史性情境中的研究方法。它模仿了“科学的反思性模式”，将科学家和研究对象的互为主体性作为前提假设，并使得干预、过程、结构化和理论重构之间相互协调。实证科学是反思性科学的孪生兄弟，它排斥“刺激反应”，赞同可靠性、可重复性和代表性，以调查研究为榜样，并将科学家和他们调查的对象区别开来作为工作的原则。实证科学受到“情境效应”（访谈、回应、场所以及情景效应）的限制，而反思性科学则受到“权力效应”（支配、保密、客体化以及标准化）的限制。通过通盘考虑两种科学模式的含意而不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种，本文认为两者都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我用后殖民主义的一项研究来贯穿全文，以说明拓展个案法的长处和缺陷。方法论只能够带给我们关于手段的反思性理解，而通过将手段提升到明确意识的层次，它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于是，与解剖学知识不是“正确”步态的前提一样，方法论不再是丰富的知识性工作的前提。——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确，就算知道了解剖学知识，通常也不能保证“正确”的走路姿势。但是当脚下的大地一直在摇晃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支架。作为社会科学家，通过我们研究的这个世界中“我们的在场”、通过被吸收进我们观察的这个社会、通过与那些我们使之成为“他者”的事物生活在一起，我们失去了平衡。超越个人牵涉（involvement）是广泛的民族志困境：我们生产的理论、概念和事实，却破坏了自己试图去理解的那个社会的稳定。所以，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可以使我们保持站立的方法论，因为我们操纵着一个即使当我们试图去详细考察时，也在移动和改变的知识领域。和别的不利条件一样，民族志的情况可以用下列方法中的一种来解决：限制它，或者把它转为有利条件。在第一种策略中，我们将自己的尴尬处境最小化，手段则包括：避免被牵涉进我们所研究的世界、把我们自己从研究对象中隔离出来、从外部观察它们、通过中间人来询问它们等。这样，通过遵守一系列能够保证距离的数据采集手段，我们仍然站稳了脚跟。这就是实证的进路。它最好的例子就是调查研究（surveyresearch），后者的每一项努力都是去中止我们对自己所研究的世界的参与：我们要试图避免影响我们所研究的环境，使数据的收集标准化，对外部的情况进行归类，并确保我们的样本富有代表性。在另一种策略中，我们使自己对所研究的世界的参与成为主题。通过把自己固定在引导第2页共27页2我们参与对话的理论当中，我们站稳了脚。卡尔•波兰尼就曾详细阐述过这一思想（Polanyi，1958）：他反对实证主义的客观性，后者建立在对理论的“合理性”，亦即我们理解世界的认知地图，表示支持的“显示数据”（sensedata）的基础之上。这种“栖居”的理论（‘dwellingin’theory）就是我所说的科学的反思模式（reflexivemodeofscience）的基础，这种反思模式将“斗争”（engagement）而不是“超然”（detachment）看作是获取知识的途径。以我们所研究的世界中“我们的参与”为前提，反思性科学利用多种多样的对话以接近对经验现象的解释：它从参与者和观察者之间一个虚拟的或真实的对话开始，再把这个对话嵌入到地方过程和外部力量之间的第二个对话内部，而第二个对话只能够通过不断扩大的、理论与其自身的第三个对话才能够理解。用来测量客观性的标准，并不是那些确保对世界进行精确测绘的步骤，而是知识的增长，亦即通过对理论富有想象和谨慎的重建，以容纳那些不符常规的事物。拓展个案法（theextendedcasemethod）将反思性科学应用到民族志当中，目的是从“特殊”中抽取出“一般”、从“微观”移动到“宏观”，并将“现在”和“过去”连接起来以预测“未来”——所有的这一切都依赖于事先存在的理论。在我自己对拓展个案法的应用中，我就曾利用自己在赞比亚铜矿工业中做人事顾问的经历，来详细阐述法农（Fanon）关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当我在南芝加哥的工厂做操作工的时候，我试图将葛兰西关于霸权的理论运用到我的经历当中，以暴露“甘愿”的根基；通过联系塞勒尼（Szelényi）关于阶级结构和科尔奈（Kornai）关于短缺经济的理论，在匈牙利各种工厂——香槟、汽车和钢铁——劳动的基础上，我曾经探讨过社会主义情况下工作组织和阶级形成的性质。最近，我已经从俄罗斯北部的一个小家具厂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商业和金融资本的观点，向外开展我的工作，来发展从社会主义转轨到资本主义的理论。我如何才能够使这些穿越了时间和空间、从个别到一般，从尘世到二十世纪晚期广泛历史议题的丰富的跨越性话题获得合法性呢？这就是推动这篇文章的问题意识所在。虽然对民族志研究来说，更常见的做法是将自己限定在所研究的日常世界的“容积”之内，但是我并不是唯一从田野中“拓展出去”的人。实际上，这是社会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的标志之一，是他们首先创造了“拓展个案法”这一术语（Garbett，1970；Gluckman，1958，1961a，1961b，1964；VanVelsen，1960，1964，1967；Mitchell，1956，1983；Epstein，1958）。与从提供信息者那里收集关于“土著们”“应该去做什么”的素材不同，他们在自己的笔记中开始记载“土著们”实际上在做什么的说明，以及在不同地点和时间内发生的真实事件、斗争和戏剧性场面。他们把标准规定和日常实践之间的不一致带了进来，这些不一致不仅使他们探寻到了殖民主义内部的矛盾，而且还有它的侵扰。他们开始把非洲人群体重新放回到更广泛的、世界历史性的情境当中。不仅是在非洲，在美国也有一个丰富但未成形的、隐约体现拓展个案法风格的学术传统。例如，社区民族志就并不总是拘泥于前人的足迹，而是把种族主义和劳动市场中更广泛的情境（Liebow，1967；Bourgois，1995）以及城市政权（Whyte，1943；Susser，1982；Haney，1996）融合进来；传统上隶属于“工厂社会学”（plantsociology）的车间民族志，也考虑到了诸如“种族”（race）和“族群”（ethnicity）（Lamphere，etal.1991）、公民身份（Thomas，1985）、市场（Smith，1990）以及地方政治（Blum，1991）等外部因素；关于社会运动的参与观察第3页共27页3研究将自己置于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Fantasia，1988；Jobnston，1994；Ray，1998）；学校民族志总是试图去解释教育如何受到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以及随后的权力类型的形塑，又同时反过来对后者造成影响（Willis，1977；MacLeod，1987）；家庭民族志发现它不可能忽视家计之外的因素的影响（Stacet，1990；Devault，1991；Hondagneu-Sotelo，1994），从而支持了多萝西•史密斯关于将活生生的体验放到其超地方性的决定因素中加以考察的女性主义指令（Smith，1987）①。拓展个案法的雏形在这些例子中和别的地方大量存在。因此，我所主张的是，通过把它提高到“明确意识的层次”，将“反思性理解”带回到拓展个案法中。但是，与韦伯相反，这不仅仅是一种以澄清为目的的活动，它对我们建构社会科学的方式有实际的影响。实际上，它会导致一种社会科学的替代性模式以及随后的替代性解释和阐释性实践。不过，社会科学家们对此只会勉强支持：有的人宁可争辩什么技术更合适，甚至完全忍耐科学的拒斥，也不去会去面对将对我们的方法论教条构成重创的两种科学模式共存的可能性。而我希望说明的是，反思性科学有它的好处：在既不放弃民族志也不放弃科学的情况下，它为探索广泛的历史类型和宏观结构提供了条件。所谓民族志，我指的是站在参与观察的立场上书写这个世界；所谓科学，我指的是对经验现象的证伪的和一般化的解释。为了推进我的主张，有必要做出如下的区分：（1）研究方法（researchmethod），在这里包括调查研究和拓展个案法；（2）经验调查的技术（techniques），在这里包括访谈/访问和参与观察，研究方法正是对最适合的技术的应用；（3）科学模式（scientificmodel），是它安排了生产科学的前提和原则。在详细阐述拓展个案法不同维度的过程中，我希望改进它的技巧、将它合法化为科学（尽管是一种反思性科学），并且指出我们研究世界之方法的更广泛的含意。我以1968至1972年间，自己在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赞比亚所做的研究为例，来阐明和解释拓展个案法。之所以在我所有的研究中选中这一个，是因为它最为有效地同时阐明了拓展个案法的长处和缺陷。首先，长处在于：拓展个案法能够深挖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白人和黑人、中心和边缘、资本和劳动的政治二元对立，以发现多种多样的过程、利益和身份。与此同时，后殖民地的情境为重新凝结这些在地方、全国和全球环节周围激增的差别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其次，缺陷是：拓展个案法遭遇的正是它所展现的力量。正如“殖民地”研究的新领域所清楚显示的那样，殖民地不仅是异族新奇事物的场所，而且是权力新策略的实验场所，它们在殖民地溜了一圈之后，再输回到各宗主国（Stoler，1995；Mitchell，1988）。支配发生的形式既赤裸又夸张，明显地使社会学家们，尤其是人类学家们牵涉其中，用未被详细阐明的方式渲染他们的观点（CliffordandMarcus，1986；Asad，1973）。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权力政体使内在于拓展个案法的各种缺陷陷入混乱状态。因此，这篇文章的构成如下。我从我关于赞比亚殖民工业研究的叙事（Burawoy，1972a，①史密斯的“女性社会学”戳穿了抽象的、去情境化的、普救论的社会学的假面具，将其视为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并将具体的活生生的女性体验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女性掌握的日常生活的微观结构成了由男性控制的宏观结构的基础和隐藏的前提。这看上去像是拓展个案法，但是与史密斯把它的合法性建立在“女性立场”上不同，我把它建立在另一种科学概念的基础上。在这方面，我更接近于桑德拉•；哈丁（Harding，1986，1990），她研究的是由男性支配的科学和对科学的后现代消解之间的地带。她并不是要向属于男性的科学投降，而是呼唤一种继承性的科学。第4页共27页41972b，1974）开始，以突显出反思性研究中的社会性嵌入（socialembeddedness）。然后，我将展示我的研究如何逐一违背了实证科学的四项原则。如果只有这一种科学模式，那么我将不得不要么放弃拓展个案法，要么放弃科学。然而，不是只有拓展个案法违背了实证原则。我要展示的是，调查研究这种代表性的实证方法也违反了它自己的各项原则，因为不可避免的“情境效应”（contexteffect）阻碍了访问员与回应者之间不可分解的联系，以及访问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场域中的嵌入性。我们可以要么生活在实证原则和实践的裂缝中，始终努力着去将其缝合；要么发展出一种替代性的科学模式，将情境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使我们研究的这个世界中“我们的在场”（ourpresence）成为主题。这个替代者就是科学的“反思性”模式，当它被应用到参与观察的技术中时，就产生出了拓展个案法。不过，为了同时挽救科学和扩展个案方法，我并不打算消除它们之间的裂缝。使情境（context）和对话（dialogue）成为替代性科学的基础，将不可避免地把明显的“权力效应”（powereffect）带了进来，这样就会把拓展个案法与反思性科学的原则割裂开来。后现代主义就在突显这些权力效应上做了不少事情，但是，与其说这是在设法应付一门不充分的科学，不如说它把科学也给排斥掉了。我发现自己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边界上工作，从没有逾越那些